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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事微痕》话说“三合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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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英大使点赞“毛片”战狼变色狼?回应:”反华分子”干的

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今(9)日被网友发现,「疑似不小心」对情色推文按讚,引起外媒与网友热议嘲讽;对此,中国驻英国使馆发布声明气噗噗指称,「反华份子恶意攻击」。 刘晓明今被爆出,对推特帐户名为「骚妻日常」的一则推文按讚,内容是一段约10秒的「丝袜足交」性爱影片,…

反右四十周年了。过去的就过去了,不用提了吧!但一幕幕的往事,始终在我的脑际萦绕,在我的眼前显现,特别是那个“三合堂”给我们家带来的苦难,使我更是记忆犹新,实在难以忘却。

记得那是1957年,一个声势浩大的整风运动,在全国开展,到这年夏便形成了反右大风暴。

那时,我正在市二中任教,由于生病,已有好几天没到学校去。突然一天下午,一位校领导到我家来“看望”,问了几句病情后,便显得挺神秘地对我爱人说:“今晚学校的会议很重要,请你陪送何老师到学校来,一定!”这简直就是命令,我不遵从怎行?!当时,凭我第六感官的提示,此去一定凶多吉少。晚上,我的爱人忧心忡忡地陪送我去学校。当我一只脚刚跨进会场,只见几个打手直眉瞪眼,满脸杀气,把事先早已准备好的一顶高帽子,在一阵吆喝声中,不由分说地硬框在我的头上,并狂呼着什么“向人民低头认罪!”“老实交代你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天呀,我竟被当作右派揪出来了。自此之后,对我大大小小的斗争会一个紧接一个,简直没有休止。紧接着,《衡阳新闻》(即今之《衡阳日报》)头版还发表了对我的讨伐书,标题是:《王牌教师,原是右派小丑》。于是我被赶下了讲台,被剥夺了当教师的资格。这时,我如遭雷殛,手足无措,不知其可,欲哭无泪。开始,我还想得很天真,认为“家鸡打得团团转,野鸡不打满天飞”,我是家鸡,挨两下是自己家的事,党的政策总该是明鉴是非吧!为此我秉直陈诉,要求让是非曲直在事态原貌中去验证。然而,我搅尽脑汁地交心,交来交去,交的心都变成了“罪行”,真是冤哉枉也!这时我才明白,在那种气势下,我唯有俯首就擒,一切解释申辩都是多余的。

被判为右派之后,我的住处也被弄得乱哄哄的。围攻我的大字报不仅贴满了校园,而且贴满了我的住处四壁,特别是还独创性地在我家的门楣上,贴上个“三合堂”的招牌,旁边落款“何家三兄弟合伙经营”。人们所谓的“三”,指的是我们三兄弟即我何伦、三弟何侯、满弟何仰。这是怎么回事?!两个弟弟均因我而株连遭罪了。

他们所谓的“合”,不仅利用“合”是“何”的谐音,而且还着重说明了是“合伙经营资产阶级右派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货色”。

他们所谓的“堂”,更是含意深远,不仅暗示我上有师承(指大右派艾青老师),中有同伙、同僚(指同事吕亮耕、廖哲斌、聂守忠等人),而且还下有跟班(指我的学生王继培、刘文恒)等人,是个大店铺、大公司,做的是大买卖,非“堂”字不足以说明。

其实,我与三弟何侯虽同在一市,已近半年未曾来住,与在武汉的满弟何仰,也近一年未曾见面,与老师艾青,更是许多年没通音信了。至于所谓的同伙、同僚和跟班,各人有各人的工作岗位,也很难一见或一叙。所谓的合伙经营,这到底从何谈起?!由是看来,在反右的大风大浪中,人们在“游泳中学习游泳”,倒真炼就出了一批人才。他们的想象力极为丰富,创造性特强,为了设计这块招牌,煞费了苦心。这块招牌是用仿宋体写的,三个字写得偌大偌大的,非常醒目,引人入胜,成功地产生了轰动效应。不仅轰动了市二中,市教育界,而且还轰动了整个衡阳城,引来不少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上各式各样的人。他们象看西洋景似的纷至沓来,络绎不绝。甚至在时隔四十年之后,“三合堂”轶事尚在本市教育界老人中流传。

我自判为右派后,妻子的学校下了逐客令,不许我家继续住下去。不得已,我一家七八口人,被迫租到城南区万花园三号一间破楼房住下。窝虽然搬动了,“三合堂”的招牌没有挂了,可是它的阴影仍笼罩在我全家人头上。

反右的干将们认为我到市二中仅一个学期,已收罗到的罪证还难以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乎急急忙忙地调兵遣将,到我过去工作过的市三中、市一中、市八中等单位去搜集。他们搬来这些学校语文组二三十位老师,召开了两次揭发批斗会。尽管他们极尽摇唇鼓舌之能事,但会上发言者却寥寥无几,使会议开得冷冷清清,极不象样。市八中语文教研组长刘仕鸿老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面有难色地勉强说了几句:“老何这个人,过去我总认为他很有才华,能写会说,性情耿直,快人快语,想不到他会反党反社会主义!”还有一位叫宋湘的老师在会上说:“我在市一中、市八中工作时,都曾得到过何老师……啊!错了!应该叫老何……的帮助,今天我要与他划清界线。他说话不考虑,太刺激人了。”这些发言,与其说是揭发,倒不如说在为我评功摆好,这自然令反右干将们大失所望。于是他们便要我交代暑假去汝城老家接触的人和事,硬说我在家乡煽了阴风,点了鬼火,进行反党活动。我因心中无鬼,没有干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便如实交代了在老家见到妻妹夫何大兴的情况。周××等人迫不及待地跑到我的老家进行调查,只说要找何大兴,恰巧妻妹夫与我的伯父同姓同名,乡下人不明白,便说:“何大兴是何伦的伯父,早两年就死了,你们来找个死人干什么?”这话一出,周××等人如获至宝,以为找到了炮弹,回来便把我批斗了好几顿,硬说我贼胆包天,抬出死人骗活人。

记得在等待处分的期间,曾有一位刚脱下军装来校工作的好心人对我说:“谁叫你爱说真话,而且句句都触及校领导的痛处,他不整你整谁?!枪打出头鸟嘛,谁叫你强出头,多嘴多舌?!谁叫你那么坦率耿直,且又无心眼?!给人卖了还不知道。”他的话使我回忆起反胡风运动时,一位校长就曾暗示过我,要我小心谨慎:“人家已盯上你,这次没把你打成胡风分子,已是万幸,以后就得自己多多注意了。”我痛恨自己没有听他的话,现在已是懊悔莫及了。

“三合堂”,就是这个“三合堂”,把我,把我一家人都害苦了。我的父母,在听说我们三兄弟都被打成右派后,气得呼天叫地,顿足捶胸。他俩老一向认为我们是信仰共产主义,爱党爱国的儿子,怎么一下子就会全变成坏人了呢?他们忧郁阴沉,向隅发呆,串串泪珠,不可终日,竟在短短的七天之内先后相继去世,而我们兄弟三人,却因右派问题,竟不能获假回乡奔丧,没能与他二老作最后一见。这段往事无时不在啃啮着我们的心。至今思之,仍令人内疚得肝胆欲裂,彻骨钻心。

我这个“三合堂”主,在人格、尊严、自由全被剥夺下,在报刊、杂志上所发表的稿件和准备编纂出书的手稿,也被洗劫一空,只字未存,使我数十年的心血,化为乌有,实在令人痛惜!

在一个狂风暴雨之夜,我被押送去接受劳动教养。在押上汽车的一刹那,我听到爱妻在嚎啕痛哭,语带哽噎;我听到可爱的孩子们在呼喊“爸爸、爸爸”,声嘶音哑,绞人肺腑,令人肠断;我听到左邻右居的人们饱含恻隐之情的叮嘱,语言朴实,音甚凄切。此时此地,我方寸已乱,仰天望地,感到如身临大漠,无涯无际。这是生离还是死别,我说不准,谁也断定不了,我只好木然无声,上车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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