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儿庄战役参与者的不同结局

台北忠烈祠

惊人震惊的收尾

日军在台儿庄战役后拼命掩饰自己的失败，一再说明日军并非败退，而是转移阵地寻机再战。

但台儿庄附近留下的大量日军尸体和丢弃的重武器，让日军无法从容圆谎。

当时日军在国际社会除了德意以外，是很孤立的，其他各国媒体都大肆宣传日军在徐州的失败。

日军此战自觉大为丢人，不惜集中25万大军到徐州进行空前规模的主力会战，由此引起来徐州大撤退和兰封会战，甚至黄河大决堤，当然，这就是之后的事情了。

而日军事后对台儿庄战役中的高级军官，做了惩罚。

矶谷廉介

下令擅自孤军深入的第10师团师团长矶谷廉介被解除了师团长职务，稍后因为几个老同学为其求情，他被派遣到关东军，接替东条英机担任参谋长一职。没想到之后矶谷廉介旧病复发，擅自对苏进攻，发动了诺门罕事变，也遭遇大败，随即被解除军职，编入预备役，由此脱离日军。

矶谷廉介在1942年担任香港占领地总督，1944年又担任台湾行政司长。在香港期间矶谷廉介使用一切手段压榨香港居民，用如同废纸的日本军票购买大量香港商品，并且强制香港人返回 大陆居住，战后香港市民仅为战前的一半。

矶谷廉介战后被列为战犯，判处无期徒刑，1952年8月被假释，1967年死在日本。

西尾寿造

矶谷廉介的上级，也就是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军军长西尾寿造（相当于中国的集团军司令）被下令立即解除军职，返回国内接受处分，随后给了他一个教育总监的文职，这对于一个军人来说，是很大的耻辱。1939年9月12日西尾寿造才重返中国，出任第13军司令官。

1941年3月1日，西尾寿造再次被调回日本，出任军事参议官直到1943年得罪了首相东条英机被编入预备役。

1945年12月2日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嫌疑人，但因为已经退出现役多年，没有被盟军最高总司令部正式指控。很快西尾寿造获释，1960在东京都病死。

注：1943年在军事参议官任上的西尾寿造去关西视察，在回答记者提问时随口说了句：“这个事情我不知道，你去问那个每天早上翻垃圾箱的家伙吧，他知道。”这实际上说的是当时的首相东条英机。因为东条的爱好之一便是去检查垃圾箱里的垃圾，看看有没有人吃大鱼大肉，在国家困难的时候奢侈浪费。这可触怒了心胸狭窄的东条，立马下令把前辈西尾大将编入预备役。后来直到东条倒台，西尾寿造才又出任了东京都长官。

其他日军将领

而其他诸如华北方面军司令寺内寿一，濑谷支队支队长濑谷启都没有倒霉，前者因为身份过于显赫，没人敢追究他的责任，后者由于是奉命行事，也没人管他。

寺内寿一后来一帆风顺，还担任过南方军总司令（日军入侵东南亚和南亚的总司令），战后被列为战犯。可是还没等到宣判，他就在1946年6月12日因脑溢血死于马来西亚柔佛州的战犯关押处。

濑谷启少将后来升任陆军中将职务，还被任命为中国台湾基隆要塞司令官。他赴任后率部四处残杀台湾的抗日民众，致使基隆地区几乎变成无人区，引起台湾社会的不满。日本军部只好在1940年8月将他免职。

1945年日本天皇宣告无条件投降后，濑谷启作为战犯被关进中国东北满洲里监狱。濑谷启在被关押4年之后，听说日本在战后的惨状（当时日本一些地方甚至饿死了人），深感震惊。他自觉大日本帝国已经没有复兴之日，随后在监狱中自杀身亡，也算报应不爽。

相比以上的几个家伙来说，让所有人没有想到的是，国军台儿庄战役英雄的结果根本比不上他们。

孙连仲

孙连仲在国军败退台湾以后，1956年1月退役，担任总统府国策顾问的荣誉职务。后孙又由蒋介石提名为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还曾任国民党中央纪律委员会委员。期间和老兄弟庞炳勋开了一个小饭馆贴补家用。1990年在台北病逝，享年97岁。

汤恩伯

汤恩伯作为蒋介石的心腹一直深受重用。他是铁杆的反共派。甚至在三大战役失败以后，国军已将失败的情况下，他仍然拒绝老友和恩师陈仪要求他投降共产党的主张（陈仪因为228事变被解除台湾省主席的职务，当时担任浙江省主席，可惜浙江省已经处于解放军的全面威胁下），让上海效仿北平一样兵不血刃，还向蒋介石做了汇报，陈仪由此被蒋介石下令枪决。

汤恩伯指挥的上海战役，解放军伤亡3万4000多人。随后金门战役，解放军登岛的近万官兵全军覆没，也是汤恩伯的二十二兵团和胡琏十二兵团配合的战果。由此汤恩伯也深受中共方面的仇恨，对他的攻击是所有中央军将领中最多的。

到达台湾以后，汤恩伯身体每况愈下，很快被医生诊断为胃溃疡和十二指肠癌，建议他去美国治疗。

汤恩伯虽然被中共攻击的很厉害，实际是非常清廉的。他自己没什么财产，根本无法负担去美国治疗所需巨额费用，只好向蒋介石申请去日本担任台湾驻日本军事代表。

1954年于日本庆应大学病院治疗胃疾时并发症逝世，一说是由于杀的日本人太多，被日本医生借机谋杀（汤在1954年6月24日的最后一次手术中，因医疗事故死在了手术台上，后来认为这种医疗事故很低级，完全可以避免）。

池峰城

死守台儿庄的31师师长池峰城，在第二次国共内战中，任国军保定警备司令部警备司令、国防部中将部员。

他在1949年1月参加了平津战役，在傅作义提议投降解放军以后，池峰城眼见当时的现状，也没有拒绝。当时蒋介石派飞机来接他去台湾，但池峰城听从身边中共卧底李英的劝告，没有上飞机，参加了所谓北平和平解放运动。没想到，仅仅3个月后，他就因为“历史遗留问题”被关押审查，一直被关押到1955年。最后池峰城家接到政府的通知，说他已经在监狱里面病逝，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现在每年清明悼念墓地只是象征性的物件，真是历史的一个大讽刺。

台儿庄敢死队的三个名人王冠五团长，仵德厚营长，王范堂连长结局也不同。

仵德厚

仵德厚的事情前一章已经说过了，被关押了30多年，到老极为贫穷，身有重病无钱治疗，97岁时在老家农村去世。

台儿庄内功勋卓著的王冠五团长下场比仵德厚还惨，让人惊叹不已的是，仵德厚是坚决的反共派，所以被中共严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也符合毛泽东所谓：对敌人要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的思想。

但王冠五却是同情中共的人士。

王冠五

1939年，王冠五在豫东驻防时结识了豫东抗日游击队主要负责人鲁雨亭。鲁雨亭当时是新四军彭雪枫部济南队第一总队长，他们密切配合，不断袭击日军，并多次资助游击队物资和武器。为此，彭雪枫多次会见王冠五，赞扬他抗日爱国、倾向革命的行动。

抗战胜利后，王冠五不愿打内战，在进攻解放区的行动中消极迟缓，被剥夺军权，排挤出军界。

1947年左右，他回到汝南老家买了五十亩地，准备解甲归田与妻儿过清闲的生活，不再参与政治。

这时，当时的国民党河南省主席刘茂恩和共产党河南省负责人吴芝圃都再三劝说他出山，说赴任也可以为民办事。因此，1947年，他又被派往兰封（今河南兰考）任第十二行政督察专员，管辖十二个县，但并没有再指挥军队。

在开封第一次被解放军占领以后，王冠五带妻女准备去往台湾，

当时全家已经到了武昌，共产党派人再三劝说，名记者范长江也劝说他（在台儿庄战役后，范长江曾经多次采访王冠五），说他与别的国民党官员不一样，与共产党关系密切，多次资助共产党，不要害怕，应该留下来等（范长江本人也在文革中自杀）。在他们的再三劝说下，王冠五选择了留下。后来，据《汝阳县志》记载，王冠五于1949年被定为反革命，随后被枪决。

反革命是死无葬身之地的，好在还是1949年，并非后来极左时期，王的遗体交给亲属安葬。由于反革命按照规矩不能立碑，王家在王团长的坟前连墓碑都不敢立，石碑埋得很深，只是露出来一小截儿。全家每年扫墓的时候都是偷偷摸摸的。文革以前家人还知道埋在开封的东郊，现在早已经被推平，连那小半截子的墓碑都已经找不到了，又是一个死无葬身之地。

老萨突然想起日军军官在台儿庄战役之前曾经有过短期的联欢，当时分手的时候他们一些人互相说道，下次见面可能是在靖国神社了。日本鬼子至少还有一个靖国神社，我们的靖国神社在哪里呢？除了台湾那个所谓国民党反动派建立的忠烈祠，还有湖南衡阳硕果仅存的南岳忠烈祠（也不过是纪念长沙战役的殉国将士），中国烈士的英灵在哪儿才能相聚呢？

一个民族没有灵魂，还叫做民族吗？

王范堂

下场最好的可能就是连长王范堂了。

台儿庄大捷后，师长黄樵松从战地服务团选了一位河南藉姑娘刘先涛与王范堂成了亲。到1949年，王范堂已是国军30军30师少将副师长了，部队驻守成都西郊白云驿。是年他与师长谢锡昌率领所部七千余人起义，投降解放军。1953年底，王作为主动投身革命的国军将领，被分配到汉中市文化馆担任副馆长。而当时王冠五已经被枪决，池峰城和仵德厚还在坐牢。

抗美援朝期间，他聪明的将自己仅有的三根金条和三百个银元捐献出来，但这也没让他逃过文革的冲击。

文革期间王也被停止工作，遭到批斗，好在性命无忧，在毛泽东死后被平反，给他落实了政策，恢复了工作，安排他退休。

电影《血战台儿庄》上映之后，王范堂成了新闻人物。采访的、摄影的、索要资料的络绎不绝，他也得到了应有的荣誉，老人兴奋不已。

也许过于高兴了，电影上映以后仅仅1年，也就是1987年。80岁高龄的王范堂突发脑溢血去世，他的晚年还是马马虎虎的。

在王去世的时候，仵德厚情况也有所好转，也许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吧。他被吸收为县政协委员，但这丝毫没有改善他的生活，他依然极为贫困。

2007年6月6日仵德厚在贫寒的家中去世，晚年他曾经对别人说：我这一辈子对得起国家，但对不起家庭，对不起我的妻子和子女。

他的妻子苏志敬是一个大家闺秀，但因为仵老一生不是在打仗，就是在坐牢，从1941年两人结婚到1975年苏志敬去世，整整35年间。这对可怜的夫妻聚少离多，在一起总共不超过700天；尤其是后27年，坐牢改造加上“文革”，夫妻见面“最多不超过5回”。

“三年困难时期”，灾难没有饶过这个已经破碎的家庭。苏志敬带着3个孩子在河北实在过不下去了——“在外爷家，我们一直靠变卖家当维持生活，我亲自拆了外爷家的7间房子，把椽子砖瓦卖了糊口。后来没什么可卖的了，就天天吃野菜，吃得我脸都肿了。母亲说，如果把我们这几个娃饿死，就没法给姓仵的交代，因此她决定带孩子回老家保命。”仵秀回忆说。

就这样，这位坚强的女性带着3个孩子回到雒仵村。“刚回来时，我四爷给了六根椽，铺上麦秆盖上泥，搭了一个不足五平米的房子；村里人给了个风箱盘个灶头、寻块木头做案板、一块钱买了两口锅……”

在雒仵村，仵家是大姓。队里看着一个落难的妇女带着3个仵姓孩子逃命不易，就给他们分了些口粮。四五平方米的土坯房，一个风箱两口锅，就是一个家，等着还在“改造”的仵德厚。

1975年，毛泽东签署发布“凡在国民党县团级以上军警宪特一律释放，与家人团聚”的命令，自此仵德厚完全获得了自由。那年12月15日，山西省公安厅发给他一份《转业证明书》，上面写着：“仵德厚，65岁，现批准转业，享有公民权。”

仵德厚背着一个破旧的包，踏上了回乡的列车。包里，装着一个收音机、转业证和政府发的100元钱。马上要和妻儿团聚，仵德厚感到特别轻松。“那时候想，只要回到家里，讨饭都行。”

从三原县火车站出来，看见两个接站的儿子脚上的白鞋，仵德厚的心里还没来得及涌出来的喜悦又退了回去，一下子冰凉到了极点——妻子苏志敬去世了。

从三原县城步行二三十里就到了泾阳雒仵，父子三人一路无语。未进家门，仵德厚和儿子径直去了自家的祖坟。在父亲和妻子的坟前，仵德厚失声痛哭。

回到家乡，仵德厚就住在那间仅有四五平方米的土坯房里，房顶是用麦秆和泥巴弄的。那是妻子留给他的，一个可以让他安度余生的小窝。刚回家的第一年他在生产队劳动，由于挣不来工分，生活非常困难，连剃头的钱都没有。后来被安排在村里的砖厂当技术员——这是仵德厚在劳动改造期间学到的一技之长。

“快七十岁的人了，干起活来就跟二十多岁的小伙娃一样，一手可以搬10块6斤重的砖坯。人家干啥他干啥，不管天阴下雨，不分黑明昼夜。”仵德厚在砖厂的徒弟、现年49岁的雷金林至今难忘。

“在砖厂干了9年，我没有睡过懒觉。烧窑的人6点起床，我就5点起床；人家晚上11点交班，我就12点再睡。领导后来非常相信我，让我当厂长，厂子很快盈利了。”

“我这一生，不求升官赚钱，只求能把自己的事情做好。凡事靠自己，有句话说得好，不怕死，不爱钱，大丈夫绝不受人怜。”仵德厚说。他引用的是张学良将军晚年所作的一首自勉诗，后两句是“顶天立地男儿汉，磊落光明度余年”。

从1976年至1986年，仵德厚靠砖厂发的每月38块钱过活；后来，他被吸收为泾阳县政协委员，每月可领300多元补助，后来增加到800多元。日子虽然过得清贫，但仵德厚非常知足。

但因为仵老是反革命，在那种年代，他的子孙们自然都受其连累，始终留在老家务农，有的一辈子都没离开过村子。

仵老去世前留下遗嘱，对他的子女们说道：我的一生是在艰苦中生活的，不怕死不爱钱，既无家产又无存款，没有给下代留下财物，希望你们原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