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困在时间里的老人”：每年走丢20万

白色鞋子，玫红色裤子，蓝色短羽绒服，身高一米五，体型瘦弱，头发花白——中午一点半左右，72岁的刘丹终于出现在一家饭店的监控视频里。

匆匆走过的行人没有注意到她的异常。

放大画面可以看出，走在人行道上的刘丹，步伐越来越慢，表情也似乎有些迷茫。她停下来，回头看了看四周，但很快又背着手径直往前走。这个患有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已经从家里离开了超过20个小时。

尽管对于家人的记忆逐渐淡去，也总会忘记家在哪里，但刘丹还保留着年轻时好动的个性——她是个开朗的老太太，爱坐公交、爱往外跑，去看外面的世界。这也让丈夫陈文和女儿陈玉发了愁，他们总是在寻找她。

次日一大早，陈玉就出门找妈妈。这一次，她叫来了北京市志援应急救援队帮忙。
北京市志援应急救援队在寻找刘丹老人

饭店的监控器曾拍下刘丹路过的短暂画面，救援队的马健队长按照之前的线索，沿街边的店铺依次查监控，终于发现她的踪迹。

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来说，走丢往往只用几秒钟。尽管会出现失忆、失语、空间感丧失等症状，但从外表看，他们与常人无异，也不会主动求助，旁人很难发现他们的异常。这也给搜救增加了难度——在北京这个两千多万人的都市里，寻找一个失忆老人，宛如大海捞针。

有数据显示，在我国，每年走丢的阿尔茨海默症老人高达20万左右。截至2019年，中国已有1000多万阿尔茨海默症患者，是全球患者数量最多的国家。

志援应急救援队的队长苏敩透露，过去五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寻找过近330位走失的老人，几乎全是阿尔茨海默症患者。

苏敩记得，第一位老人是2016年春节他在路边偶然遇到的。寒冬里老太太穿着单衣，向他问路，说要去“粮店”——她的记忆被拨回到了那个需要换粮票的计划经济时代，苏敩帮她报了警、找到家人。

那之后，苏敩和队员们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捡”到过失忆老人。有老人走丢后掉进大泥坑里，被发现时，脸上爬满了蛆；有老人在火车站的货场里迷路，捡破烂搭帐篷，独自生活了好几天；还有个退休的前公安人员，上公厕的间隙失忆了，跟着路人出胡同、上公交，他以为对方是贼，自己还没退休，在抓贼。

一次找寻

刘丹走失后，72岁的丈夫陈文很自责。前一天傍晚，陈文要去一趟女儿家，他想着步行也就十分钟的距离，一会儿就回来，让刘丹在家等他，还特意从外面反锁了门。

回家后，老伴儿不见了，平时别在衣服上的定位器也没带走。

陈文和女儿女婿骑着电瓶车在附近找了一晚上，报警，并向应急救援队求助。

根据警方调取的监控视频，刘丹从家里出来后，18点47分在牛街礼拜寺站坐上由南向北的88路公交车——这趟从草桥东路北口开往大钟寺的公交车，会经过刘丹家所在的西城。经停15站之后，19点36分，刘丹在积水潭南站下车。线索就此断掉。
刘丹乘坐88路公交车在积水潭桥南站下车，此后便无踪迹，这里交通情况复杂

“下车之后，往哪个方向走了？或者她继续在这儿上了别的公交？她坐了哪一路公交车，会在哪一站下车？”陈玉站在大马路上和救援队员们分析。太阳刺眼，车流和人声吵嚷。陈玉从单位请假出来找妈妈，她背个书包，冲锋衣袖口上沾满黑色灰尘。因为失眠和疲惫，眼睛有点红。

在老人下车的积水潭南公交车站，一辆辆公交车进进出出。每天白天，会有六路公交车在此经停，晚上也有两路，其中不少是开往城外的。隔着一条公路，对面是大型商场和建筑施工工地；沿街商铺背后，像树枝一样延伸出小胡同和分叉道路。

这种无从下手的局面，对救援队队员们来说并不陌生。这五年，他们最多的一次，用了11天寻找一位老人；最快的一起，半小时就在地铁里顺利找到。有媒体统计报道，这些走失的患阿尔兹海默症的老人，只有不到一半顺利回家。而24小时是搜救的黄金时间。

按照救援队的安排，陈玉和救援队每四五个人组成一个小队——有人在派出所等新消息，有人沿着老人出现过的街道调取监控视频，还有人在商店门口贴寻人启事。
他们总是从早走到晚，从西城区到海淀区，发传单、查监控、推测老人的踪迹

循着蛛丝马迹，他们从西城区的积水潭南站，找到7公里外的北京理工大学，人又没影儿了。

这倒也常见——“老人走失后，能被寻找到的点滴踪迹是碎片式的，志援救援队要尽量多寻找他们出现的点，再将点连成线。但每当快连成线了，线索却经常断掉。”马健说。有一次他们寻找一位老人，查到他进了一个胡同，前一个监控能看到他，隔了一段距离的监控里，就没影儿了。第二天再把范围缩小，查到中间的一个商店，发现老人晚上站在这家店的玻璃门前，对着自己的影子说了五个小时的话。可这时机一错过，他们一直跑到石景山的水泥厂才找到他。

晚上8点，距离刘丹走失已经超过24小时，志愿者们东奔西走一整天后，直接在人行道花坛边蹲下休息，或者靠着电线杆子歇一会，几分钟后又继续。

继续往前走，是海淀区的为公桥公交站，寻找似乎又回到了原点。这里比起点积水潭桥南公交站有更多的车，救援队员按照刘丹的行为模式推断，如果她走累了，可能和之前一样，也在这儿登上了公交。

公交车站，是搜救的巨大障碍。有多少路公交就有多少个方向，每路车又有几十个停靠点，无法逐一排查监控。此外，在调取相关路段和公交车的监控时，也需要辗转不同部门之间的繁琐交接手续。
老胡同果子巷，这里是刘丹的娘家，也已经被完全拆除

已经天黑，老人独自在外的危险在增加。陈玉担心妈妈，却想不出她的目的地会是哪。

陈文想起来，走失前一天，老伴儿念叨着要回家。家人猜测，她说的“家”，应该是曾经居住多年的老胡同。18岁去北大荒下乡前，刘丹一直住在西城区的果子巷、迎新街老胡同，29岁抱着孩子回北京后也在附近工作，这是她的娘家。

刘丹的“家”曾是老宣武最热闹的地界。商户、住家，一个挨一个，挤满宽不足十米、全长也不过百余米的小胡同。那里有卖小豆粥的早点铺，有油盐店、绒线铺、鞋铺、剃头棚……蝉鸣不绝的夏天，永远少不了捉蛐蛐儿、粘知了的趣事，她和老伴儿也总还记得大槐树下的童谣。

2007年夏天，随着旧城房屋修缮和胡同整治工作开展，刘丹的家作为危改项目被夷为平地，如今那里矗立着密密麻麻住宅楼的中信城小区。也是那一年，刘丹的母亲去世了。
曾经的胡同迎新街，已经在十多年前被拆掉，现在建起了中信城

从仅有的线索看，刘丹似乎并没有回那个胡同里的家，她走得越来越远了，最后出现的魏公村立交桥，离“家”十几公里。救援队员们聚在马路边，分析老人在十字路口的四种可能走向，继续沿街询问商住用户、查看监控；陈玉也拜托报案地牛街派出所的民警，配合来到老人魏公村管辖地的派出所，沟通协商；与此同时，他们还在想办法去公交站寻找线索。

晚上快到11点，正在大家决定撤退，第二天再找的时候，陈玉接到派出所的电话，人找到了。

她赶到派出所，进一步得知，妈妈走进莲花小区里时，被保安发现不对劲——不到五摄氏度的夜里，她只穿着一件单衣，羽绒服丢了。保安反复问她家在哪里，她答不上来，于是给羊坊店派出所打了电话。到派出所后，刘丹短暂地记起了自己的名字，虽然说错了一个字，但她又提到自己姐姐的名字，警察根据这些线索，找到了她的信息。

见到陈玉，老人虽然已经掩饰不住疲态，却像孩子一样开心。她跟家人说，第二天要跟他们讲讲这一路。但次日早上，她完全忘记了自己出走和迷路的事。

被蚕食的记忆

这不是刘丹第一次走失了。最近两年，女儿陈玉和丈夫陈文总是在寻找她。

2016年，刘丹被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为防止失联，最初，陈玉买过定位手表，大块头的手表戴在母亲细瘦的手腕上，显得很突兀。她怕妈妈自尊心受伤，换成挂脖式的，老人却经常忘记佩戴。后来，她又买来小盒子的定位器，配有防盗扣，用磁铁钉紧紧吸附在衣服上。

但定位器也不是万能的。有一次陈文带着刘丹出门接外孙，他回头锁门几分钟的时间，一转身，刘丹不见了。陈玉刚下班，赶紧让父亲去接孩子，自己寻找妈妈。她看着手机屏幕上，妈妈的定位点移动得越来越远，停在了四惠东附近。

“您先别动！”定位器被呼叫三声后自动接通，陈玉声嘶力竭地在手机这头喊，试图叫停妈妈，但是妈妈没理她。刘丹下了车，手里还抱着一袋从家里带出来忘记扔的垃圾。安静的间隙，一位等车的路人听到刘丹身上传出喊声，赶紧和陈玉对上话，帮她看住了妈妈。

“现在是因为丧失了空间感才会迷路，一开始是从丧失记忆开始的。”陈玉说。找回母亲后的一个下午，陈玉和父亲坐在一起，说起母亲患病的经过，她顺手递给妈妈一片很薄的香瓜。

因为牙齿掉光了，刘丹的脸颊有些凹陷，笑起来嘴巴咧得大大的。此时她坐在一旁专心地听父女俩聊自己的事，像是在听别人的故事。“我听你们说的，这能是我吗？”她突然自嘲起来。

变化是一点一点开始的。

刘丹是个性格外向，做事利落的老太太。十几年前，她还是陶然亭公园的太极拳选手，考了初级教练证，野马分鬃做得舒展劲道；她也参加社区志愿者活动，和朋友们一起在小区巡逻。

2009年前后，刘丹突然跟陈玉说，不想再去打太极了，队友说自己“抑郁”。陈玉没太重视，以为她只是和队友闹了不愉快。现在回忆起“抑郁”这个词，她分外难受。

最早期的症状，是性情的改变。2010年前后，刘丹做菜变得马虎。陈玉的丈夫记得，当时有客人来家里，一向热情好客的刘丹，端着一大盘随便拌好的凉菜上了桌，说，“我们北京人就这么吃。”还有主食，米饭馒头包子，也经常是好几样混在一起端上桌。

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刘丹在厨房忙完之后，锅不见了。家人找了半天，发现锅被立在饭桌桌脚旁，锅把朝上，像在沥水的样子。

陈玉的一次大崩溃，是发现妈妈给大女儿冲的奶粉出了错。“一勺奶粉、30毫升水”，她跟妈妈说过。结果有一天，她看到妈妈在90毫升的水里只兑了两勺奶粉。陈玉急了，“因为看小孩的事，我只信任我妈，发现她这样，我真的很崩溃。”那一次，她大声嚷了妈妈。

因为不住在一起，陈玉感受到妈妈的变化是碎片式的，陈文则有更明显的体会——一向好脾气的老伴儿，开始为鸡毛蒜皮的事大发脾气，一言不合就离家出走。她不再参加集体活动，还忘记和朋友的约定。她退休前是会计主管，爱做数学题，退休后还在台式电脑机上自学编程；后来再也没打开电脑，不学习了。

2016年，陈玉生二胎，刘丹在医院照顾她。陪床的时候，刘丹总拿本书消磨时间。有一天，陈玉让妈妈念一段书上的内容给她听。刘丹读出来的，是一个个单独的字，而不是连贯的段落。她已经不知道书上在说什么了。

陈玉下定决心带妈妈去看医生。很快，刘丹在宣武医院确诊为阿尔茨海默症。陈玉终于知道，妈妈的无端发怒、对外界的隔阂、对亲人的不理解，都是有原因的。她病了。

陈文查资料、四处求医，搜集过国内外38种阿尔茨海默症量表。陈玉也买来脑科学的书籍学习，看相关的电影。他们不断在记忆中搜寻可能的病因——是刘丹曾经得过的那颗小小的脑膜瘤；是她的母亲去世，她受到太大的刺激；又或是别的被遗漏的细节？
积水潭桥南站附近，志愿者们正在推测老人可能去往的方向

但至今在全球范围内，阿尔茨海默症仍然没有绝对的病因，也没有药物能够治愈。

刘丹和所有患上阿尔茨海默症的人一样，记忆一点点被蚕食，她记得年代久远的事情，却忘记早上和中午吃了什么。

她口中的词汇越来越少，只剩下“这个、那个”。有一次家里的洗衣机洗完衣服，“滴滴”响了，刘丹想提醒陈玉去晾衣服，跟她说，“那个”响了。陈玉鼓励妈妈，说出洗衣机这个词，但她怎么都说不出来。她偶尔也会忘记家人的名字。陈文不在身边的时候，刘丹会问女儿：“那个人去哪里了？”状态好的时候，她又能说出来老伴儿的名字。

再往后，她还像小孩一样，悄悄把吃剩的苹果核扔到楼下邻居家车上，然后拉上纱窗。直到邻居投诉，陈玉才知道老太太的恶作剧，给家里换了要用钥匙打开的铝制纱窗。

家里的门锁也让陈玉和陈文费尽心思。去年，陈文的母亲生病，他在医院照顾，担心刘丹一个人在家不安全，出门时会叮嘱她用钥匙从屋里锁上门。但刘丹锁上之后，总会忘记拔钥匙，从外面打不开门，为此，家里至少换了八次锁。去年，陈玉给父母家装了指纹锁，但是刘丹的指纹变浅，用起来有些困难。

“这一块是海马体，正在萎缩，意味着她剩下的记忆越来越少。阿尔茨海默症使得大脑中的某种蛋白物质分泌过多，最后这个物质会弥漫到她整个大脑，直到什么都不记得了。”陈玉拿出她买的脑科学书，翻到一页彩色的大脑图，指着最中间的小小一块，想象妈妈大脑中正在发生的病变。

“爱和陪伴可以让必然的结局来得晚一点”

“阿尔茨海默症，无法被阻止，只能延缓，靠家人的陪伴。

”医生告诉陈玉和陈文。

刘丹对遥远的过去有着清晰的记忆，陈文一有工夫，就跟她聊半个世纪前的事情——

1968年，18岁的他们朝气蓬勃，登上开往北大荒兵团的绿皮火车。在靠近乌苏里江的东北小县城，两人相识相爱。“我们登上瞭望塔，就能看见乌苏里江对面苏联的瘸腿上尉。”

听陈文讲起那段日子，刘丹在一旁笑眯眯地点头说是。

婚后，他们在东北小城成家立业，陈文当过兽医，后来又调到医院工作。东北的冬天最冷时零下41度，陈文背上药箱，骑马到十几里外的连队出诊。刘丹是数学老师。她所在的学校人不多，在小学基础上增设了初中，类似戴帽子，也叫“戴帽中学”。她教六年级和初一，有学生后来成了中石化设计院的高级工程师。

在兵团的第11年，女儿陈玉出生，他们开始盼着回北京的调令。女儿第42天大时，刘丹的调令先来了，她抱着襁褓里的女儿，坐上了回北京的列车；再后来，陈文也回到了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两人像当年所有的返城知青一样，接了上一代人的班。陈文进了北京市玉器厂工作，刘丹先是接母亲的班去了胡同里的街道工厂，辗转几份工作，退休前是事业单位的会计财务主管。

在陈玉眼里，妈妈身上总有用不完的能量。

除了照顾家里之外，妈妈考下了当年通过率不到百分之五的会计资格证书，凭自己的努力成功跳槽，从街道工厂，到区里，再到市里。妈妈爱运动，陈玉带她去爬山，她走得比年轻人还快。上世纪90年代，刘丹开始学编程语言，学DOS操作系统。女婿下班回来，总是看到老太太坐在电脑前玩空当接龙游戏。她的休闲游戏，还包括做数学题解闷儿。

“这我自己织的，你看还行吧？我觉得还不错。”在一旁的刘丹摘下帽子，递过来。红色毛线帽勾线细密，帽檐有一圈细细的灰色镶边。她身上穿着红色摇粒绒外套，胸前印着“西城区志愿者”——这是以前参加活动时，社区发的。
刘丹从牛街坐公交到达八公里外的魏公村附近，一家面馆碰巧拍到了她走过的画面

阿尔兹海默症的患者家属往往会用各种方法试图找回他们的记忆，来自广东的女孩小透也是如此。在B站上，她用视频记录了寻找爷爷的整个过程。

小透由爷爷带大。印象里，他是个慈祥和善的老人，笑起来嘴巴咧得大大的，露出两瓣门牙，像她最喜欢的海绵宝宝。爷爷每天骑车载着小透，穿过田间小路送她去上学。小透爱玩洋娃娃，爷爷会给洋娃娃做衣架。小透晚上怕一个人睡觉，爷爷为她讲睡前故事，也扮幼稚鬼吓唬她。

但最近几年，爷爷患阿尔茨海默症之后，失去了活力。他每天躺在床上，除了吃喝拉撒，只会说，“不要了！”他总是神色木讷，瞪着眼发着呆。爷爷不再记得家人是谁，家人记忆中的他也在逐渐淡去。小透想找回曾经的爷爷，再次看到老人的笑。

她陪着爷爷看她小时候最爱看的动画片，爷爷心不在焉。她在爷爷面前捏一只会叫“爷爷、爷爷”的复读鸭，爷爷没有反应地走开。她的男友扮演小丑对着爷爷手舞足蹈，爷爷的表情变得更加沉重。

她也回到和爷爷曾经住过的地方，但一切都变了。附近的一整片楼被夷平后，建起一座大桥。他们住过的老房子，变成了大桥下的停车场。离开的时候，旁边铁轨上的火车开过。她想起以前，爷爷会带她去铁轨上看风景，如今只有呼啸而过的风声依旧。

回到家，小透给爷爷听他以前经常听的《鲁冰花》，老人的面部表情开始有了变化——他嘟起嘴巴，很委屈的样子，眉头的皱纹聚集起来，眼睛一眯，几滴泪水滚了下来。小透明白，爷爷已经忘了怎么笑了，他的哭就是他的笑。

这趟短暂的寻找爷爷的旅程，以第二天爷爷变得更加生气而告终。小透以为一切努力都白费，有些遗憾地回大城市上班了。几天后，她接到奶奶的电话，奶奶激动地告诉小透，爷爷早上主动从卧室走出来，撑着拐杖挪到饭桌旁。他自己洗了衣服。他还一直坐在椅子上，看着小透坐过的沙发，像在默默守候和思念什么。

“阿尔茨海默症发展到最后，人会变得极度痴呆。他们的大脑就像是火灾后的土地，只剩一片废墟。他们甚至会忘记吞咽和大小便，人成为没有灵魂的空壳，和死亡没有区别了。”小透对于未来并不乐观，但经过这一次寻找爷爷的尝试，她相信，爱和陪伴可以让必然的结局来得晚一点。

更残酷的一面

最近两年，随着母亲的病症愈发严重，陈玉能感觉到，父亲独自照顾母亲变得吃力了。

去年12月8号，陈文去医院看牙，带着刘丹一起。进诊室前，他脱下冬天的棉衣、证件和书包，一并交给刘丹，反复嘱咐她在门外等着。但看完牙出来，她不见了。陈文慌里慌张打上车，穿着单衣和女儿会合，寻找刘丹。最后是公交车上的保安看到刘丹的信息牌，联系上家属，送老人到了公交总站。

成为照顾和被照顾者的角色后，他们的生活总是如此“混乱”。陈文要随时看着刘丹，照顾她洗脸、吃饭、上厕所。刘丹上厕所，有时候会弄得厕所墙上有大便污渍，陈文就去女儿家拿水枪过来冲厕所。但他仍然竭尽全力把老伴儿打理得利落干净，连指甲缝都清清爽爽。

琐碎且压抑的日常被他藏在偶尔的画作中——黑色的雨雾弥漫整个画面，气氛压抑，左下角有一个细长的人影，独自撑着伞走在这片混沌中，他的身旁有一条窄窄的留白和零星的青绿。陈文管这幅画叫《孤独》，画的是他自己的心境。不久之前，他105岁高龄的母亲也去世了。
刘丹老伴儿画的一幅画，名为“孤独”。画画是他表达内心情感的方式。在照顾阿尔茨海默症的妻子之外，他很少能有自己的时间

接触过上百个阿尔茨海默症患者家庭的苏敩也认为，阿尔茨海默症是最孤独的疾病，照顾患者的家属同样孤独，“80后的独生子女家庭就更是。老人走丢了，可能连能一起寻找的朋友都没有。”

他和队员们试图让老人不那么孤独，但他们也见到了这个病症更残酷的一面。

一次，队员们帮助在某央企工作的80后独生女找父亲。老人得了阿尔茨海默症，大便完不知道冲马桶，女儿和老伴儿不让他在家上厕所。有一天，老人去外面的公厕上完厕所，突然找不到回家的路了。走丢了一天，女儿都没当回事，直到第二天上班时跟同事聊起来，才被提醒应该寻找老人。

救援队员找到老人之后，给他泡上一碗面。面刚泡软，女儿火急火燎地赶来，老人见到女儿，像做错事的小孩一样，赶紧把方便面推开，不敢吃了。苏敩猜测，老人在家应该是经常被责备，才会这么害怕女儿生气。

“姑娘，有爹在，特别好。我爹没了，我现在有点啥事想问问他，只能上陵园坟前坐坐。只有没了你才能知道。所以你爹还在，就好好珍惜。”回去的路上，苏敩跟老人的女儿说。但过了一段时间想回访时，他发现自己被删了。
入夜了，志愿者们还在街头的报刊亭询问是否看到过走丢老人

他们也帮助寻找过一位89岁的曾做过铁道兵的老人。老人走失九天，等他们找到第八天，老人的二女儿郑重其事地对搜救队员们说，不找了。理由是，他们全家人已经请了七天假，再继续找下去，担心工作没了。还有一起时间最久的，找了11天，也是家属先放弃了。但一位队员较真儿，带着两个大学生志愿者一直找，最后终于找到老人。

由于在外迷路太久，老人身体已经非常虚弱，他们先把老人送到了一家医院。家属一直不接志愿者和派出所的电话，直到民警前去敲开家门才通知到消息。家属的第一反应不是开心于老人找到了，而是埋怨志愿者，为什么不把老人送到另一家更近一点的医院。

陈文写下的书法“暖”字。在志愿者帮忙找老伴儿后，他也写下“槐树槐，暖心槐”的书法，感谢志愿者。“槐树槐”是北京老胡同里的童谣

“我们也不能责怪这样的子女，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苏敩说，每一个走丢的失忆老人背后，都是一个具体的家庭和人，面临的问题不同，却折射出亲情、陪伴、离散等相似的社会问题。但他还是希望，每一个患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都能更有尊严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

这段时间因为疫情，陈玉的小儿子居家学习。经常和孩子待在一起，刘丹似乎变活跃了。六岁的小朋友问姥姥，你说我叫什么名字呀？姥姥睁大眼睛，反问他，那你说你叫什么？孩子挨个提醒她前两个字，她终于说出第三个字。家人鼓掌，她也乐得合不拢嘴。

“即便得了这个病，她也是有尊严的，我们时时刻刻陪伴她，我们也能感受到她的爱。“陈玉说，她早些年看讲述阿尔茨海默症病人的电影《依然爱丽丝》，就像看到了自己和妈妈。电影的最后，女儿给妈妈念出一段诗句，问她能否理解这段诗在讲什么。曾经是语言学教授，表达感受丰富的母亲，愣了几秒钟，终于缓慢地说出了“爱”这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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