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党“五大导师”之恩格斯 与马克思同样崇拜撒旦

被视为马克思亲密战友、挚友的恩格斯,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之一。家境富裕的他为马克思创立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大量经济上的支持,与马克思共同撰写了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在马克思死后,他还帮助马克思完成了其未完成的《资本论》等著作,并且领导国际工人运动。他的所为使他位列共产党五大导师的第二名。

与马克思相同的宗教信仰

恩格斯的父母都是虔诚的基督徒。父亲是一名工厂老板,带有普鲁士贵族血统。母亲心地善良,遵守礼教,喜爱文学和历史。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恩格斯,早年同样信仰基督教。

据1986年出版的《马克思与撒旦》一书披露,作为基督徒的恩格斯青年时期曾写下了不少优美的诗篇赞颂上帝。但在读了德国的神学自由主义者布鲁诺‧鲍威尔(Bruno Bauer)写的一本书后,恩格斯开始对基督教产生怀疑,他经历了一番痛苦的内心挣扎。恩格斯曾写道:“我每天祈祷,确实几乎是每天祈祷,希望找到真理,自从我开始有了怀疑后,我一直这么做,但还是感到无法回头了。写下这些话的同时,我泪如泉涌。”

鲍威尔最初也是一名基督徒,但后来成了《圣经》的激进批判者。沃姆布兰德牧师在书中引述了鲍威尔于1841年12月6日,写给他的朋友、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阿尔诺德‧卢格(Arnold Ruge)的一封信。信中写道:“在大学里,我都是当着大批的听众做演讲的。当我站在讲坛上嘴里吐出亵渎神明之辞时,我都不认识自己……在亵渎神明的同时,我能想起自己是多么虔诚的在家中写一份关于对圣经和《圣经启示录》的忏悔书。不管怎样,这是一个非常坏的魔鬼,每当我登上讲坛,它就附上我,而我太弱不得不屈服于它……只有当我作为教授,被授权公开宣讲无神论时,控制我让我说亵渎神明之语的那个魔鬼才会得到满足。”

受到鲍威尔影响的恩格斯,在1842年于英国认识马克思后,再也没有走回对上帝的信仰中去,而是接受了马克思所信奉的撒旦教。恩格斯曾在其作品《绝对威胁亦或对圣经的神圣救赎,或者信仰的胜利》(《The Insolently Threatened Yet Miraculously Rescued Bible. Or The Triumph of Faith》)中曾描绘了他眼中的马克思的样子:

“谁在追求野蛮的目标?一个来自特里尔(马克思的出生地)的黑暗之人,一个显著的怪物。他不行,亦不走;他用脚后跟,伴着肆虐的狂怒跳起,似乎想抓住广阔的天幕,再把它扔到地上。他在空中长伸双臂,握紧邪恶的拳头;他的狂怒从不平息,就像有一万个魔鬼通过他的毛发占有了他。”

不过,恩格斯对撒旦的危害显然十分清楚。在《基督哲学家 Schelling》一书中,恩格斯写道:“这种对主的漠视和冷淡,跟我们没多大关系。不,它是公开宣言的敌意,现在,在所有宗派、团体当中,我们只有两个阵营:基督和反基督……我们看到了众人中的伪先知……他们走遍德国,企图侵入所有地方;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他们背负着魔鬼之旗,在市集传授撒旦的教义,诱骗可怜的青年,目的是将人们投入无底地狱的最深处。”

然而,恩格斯却深深的被马克思这个反基督的“怪物”所吸引,并成为其亲密的朋友,给予其最大的支持。而恩格斯留着与马克思近似的胡子,符合撒旦信徒的外部特征。

与马克思的合作和对其资助

17岁时,恩格斯被父亲要求学习经商,尽管他对此一点也不感兴趣。后来,在父亲的安排下,他到不来梅当了办事员。当时的不来梅充斥着自由和民主的氛围,恩格斯也深受其影响,并成为一个民主主义者。

21岁时,恩格斯为服兵役来到了柏林,他在业余时间去柏林大学听哲学讲座。1842年,恩格斯来到英国曼彻斯特的“欧门—恩格斯纺织厂”当总经理。就在这一年,他结识了在《莱茵报》任主编的马克思,并为其所吸引。

从前文恩格斯对马克思的描述看,虽然恩格斯对于撒旦的危害了然于胸,但他还是决意与马克思合作,以实现“共产主义要消灭永恒的真理,消灭所有宗教和所有伦理道德……”(摘自《共产主义宣言》)。他在《Anti-Duhring》中写道:“对人的博爱是荒谬的。”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他又说:“我们需要的是恨而不是爱……至少现在是这样。”

从此,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了两人的亲密合作,以及恩格斯对马克思的长期资助。

1844年,恩格斯来到巴黎,与正在那里的马克思合写了《神圣家族》,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哲学。1845年,马克思、恩格斯先后迁到布鲁塞尔。第二年,两人合作完成了《德意志意识形态》,其后,共同加入正义者同盟,并合作拟定同盟纲领,即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共产党宣言》,该宣言成为各国无产阶级运动的指南。1848年,恩格斯还与马克思一起创办《新莱茵报》,宣传马克思思想。

1849年德国工人暴动失败后,恩格斯回到工厂工作,以便可以资助不断需要经费的马克思。他在工厂一待就是20年。期间他和马克思多有书信来往,并在多份报纸上发表评论,涉及各个方面。

为什么马克思需要那么多经费?在《共产党五大导师之马克思》一文中提到,马克思家境不错,他的父亲给他留下了大量财产,但除了挥霍之外,马克思还在股票交易中损失了大量钱财。这使得他的生活日渐捉襟见肘。

1852年2月27日,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一个星期以来,我已达到非常痛苦的地步:因为外衣进了当铺,我不能再出门,因为不让赊账,我不能再吃肉。”不久又写信向恩格斯倾诉:“我的妻子病了,小燕妮病了,琳蘅(注:指女仆海伦)患有一种神经热,医生我过去不能请,现在也不能请,因为没有买药的钱。八至十天以来,家里吃的是面包和土豆,今天是否能够弄到这些,还成问题。”

对马克思的困境,恩格斯及时伸出了援助之手。根据马克思学院的资料,马克思在一生中,从恩格斯那里总共获得了大约六百万法郎。

不过,对亲情、世人冷漠的马克思对待恩格斯又是怎样的呢?1863年1月8日,恩格斯把妻子病逝的消息写信告诉了马克思,而马克思在回信中只是在开头写道“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接着笔锋一转,就说自己陷于怎样的困境,等等。之后也没有什么安慰的话。

恩格斯十分生气,于是在回信中发了一通火,最后干脆写上:“那就听便吧!”马克思在10天后承认了错误,而这极有可能是他无法失去恩格斯的资助。

甘心为马克思“顶包”

除了给予马克思大量的经济资助外,恩格斯还甘心为马克思顶包。在马克思与女仆海伦私通生下私生子亨利而发生家庭危机时,恩格斯挺身而出,不惜自污名誉,承认自己是亨利的父亲并将其寄养在一个工人家庭中,承担养育费用。

在马克思、燕妮相继去世,自己也是疾病缠身来日无多时,恩格斯才下决心把真相告诉世人。可那时他的食道癌已到了晚期,已不能说出话来。于是,恩格斯挣扎著用笔在一个盘子上写道:“法拉第(即亨利)是马克思的儿子,托西把她的父亲理想化了。”

托西是马克思的女儿,在她的心目中父亲是个圣洁高尚的完人,想不到竟会干这种事!当恩格斯告诉她私生子的丑闻时,她崩溃了,并选择了自杀。而这段丑事,现在已经在东德的博物馆里展出了。

身体力行共妻制

在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中,提到要消灭家庭,实行共产制和共妻制。恩格斯更进一步阐述:私有制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家庭是私有制的产物,也是私有制的最后堡垒,必将随着私有制的灭亡而灭亡。到了共产主义,没有了家庭,人们就有了最自由的性交方式。

有着这样思想的恩格斯也身体力行,付诸实践。他宣称一生不结婚,不要家庭。1843年,恩格斯在英国曼彻斯特认识了玛丽,并与其同居,其后,还与玛丽的妹妹莉西还有她们的侄女同居一室。玛丽姐妹都是爱尔兰人,也都是恩格斯的纺织厂里的女工。

虽然玛丽接受了恩格斯这种混乱的生活方式,但她一直想成为恩格斯的妻子。在她临咽气前,玛丽最后一次恳求恩格斯给她一个妻子的名分,否则死不瞑目。恩格斯终于作了妥协,违心的答应了,且以玛丽希望的宗教仪式举办了婚礼,于是玛丽含笑撒手人寰。

玛丽死后,恩格斯继续与莉西和其侄女同居,她们从未得到恩格斯的任何婚姻的承诺,只能当了恩格斯一辈子的情人。

与马克思有着同样信仰并身体力行共妻制的恩格斯,对生命、暴力、无产阶级、爱国等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漠视生命崇尚暴力

与马克思一样,恩格斯对于生命也是极端漠视,二者都对数百万人的死亡无动于衷。马克思曾写道:“一个寂然、不可避免的革命正在社会中进行。革命不会在乎它毁掉的人命,就像地震不会在乎它毁掉的房屋一样。太弱小而不能主宰新的生存形势的阶级和种族,必须被击败。”

而恩格斯在《马札尔人的斗争》(《The Magyar Struggle》)中也写道:“下一次世界大战将不仅将导致各个反动阶级和反动王朝、也将导致整体反动民众从地球表面消失。那也是进步。”

《马克思与撒旦》一书中写道,对于在沙俄犯了杀人罪被处决的恐怖分子,马克思称他们为“不朽的烈士”或“惊人能干的伙伴”。而恩格斯则写到“我们进行的美味的复仇”。他还使用这种措辞:“(俄国)国内的进展多么壮丽啊!谋杀变成了家常便饭。”“让伦理道德问题靠边站吧……革命者为达目的,无论采取何种手段都是对的,包括暴力和表面的顺从。”

对无产阶级的看法

被世界无产阶级无比崇拜的马克思、恩格斯从心底里是鄙视无产阶级的,因为他们不过是假装为无产阶级而战。马克思将无产阶级称为“蠢蛋、恶棍、屁股”,而恩格斯更加直白:“民主主义者、赤军,是的,甚至那些共产主义暴民,都永不会爱我们。”

其实,从一开始,所谓的“工人阶级运动”就是名不符实的。当恩格斯于1847年被选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委员时,恩格斯自己如此说:“推荐一个工人只是为了做表面功夫,而推荐他的人则投了票给我。”“这可能是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假选举,但肯定不是最后一个……共产教徒们一直想以自己的理念来打造人民和社会。”

对经济的片面分析

恩格斯根据自己1842年至1844年在英国曼彻斯特工厂工作的经历,于1845年3月写完《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分析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在他与马克思合写的《共产党宣言》中,也提到了英国的经济状况。

按照马恩的表述:“所有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资产阶级是“无怜悯心、赤裸裸的自私自利、无耻、直接、粗暴的剥削”,正是资产阶级造就了可怜的无产阶级(现代工业的劳动阶层),这些可怜的劳工,把自己一块块地卖给资本家,只有在找到工作时才能生存,而且只有在能用劳工来增加资本时,才找得到工作。随着工人阶级生活条件的恶化,资产阶级愈来愈不适合治理社会;社会内部会产生动乱,爆发为公开的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摧毁私人财产。资产阶级的所作所为,其实都是在自掘坟墓,因此,“无产阶级除了手铐和脚镣之外,没什么好损失的,他们可以赢得整个世界。”

不过,中国大陆2009年出版的《西洋经济史的趣味》一书,介绍了美国康乃尔大学的George Boyer教授于1998年发表的一篇论文,分析了当年为何英国工人对《宣言》不感兴趣,为何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预言失败了,等等。

根据George Boyer教授的考证,《宣言》过度渲染了工人的悲惨,其实,大部分的工人还是在传统的小型工厂就业,真正被系统剥削的大型棉纺厂很少,而且只是集中在曼彻斯特。以撰写《美国的民主》而闻名的法国政治思想家Alexis de Tocqueville,1835年参观曼彻斯特与伯明翰(1840年代英国的第二大工业城)时,说曼彻斯特“有一些大资本家,几千个穷苦的工人和少数中产阶级”,而伯明翰有“有少数大产业,有许多小工业。工人在自己家里工作,或在小型工厂内和老板一起工作。工人看起来较健康,生活较好,较有秩序,也比较有道德”。

那么《宣言》的问题出在哪里?George Boyer教授认为问题就出在马恩自身。因为恩格斯的家族在曼彻斯特有棉纺工厂,但他并没有在伯明翰住过,因此把曼彻斯特的状况当成普遍的情形。而马克思则一半靠恩格斯的转述,一半靠从报章杂志的断章取义,从而导致《宣言》过度渲染了劳工阶级被剥削的惨状。

根据马恩的解释,曼彻斯特工人的悲惨生活是源于他们被“资本家无情的剥削”,但现代经济史学者却认为,是由于当时英国正处于“1840年的饥荒”。英国在经历了40年代的饥饿时期后,从1850年开始迅速进入了“维多利亚繁荣期”。1856-73年间,英国工人每小时的生产力,每年增长1.3%,这项增长率直到1951-73年间才被超越过。

也就是说,《宣言》里所预测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工资会下降”是完全错误的。因为这一时期,工人的生活水准大幅提高,实质工资在1851-73年间增加了26%,在1851-81年间增加了38%。经济好转后,工人组织全国性的工会,保障工人的福利,不必依靠国家来救助。

正是因为工人生活水准的提高,当1848年《宣言》出版后,人们对斗争自然无法产生兴趣。不过,马恩对此并未死心,仍然期盼著下一波的经济危机会再带来革命的热潮。然而,他们还是失望了,只好转而批评英国工人的“狭隘心态”。他们所期待的共产党革命终于在1917年的俄国发生了,但却是一场夺取民主政权的政变。

显而易见,《宣言》所传达的资讯,是从一个较短的事件时间,对单一产业(棉纺)与单一城市(曼彻斯特)做了较狭隘的观察后,提出过度悲观的结论(资本制度必亡),也过度高估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与可行性。而马恩对于经济的理解与分析也是相当片面的。那些赋予煽动性、迷惑性的词藻除了将这个世界带入你死我活的斗争外,似乎别无他用了

共产主义者不爱国

马克思和恩格斯乃至其后的信奉共产主义的共产党人,都是不爱祖国的。马、恩在撰写的《共产党宣言》中的开篇扉页上就公开宣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而在其内容中,也对国家这个直到今天还仍然存在的政治形式、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不客气的宣称要让它解体,促进其灭亡。

马克思还提出“工人阶级无祖国”,按照其说法,英国的工人、德国的工人、俄罗斯的工人……只要是信仰相同者,会组成跨国界的劳动阵营,加以合作,并可以完全抛弃国家。没有祖国的人,何谈爱国主义?

从马恩对国家的漠视,对爱国主义的曲解,就可以找到后来列宁为何接受与俄国为敌的德皇的资助回国发动军事政变的根源,找到中共为何要保卫苏联,且一再牺牲中华民族利益的源头。

为什么真正的共产主义者要坚决否定爱国主义呢?一是理论上的逻辑,决定了共产主义者跟爱国主义格格不入。共产主义是从康帕拉的《太阳城》到汤玛斯‧摩尔的《乌托邦》的空想社会主义概念中发展过来的,而《太阳城》和《乌托邦》都虚构了一个没有国家、没有家庭、没有等级、按需分配的理想社会。

因此,在共产主义概念中,就必然要反对以国家为壁垒的传统社会组织方式,也因此,就理所当然地反对以保护国家、爱护国家为中心思想的“爱国主义”了。所以,共产主义者的导师们一定要让信徒们坚决走出“国家”这个传统的狭隘圈子,建设自己的“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世界的。

二是共产主义运动实践形成的结果。马克思死后,恩格斯成立了第二国际,建设起来了继第一国际失败之后的新的国际主义的无产阶级国际性组织。

那时正值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社会矛盾剧烈,社会冲突不断,第二国际成立之后,因为推行“工人阶级无祖国”的概念,导致共产主义运动在国际上风起云涌,在很多资本主义国家里兴风作浪,工人运动不断,给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稳定,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为此,老牌、新兴资本主义国家的统治阶层,就不断推出“爱国主义”,来分化、瓦解第二国际的工人运动。

在资本主义国家统治阶层的努力下,第二国际土崩瓦解,纷纷倒戈投向自己的国家里,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摇旗呐喊。

至于后来苏共党魁斯大林、中共党魁毛泽东等在坚称自己是真正的“共产主义者”时,却大搞所谓的“爱国主义”,只能反证他们是冒牌的共产主义者。及至今日中共,亦时常祭出“爱国主义”的招牌,也折射出共产主义在中国的衰亡,中共只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

爱因斯坦对恩格斯手稿的看法

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是共产党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体党文化》中指出,彼时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论不过是很有争议的一个哲学流派。

当年出版商爱德华‧伯恩斯坦曾把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手稿交给大科学家爱因斯坦,请他发表意见,看这部手稿是否应该付印。爱因斯坦看过后对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不以为然,认为“要是这部手稿出自一位并非作为一个历史人物而引人注意的作者,那么我就不会建议把它付印。”“因为不论从当代物理学的观点来看,还是从物理学史方面来说,这部手稿的内容都没有特殊的趣味。”

但是,共产党却把包括唯物论在内的马列主义当作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成为教科书里的必修内容,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苏联如此,东欧共产党国家如此,中国也是如此。

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功用

事实上,马克思辩证唯物论中的唯物论和传统的唯物论还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认为传统唯物论不过是一种唯心的哲学,而马克思的唯物论则认为,为了用来改造世界,哲学应该停止纸上谈兵式的认识世界,哲学必须参加阶级斗争。也就是说,唯物论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哲学,它不但预测了所谓从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到共产主义的历史进程,还认为达到共产主义必须靠暴力革命。

无疑,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为共产党的暴力革命和斗争哲学等具体行为提供了理论指导。马克思说“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恩格斯说“机关枪、大炮是最有权威的东西”,列宁说“暴力比100次辩论更有效”,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唯物论发展到今天,党文化的“唯物主义”进一步派生出“物质崇拜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最终引向“唯利主义”,它引导人走向真正的道德堕落。而迷信暴力和金钱的中共对镇压的信心也来自于唯物主义。因为唯物主义不仅否认道德、良知的作用,否认神佛的存在,而且对生命极为漠视,这在马、恩等人及诸多共产党人身上皆有体现。

在“物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洗脑下,包括中共在内的共产党,认为经济发展必然导致政治文明、民主完事、道德升华、文化繁荣等,并为本国民众画出了一个个大饼。然而,在苏东、中国等共产国家的实践却得出了相反的结论:相信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国家都是政治腐败、专制横行、道德沦丧、文化凋零,司法、军队系统彻底成为专制政权的帮凶。

由此可见,马克思的唯物论不过是为共产党人欺骗民众、加强其统治而炮制的一个工具而已。

死后不留骨灰

1895年8月,恩格斯因患癌症死去。他的遗嘱中有一条就是将骨灰沉入大海中。遵照其遗嘱,恩格斯的骨灰被撒在英国伊斯特勃恩海边。不留骨灰,是不愿意人们祭奠,还是怕死后坟墓遭遇不测?其后中共的周恩来亦选择此方式处理骨灰,或许是出于同样心理。两个都做过“伟大导师”亲密战友之人,难道在死时已经意识到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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