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北京的第三天，毛同我谈到反右派运动的情况，问到我医学界的反右。我毫无所知，回答不出。毛诧异地说：“你可真是‘山中不见人’了，你到协和医院去看看那里的大字报。那里有你的老师和同学，同他们谈谈，回来告诉我。”
北京协和医院是全国最完善的医院之一，医生素质优秀，设备齐全。旧医院原本是由洛克菲勒基金会赞助，一九四九年后依苏联模式，完全改组。一些优秀的医生被分配到其他医院，由党委接管医院事务。现任党委书记是张志强。党方面认为战时曾接受红军医务兵训练的张志强具备医生资格，但医院里受过西方训练的大夫无法接受。但张是个老革命，在那时政治成分大过一切。
我到协和医院找了几位老同学谈，大家主要的意见是，卫生部将北京协和医院的各种人员拆散，分别调到别处，别的医院，而且将综合医院，改成专科医院，他们认为这对培养全面的人才不利。有几个人在“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时提出了以上的看法。我回去以后，转告给毛。
毛正色道：“你这个人是‘浅尝辄止’，了解得不深不透。你再去了解，回来告诉我。”
我参加了一次全院批判大会。会上发言人的箭头集中在协和医学院院长李宗恩和医院院长李克鸿两人身上。发言的人，大都是年轻的实验室技师和护士，他们受的教育不多，不懂医院管理。年轻的医生们则对医院事务较有了解，又尊敬这两位长辈，故多未发言。
发言的人都斥责李宗恩、李克洪一贯不服从党的领导，向党争三权，即人事调动权、财务支配权和行政管理权，总的一句话，向党夺权。会场上大众的情绪很热烈。
我很同情两位李医生，他们公开批评党领导之举实属不智。我觉得再怎样不该批评党中央。我那时才在毛身侧工作三年，仍非常崇拜他。毛的想法就是我的想法，我没有自己的思想。我觉得毛永远是对的，从未想过该跟他有不同的想法。
会后，我去找张孝骞大夫。张孝骞大夫也是湖南人，解放前在他母校湘雅医学院做院长，后转为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他是中国境内数一数二的优秀专家。这年春天张也给党提了意见。张说，他做内科主任，可是对内科的医生的去留没有发言权，是个傀儡主任。反右派运动展开以来，张日日心惊肉跳。
张孝骞一见到我，立刻抓住我的两手说，他犯了大错误。他说：“我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张又讲，大家认为他是想向党争人事调动权。他说：“我可是没有要人事权的意思。我只是说，科主任应该对科内的医生的业务能力评定，有发言权。”最后张又说：“你要把我的这些话反映上去。”
我回去后，将以上的情况告诉毛，特别将张最后的话向毛讲了。
毛笑着说：“你这次才算了解清楚了。这三权是党领导的具体表现，将这三权交出去，党还领导什么？”毛歇了一下说：“打了这么多年的仗，死了这么多的人，共产党才从国民党手里夺来这三权，他们要争这三权，谈何容易。”
他接着又讲：“张孝骞同这些右派不一样，他是个书呆子，让人利用了。我以后还要找他谈谈。”因此张逃过此劫。
但李宗恩和李克鸿大夫下场凄惨。反右运动，二人都被定为“右派”，免职“下放”改造。李克鸿到云南一所小学里当图书馆员，李宗恩被流放到贵州，两人都死在外地。
反右越深入，可以明显看出来，毛的思考越加深入，换句话说，他张开的网，越加大了。但我仍不明其所以。我不知道劳改的确实人数，也不明了所谓“改造”的真正目的。从毛的谈话中，我觉得毛对敌人宽大，给他们改造的机会。毛说不该杀王实味时，我也相信了。我支持毛和反右运动。毛是对的，共产党好。他们解救了中国。
直到三年后，也就是一九六零年，当时中国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告诉我“反右运动”中，有五十万人被打成右派分子。每个单位奉命都得揪出百分之五的右派分子，造成冤狱遍布，诬陷泛滥。
也是那时我才真正了解被打成右派会有什么样的遭遇——许多人被撤职，送去劳改营“改造”摧残至死。毛总是毫不留情地打击他的政治上的敌人或对手，敢于冒犯他的，无不家破人亡。他说他不杀人，可是“改造”带给人肉体和精神上的折磨，无非使人更加痛苦地走向死亡而已。
我后来参加十三陵大坝的修建工程时，才略微醒悟到劳改营里的生活会是怎样的光景。在劳改营中，一个只能驮二十斤石头的人被迫驮四十斤，他自然承受不住，瘫下来了。因为他是右派分子，不驮也得驮。在他饱经摧残，无助而痛苦时，大家就逼他认错，他只好出卖朋友，连带供出别的人。许多人不堪摧残而惨死在劳改营中。死亡似乎比毛所谓的“改造”还仁慈些。
我早该知道这些情形，我有的是机会了解。毛给了我不少暗示。
毛有天跟我说：“我也常说，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加上这次的右派，这共有三千万人。这三千万人集中在一起，就是一个不小的国家，集合在一起就会闹事。现在我们不将他们集中起来，把他们分散在各单位，这么一来他们就是少数，我们这六亿人口里面有三千万，二十人里面有一个，还怕什么？我们党里有人就是想不通。我对党内好多人讲了，你们就是要硬着头皮顶住。他们说，哎呀呀，不得了啦，顶不住了。可是大多数还是顶住了。少数不但不顶，还闹退党，还同右派一起向党进攻。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人是谁了，就可以好好整他们。”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有三千万“人民公敌”。这数字似乎不可思议。但当时我觉得毛肯定有他的道理，这数字的来源一定可靠。后来我甚至相信这数字应该更高些。
毛也曾给我别的暗示——中国百姓的生命对毛来说一文不值。
毛常说：“我们有这么多人，死个一、两千万算得了什么？”
走笔今日，我很感激我当时的天真无知。当年我还不如现在这般了解毛，不知道外面整人之风横行，知识分子身受可怕折磨，以及许多人正一步步地步向死亡。我曾想离开毛的行宫，但每次毛都把我召回去。我在一组中，如同困兽，无法挣脱。我原本应该明白更多的真相，但我却视而不见。如果当年的我知道外界的真实情况呢？了解“反右”的巨大规模呢？我一定会无法接受，也无能为力。我会无法离开一组，也无法在其间装傻过日子。中国人常爱说“难得糊涂”——我想这就是我那几年的情境。抚今追昔，我了悟到那几年我是在糊糊涂涂之中度过。我不得不如此。只有那样我才能生存下去。
来源：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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