中国武汉肺炎疫情席捲全球，北京当局在各地实施「封城」、延后企业开工日，不只疫情方面，经济层面也受到不小影响。独立经济学家谢国忠（Andy Xie）今指出，该病毒危机曝露了「中国模式」的弊端，即中央过度集权，地方官员不敢轻举妄动，拖累了防疫工作的速度。
谢国忠今于《南华早报》撰文指出，中国现在实际上处于封锁状态，从大城市到小村庄，皆面临不同程度的隔离，关于疫情持续至何时的资讯鲜少，但有件事是可以确定的，即中共政府愿意保持封锁状态，直到疫情得到控制。
谢国忠指出，这显示了强大的「中国模式」、政府权力至上，能够在每个城市村庄实施隔离政策，这样的政治制度使其能放下一切，仅专注于1件事，就算是经济也可以退居次要位置。假设封锁持续4周，中国的经济损失恐达GDP的2%，随着危机持续时间更长，损失将等比例增加。
尽管压倒性的政府权力，使其在处理国家危机上具有优势，中国仍无法有效做好「防疫工作」。谢国忠指出，自12月武汉新型病毒爆出，后续的情况发展宛如2003年的SARS，好像17年来都没有改变，显示中国模式只注意到大方向，无法有效处理微观层面的复杂问题。
谢国忠指出，若武汉市早点遵循WHO的准则，执行隔离政策、限制人流，提高政策透明度，或许能够控制住疫情。但最终疫情还是爆发，显示出「中国模式」由上而下管理的系统性缺陷。
谢国忠表示，疫情爆发当下应迅速做出决定，但中共官员却害怕被上级怪罪「大惊小怪、扰乱经济，且为春节喜气带来不良影响。」取而代之的是一贯的应对模式，向长官逐级反应，等到找到能应付疫情的资深专业人士时，早已过去数周的时间。
在经济方面，「中国模式」的效用也减弱。早期中国靠著大型建设项目，透过规模经济来提振生产力及GDP成长，但后来随著规模经济效益减退，同样的系统模式只会拖慢生产及成长，对相同活动一再投资，导致产能过剩、货币贬值。
谢国忠指出，中国要脱离「中等收入陷阱」，就必须缩减投资规模，从资金由政府主导的计划，转向市场主导及提高生产力的活动。他警告，在「中国模式」下，人们逐渐习惯政府会解决问题，开始不注重个人行动对社会带来的影响，而权力至上的政府往往会削弱人民的个人责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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