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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人拒绝不了爸妈,躲不过一场“爹味”婚礼

在中国,
要不要回小城办一场婚礼?怎么办?接受办一场“爹味”婚礼吗?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在北上广工作、生活的他们,即便是已经在这里办过一场草坪婚礼,或是简单宴请了同事,也免不了回到老家再办一场,这似乎是父母们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年轻人们,必须要办一场爸妈需要的婚礼。

“我不打算回老家办婚礼”

“我不打算回老家办婚礼。”穆言在电话里向父母发起反抗时,她感觉到气氛已经掉到了冰点。

29岁的穆言来自山西的一个小县城,她和男朋友都在上海工作,两人达成结婚意愿后的第一个月里,她需要每天在下班回家之后,花费三四个小时和自己远在县城的父母电话沟通,试图说服他们接受自己不在老家办婚礼的决定。一通操作下来,挂掉电话时,通常已经是过了午夜12点。

穆言之所以对小城婚礼极为抗拒,是因为在那个地方,她亲身经历过太多的怪诞现场。

县城的小路总是很窄,婚车会停在大马路边,新娘抬脚离开家走向婚车时,她的父母会泼上一盆水,意味着“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等新娘走后,母亲又必须大哭一场,因为“从此女儿就是别人家的人”。

每次看到这样的场景,穆言总会有一种从头传导到脚的不适感。她并不知道这些仪式的由来、具体名称,但那些场面深深刺激了她。后来,她读大学,在上海找到一份工作,有了更多的女性意识,开始能准确地了解到自己不适的原因:不管是婚礼上的泼水还是哭泣,都充满了一种女性被围观、被凝视的感觉。

穆言将这些类似的婚礼瞬间,命名为小城婚礼上的“爹味”时刻。

她总结过,一个小城婚礼,仿佛就是昭告天下,女性已经离开自己的原生家庭,从此归属于另一个,所有人都在庆贺,但没有人在意女性自己的感受。更多的时候,她们被精心打扮,在这样喜结良缘的仪式上,走马灯一样地配合别人。

正是这种婚礼上的“爹味”时刻,让穆言下定决心逃离,不再配合别人的表演。

在中国,
要不要回小城办一场婚礼?怎么办?接受办一场“爹味”婚礼吗?这也是现在很多年轻人的普遍困境。在北上广工作、生活的他们,即便是已经在这里办过一场草坪婚礼,或是简单宴请了同事,也免不了回到老家再办一场,这似乎是父母们约定俗成、心照不宣的“默契”——年轻人们,必须要办一场爸妈需要的婚礼。

穆言生活在老家山西的母亲,就格外看重小城婚礼。她的母亲是当地老年舞蹈队队长,能歌善舞,经常出现在各种的婚礼现场,围绕着新人们跳舞,将他们簇拥在中间,沿途的街坊领居也会闻声挤到小路上来凑热闹,这种喜庆而和谐的氛围让母亲觉得“这场婚姻在当地拥有了合法性”,她需要女儿婚礼的仪式感,来给周围的亲戚朋友一个交代。

“因为她生活在那个环境当中,可能会面对很多人情的压力,所以她自然需要来自周围人的认可。”穆言理解母亲的想法,但又很难去遵守她的意志。

不尊重,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小城“爹味”婚礼,能一路从接亲延宕到婚礼现场,甚至绵延到婚房。

对刚满26岁的瑾夏来说,婚礼是一项还离得很远的日程。去年6月,她才研究生毕业,计划是这两年想先把工作弄好,在济南稳定下来,等29岁之后再考虑办婚礼这件事。但最近一次的经历,让她觉得自己有了婚礼PTSD(创伤后应激障碍)。

那一次是瑾夏去参加别人的婚礼,婚车行驶到一半时,整个迎亲车队毫无征兆地停了下来。

瑾夏打开车窗探头张望,只见新郎上半身穿着红色内衣,下半身套着红色丝袜,在大马路上狂奔,后面紧跟着一群伴郎,手里拿着面粉、酱油和醋,试图往新郎身上浇。双方大约拉扯了三四百米,新郎被红色丝袜绊倒在路边,伴郎们仿佛看见猎物的野兽,猛地蜂拥而上,几分钟之后,面粉与酱油的混合物糊在了新郎身上,连一根头发丝都没能幸免。

“我当时都有点吓傻了,这到底算习俗还是陋习?”这是成年后的瑾夏第一次参加婚礼,身为一个北方人,她原本对南方的婚礼习俗怀有天然的好奇,但那天,在四川成都周边的一个县城里,同学侄子的这场婚礼让她大开眼界,“原来讨一个好彩头,能闹成这样?”

穆言也有类似的经历,在山西小城,新郎、新娘走向婚车的那段小路,他们的父母会头戴红冠,脸上涂着红白油彩,看起来像是小丑的模样,更夸张的,还会有人在脖子上挂上粉气球和青辣椒。而周围的邻里朋友,则会纷纷往他们身上抹一些类似鞋油的东西来凑热闹,抹得越多,意味着越喜庆。

虽然婚闹并没有直接波及到瑾夏,但红色丝袜、红色内衣,这种极富女性色彩的物件,还是通过视觉刺激到了她的神经,“还是觉得不尊重人,不管是女性还是男性”。

瑾夏不知道的是,两千多公里外的吉林省伊通满族自治县,一个北方小城,相似的情节也在上演。

19岁的皮桃看见表姐坐在婚床中间,周围散落的是枣子、花生、桂圆和莲子,寓意很明显,早生贵子。一轮又一轮无厘头的捉弄游戏后,她以为接亲环节终于告一段落,这时,一位女性长辈突然端出了一盆透明的液体,一股辛辣而刺鼻的气味顿时涌入皮桃的鼻腔,嗅觉告诉她,这是“大葱水”。

“大葱水洗手,生孩子聪明。”这位长辈一边说,一边示意新人该怎么做,那股小心翼翼的劲儿,让皮桃觉得“长辈们是真的相信这些”。她有些震惊,上一次眼前出现这样的场面还是在父母婚礼的照片上,顿时她产生了一种时空穿越的感觉,“怎么过去了近二十年,这种仪式还保留着?”

对着摄影师架起的镜头,表姐笑得很灿烂,可镜头一转,皮桃还是发现了她表情中的疲惫。在这段感情之前,皮桃28岁的表姐刚因为异地而结束了一段长达十年的恋情。在皮桃看来,长辈们的“花式催婚”,是推动表姐和她的先生快速进入人生新阶段的“主导因素”。

活跃的司仪,隐身的妈妈

在小城,一场“爹味”婚礼的承接者,往往是当地婚庆公司里的“金牌”司仪。

司仪的受欢迎程度,决定了他们的档期和价格。“金牌”司仪能说会道,又深谙各种婚俗,在操办婚宴这件事上,深受长辈们信任。皮桃表姐的这场婚礼,就是由小城最好的婚庆公司全程负责,总共花费了5万元,包括场地、策划等,其中司仪的价格近4千元,占了8%。

“司仪也是分档位的,有高、中、低三个档次。”据皮桃了解,当地司仪的价格在1000元到6000元不等,一般高档的价格为3000元到5000元左右,如果有钱人家想要办得更风光一些,就会邀请本地小有名气的主持,一场下来单司仪的费用就会过万。

作为婚礼上实实在在的局外人,司仪却总在不断怒刷存在感。“新郎家的饭好不好吃?”
“新郎家的床软不软?”看着司仪在台上打趣新娘、活跃气氛,站在一侧的阿汤“尴尬到可以用脚抠出三室一厅”,她是00后,接受的教育从来是尊重和平等,她不明白这样的司仪存在的意义是什么,“难道就是让新娘难堪吗?”

除了尴尬,皮桃也感受到了这些仪式里过时的气息。“感谢新娘父母多年来的辛苦培养,把自己至亲的女儿亲手托付给他。”“新娘遇到了她一生中的唯一。”“恭喜新娘在今天成为了X太太。”婚宴上,诸如此类的话,司仪说了一遍又一遍,他试图营造温馨氛围,却实实在在地刺激了皮桃的神经。“这些话的底层意思,让人觉得新娘仿佛一个物品似的,还能这么来回给,自己没什么能动性。”

而对于新娘本人的实际感受,司仪好像并不在意,他频繁地询问着男方结婚的心情、当下的体验,似乎在他的经验中,新娘在这一刻能感受到的除了幸福,还是幸福。

连父母也会配合这样的“爹味”时刻,佟丽娅的父亲就在《快乐大本营》上有过这样一段发言:“我今天就把我的女儿,交给老陈家了,希望到了老陈家以后,多干些活……”那是2014年年末,节目组为佟丽娅和陈思成补办了一场中式婚礼,佟丽娅父亲的这番话,也同样引起过阿汤的不适。

在这样的仪式中,隐身的除了新娘,还有新娘的母亲。从小到大,阿汤频繁出入各类婚礼现场,面对大人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她总会怀有好奇:“为什么新娘一直是由爸爸牵着入场,交到新郎手中,那个时候妈妈在干什么?”

原本,阿汤以为新娘的母亲在为更重要的事情忙碌,直到有一次,她托着表姐的婚纱,跟在后面走上T型舞台,在一堆举起镜头的亲戚朋友中,她注意到,姑妈看着女儿挽着父亲的背影,自己躲到一旁,悄悄抹了眼泪。

后来,她听说有一些新娘因为父亲去世得早,无法牵着自己入场,而会请家中其他的男性长辈代为承担父亲的角色。她更加疑惑,“为什么牵着新娘的手入场的人,不能是妈妈呢?她明明也是很重要的人啊!”而除了这个环节,在婚礼上作为家长代表发言的,也几乎都是父亲。成年以后,阿汤从花童晋级为伴娘,可对于“母亲的隐身”却始终没人能解释得清楚,她发现“大家都只是学着前人的样子,继续下去罢了”。

一场体面的婚礼,在许多长辈眼中是子女一生的大事,也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穆言记得,将近十年之前哥哥结婚,除了高规格的婚宴之外,还有嫂子的彩礼、婚房的装修,是一笔巨额花销。“这笔钱其实是超出了父母的承受能力,所以当时他们还去贷款、借钱,还了好多年才终于还上。”结婚之后,哥哥搬去了自己的新家,只剩穆言还和父母同处一个屋檐下,在生活的琐碎中,她感受到了这件事情给父母带来的压力。

“为了这种面子工程,自己还要在家吃糠咽菜,我觉得这是一件完全不划算的事情。”明明是一家人,哥哥作为儿子,似乎很享受婚礼上的高光时刻,而作为女儿的穆言看到了父母更多的不易。可母亲仍将“让女儿风光出嫁”这件事情,当成她的为人母的“任务”她老年生活的重要支点。

得知穆言和男朋友有结婚的打算之后,母亲常会念叨“一想到你要出嫁,我就要掉眼泪了”。好像从此她将不再属于这个家,每次听到这句话,穆言都会联想起婚礼上司仪刻意编织的“煽情陷阱”。女方家长泣不成声,男方家长红光满面,耳边传来司仪事先准备好的尴尬台词,这样的场景如果换上自己的母亲会怎样?她无法想象,只想极力逃避。

谁会胜利?

2022年一开年,穆言和恋爱多年的男友在上海领了结婚证,母亲暂时没有再进一步逼迫她办婚礼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反抗有了结果,她将这个方法总结为:“用魔法打败魔法。”因为领证的日子,还是母亲来定的。

母亲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人,在她的观念里,结婚一定要挑个好日子。“当时她找人,根据我和男友的属相,算了合适的结婚日期,但发现虎年一整年都不合适。最终快速促成我俩在过年之前领证。”

可穆言发现,就算是已经领了证,母亲内心对于她不办婚礼的芥蒂丝毫没有消减。因为少了提亲、双方父母见面商议等流程,在母亲看来,她们这小夫妻的婚姻过于草率了。“没有一个女性是不想办婚礼的,结婚这一天是女人最幸福、最美的一天。”这是一直以来存在于母亲脑中的刻板印象,这个仪式于她而言,除了能给亲戚朋友一个交代,履行为人父母的责任之外,还代表着一种承诺和保证,是安全感的来源。

但在穆言这里,只剩下压力。母亲至今仍在刺探,她不敢相信这个决定是穆言发自内心做出的。“她总是各种旁敲侧击,问我是不是受什么委屈了,是不是男方家不重视我,不愿意大操大办,我不敢跟她说,才找借口说自己不想办。”

事实上,穆言对婚礼的抗拒,很大程度上来自对母亲命运的惋惜。她是一个要强又聪明的人,几乎一个人主外又主内地支撑起一个家,父亲至今连衣服都不会买。他们被包办婚姻绑定在一起,母亲因此承受很多不幸,无数次想过离婚、离开家到外面做生意,有几次都已经走出去了,又被亲戚以两个孩子没人管、女人不能不顾家为由劝了回来。

穆言常常会想,以母亲的能力,如果有机会读书、外出闯荡,一定会过着完全不同的一生。因此她更反感婚礼上那些包装成祝福和习俗的、对女人就要生儿育女、相夫教子的规训

然而当她把这些想法告诉母亲,鼓励母亲不要再为女儿的嫁妆和买房钱发愁,也不用时刻准备着带外孙,可以过跳跳舞、做做饭的轻松日子,坦然地享受生活,母亲的反应却是:“我知道我给你攒的那几万块钱你已经看不上了”“你是不是嫌我没文化、没见识,怕我在婚礼上给你丢人了才不想办”。

“我想解放她,但她却认为我要革她的命。”穆言这样总结她和母亲之间由婚礼引发的分歧。

自从得知穆言计划结婚的消息,母亲的第一反应就是开始缝红棉被,并装在大红行李箱里给穆言寄到了上海。上海的冬天,空气阴冷潮湿,7斤的棉花被子极易吸水,变得又重又湿,难以使用。虽然不合适,但穆言也不忍心拒绝母亲一针一线缝制的心意。为此,她还需要特地整理出一半的衣柜,来放置这些红棉被和母亲寄来的大红色行李箱以及床上用品,本就狭小的空间一下变得更拥挤了。

每次看到父母的这些心意,穆言的脑中也闪现过一个折中方案,请亲戚们吃一顿饭,把婚礼的流程尽量简化,也算给他们一个交代。但刚开了这个口,母亲就开始想尽办法说服她:“这个环节不能省,那个环节也要留下,什么都不能舍弃,最后又变成了那种传统规格的婚宴。”这和穆言的想象完全不一样,她立刻改口,回到了自己最初的想法。

最激烈的一次,电话那头母亲开始带着哭腔大喊大叫:“我的女儿工作也很好,学历也很高,也没有比别人缺胳膊少腿,为什么别人的女儿都能风风光光出嫁,我的女儿却要偷偷摸摸地嫁人?”自此之后,穆言更加深刻地认识到,这是一件很难调和的事情,因为“两代人对于婚姻这件事的底层认知就不同”。

如今,疫情成了双方的缓冲剂,母女两人围绕婚礼的对峙仍在持续,但穆言知道,短时间内达成相互理解,不太可能。“最后只能是通过一个暴力革命的方式,要不就是他们镇压了我,要不就是我镇压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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