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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在大学延迟毕业的年轻人,明年会更好吗

这是一场和未来的赌博。

当考公、考事业单位、考军队文职都失败时,广州大学的学生陆菲面临着一个艰难的抉择——手上仅有的一份2000元底薪的offer,该不该接?每天晚上,她在宿舍的铁架床上翻来覆去,将近一个月都睡不好觉。实在没办法,她想到了另一条路,延迟毕业。

正常情况下,延迟毕业常被看作是应届生简历的“污点”。一方面,延毕往往是被动产生的,挂科了、学分没有修满、论文没有过关,只能延毕,它意味着学业甚至能力上的瑕疵。而另一方面,延毕意味着和同龄人脱节,在讲究步调一致的社会里,就是输在起跑线。

但现在,选择延毕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了。2022年,全国高校毕业生预计达到1076万人,创下历史新高,可应届生们面临的就业环境并不友好,考公、考研竞争激烈,互联网大厂集体裁员,可选择的工作又常常薪资少、压力大,和预期相差太远。时间不等应届生,那么应届生只好主动寻找更多的时间。

有人决定用延毕的一年时间找更多实习,让自己的简历更丰富,有人要思考清楚,自己到底要往哪个方向努力,有人则单纯想避开这“最卷的一年”。一年下来,到底是受益更多还是内耗更多,一切都不确定,而最难猜测的是,下一年到底会不会更好呢?

“最后的选择”

方小文从大三那年就觉得自己要延毕了,几乎是种直觉。

那时,辅导员站在讲台上,跟同学们讲述学院就业情况。“这一届有30多个延毕的,希望你们这届延毕率可以低一点,就业率可以高一点。”那是方小文第一次听说延毕,但她有种感觉,“或许等我大四,也可能会延毕”。

方小文来自上海的一所985名校,如果只听学校的名字,外人大概率不会把该校的学生和“延迟毕业”这四个字挂上钩,方小文也从没觉得自己会毕不了业。从高中起,她就有明确的目标——从事一份稳定的工作,最好是公务员。上了大学,她选择了一个和公务员“专业对口”的纯文科专业,自己大学四年的规划也很清晰,最终的归宿就是通过考公回到湖南老家。

入学那年是2018年,疫情还没来,互联网大厂还是风口,宇宙的尽头还不是县城公务员。

那些在大学延迟毕业的年轻人,明年会更好吗

▲ 某大厂裁员期间,办理离职的窗口。图 / 脉脉

整个大学四年,方小文没有实习过,甚至没有面试过,在这所人才遍地的名牌大学,方小文绩点不算高,但这影响并不大,毕竟她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考公,并且在过去三年,考选调在方小文眼里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她问过学长学姐们选调生考试的难度,得到的回答是“裸考都能过”。

去年9月,方小文开始正式备考。她自己的预期是有六到七成的几率可以考上,但考试结果出来后,她最终离分数线差了几分。那时,方小文才意识到情况不妙。虽然离录取分数线只差几分,但中间可能有数千人。根据一家公考教育培训机构的数据,截至今年3月初,方小文老家湖南省的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为141637人,平局竞争比为16.9:1。一年前,公务员考试的报名人数只有121725人,今年多了整整2万人。

孤注一掷的方小文失去了所有的选择。她再次回想起大三时辅导员时的话,后知后觉,开始认真考虑延迟毕业。在过往,延毕意味着不完美和失败,它让人困于未来一年的焦虑中,与社会脱节。但现在,延毕成为全盘失利后的最后一种选择。

陆菲在南方地区一所不上不下的“双非”一本院校念文科专业,是应届生群体里的中位数。她的危机感比方小文来得更早一些,大四那年的暑假,互联网大厂纷纷开始校招,陆菲把尽可能适合自己的岗位都投了一遍,最终全部落选。

陆菲并不崇拜互联网大厂,但对她而言,薪资相对高、有保障的工作是她想象中毕业后最可能的归宿。去年7-8月的秋招季,陆菲投了自己心仪城市的10个不同行业的公司,只有两家有回音,但笔试过后,又等不到答复了。

她开始考虑所有可能的出路。比如事业单位的非编制岗位,工作岗位是老家博物馆的讲解员,她说自己从小到大都没参观过那个博物馆,但她发现就连这样一个岗位居然都有100多人报名,这让她很震惊。她也考了选调生,满分100分,80分以上才能进面试环节,她只考了70分。

一月份,陆菲的省考也失利了。她把目光投向军队文职招聘,“接着考”。考试当日,她在考点附近的早餐店买早餐,老板娘说:“整个学校都被包了,5000多人考!”陆菲拿着包子愣住了。最后,军队文职的考试也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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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队文职考试现场。图 / 受访者提供

刚过去的三月,在投了上百份简历鲜有回音后,她在群里问学长学姐:“我怎么样才能够延迟毕业?”几秒后,屏幕上弹出几个问号。陆菲放下手机,平躺在床上,对着天花板叹气。

预期和现实的落差

很少有人会真的延毕,但本科毕业去读研,某种程度上是另一种延毕,即尽量延迟进入社会,尽管他们可能面临着更加激烈的竞争。

大四的职业生涯规划课上,老师调查班内的就业方向,陆菲惊奇地发现,班上35个人,有将近25个人选择保研或者考研,剩下的人里,大部分都选择考公,“周围几乎没有人想直接就业”。

根据数据统计,2019年全国的考研人数为290万,2020年考研人数突破了300万,到了2021年,这个数字为457万。但奇怪的是,本以为会独自参与校园招聘会的陆菲,在现场却看到人潮涌动。大家在明面上逃避就业,却又不得不做多手准备。

竞争的人多,淘汰的人也多。陆菲的同学赵青是考研大军的一份子,在分数出来后,她有一个星期没有睡好觉,最后她放弃了调剂,加入了就业的队伍。赵青有一个“大厂梦”,她的表弟一样是今年毕业,读的是计算机专业,已经拿到了快手的offer,月薪能达到3万元。在她看来,大厂是正规和高薪的代名词,她给自己的期望月薪是1万元以上。

那些在大学延迟毕业的年轻人,明年会更好吗

▲ 某招聘会现场。图 / 视觉中国

2月,投出去20多个简历,大多数石沉大海,赵青被大厂的门槛震醒。在一个科技公司的面试进入尾声时,她特意去问自己的学姐:“我该开多少的理想薪资才合适,到手8000元算高吗?”学姐回答,“高了”。她将期望薪资降低为到手7000元,但她最后因为不喜欢这家公司而放弃了面试。

应届生的幻想被现实一点点碾碎。陆菲的另一位同学理想薪资起初是每月到手10000-12000元,最近改成了6000-7000元。今年1月,麦克斯研究院的报告显示,2020届本科生毕业半年后月入过万的比例只有4.3%,超七成本科生起薪在3000-7000元。

在考公、考事业单位、军队文职都失利后,3月,陆菲收到了一份offer,底薪2000元。她的预期薪资最早是8000元,后来调整为5000-6000元,但底薪2000元对她而言实在是太低了,延迟毕业的想法愈加强烈,她开始逛百度、知乎,查找延迟毕业的方法。

除了非常具体的薪资,对工作的迷茫和恐惧,也滋生着年轻人逃避就业的念想。

两年前,张璐婷因为成绩优异被保研到上海一所顶尖名校,她本想在学术的道路上一直走到底,继续读博,但读博的师兄师姐告诉她,读博很痛苦,并且在没有经济收益的情况下,负担很重,张璐婷就决定放弃读博。

班上90%的同学都选择了报考公务员,但张璐婷深知公务员竞争有多残酷,她决定自主就业。当她实打实地去投简历、面试的时候,她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的学历光环好像消失了,在面试官面前,多年的努力不值一提,那是一种前所未有的失落。

张璐婷的实习经历只有一次,在一场面试里,竞争者的逻辑能力和表达能力都明显要比张璐婷差一些,但最终面试官选择了竞争者。“人家实习经历比你多啊”,面试官向她解释,这场面试让她十分难过。

你永远不知道会碰上一个什么样的竞争对手。张璐婷把面试形容为“神仙打架”,“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牛人”。她记得,一个面试者是答题竞赛节目《一站到底》的选手,一个面试者自我介绍时说自己创业已经融资几百万,还有一个面试者说自己发了两篇SCI论文。“学历只是一个门槛,大家卷起来都不在一个层面上了。”

尽管最后,张璐婷收到了4个offer,但她对这些工作并不满意。不久前,张璐婷向导师正式申请了延迟毕业。她希望通过多一年的探索来寻找真正让自己满意的工作。

陆菲的实习经历则堪称疯狂。为了获得一个好的工作,她不断尝试各种机会,一度对学习失去兴趣,“想要快点逃离学校”。最焦虑的时候,陆菲一口气在三家单位实习和工作,白天在一家广告公司上班,晚上去一家剧本杀店兼职主持,除此之外还为一家财经媒体线上供稿。所有的实习补贴加在一起,一个月不到1000元。“那时候很焦虑,只想快点积累经验。”

但是到了大三的夏天,在结束所有实习经历后,陆菲发现自己对工作不感兴趣了。陆菲的父亲是公务员,过去,父母希望陆菲利用好应届生的身份,抓紧考公考编,每次聊这个陆菲都会与他们争吵,但临近毕业的这一年,陆菲变了。“我从前不想安稳地活着,但我现在会有自己的考量,如果没有找到自己特别想做的工作,考公和考编就是我的职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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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选调生考试现场。图 / 受访者提供

明年会更好吗?

张璐婷觉得时代变了。本科刚毕业时,她还能感受到大家依然“一心向学”,但读研究生后,她明显感受到所有人都开始焦虑以后到底能干什么,出路在哪儿。“沉下心来做学术,可能已经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研一结束,她也找了一份实习,去了一家互联网大厂,才发现工作可能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恐怖。

不过张璐婷最终还是放弃了互联网大厂。实习结束后,还在大厂的前辈同事们告诉她,裁员已经开始了。互联网公司的股价一日一日地往下跌,地产业债务违约爆出各种新闻,往年同专业应届生最向往的两个行业受到了重挫,“现在才进场,对于很多应届生来说不是很好的选择”。她和清北的同学聊天,没想到对方告诉她,体制内的单位也成为清北学生的最优解了。

去年八月份,张璐婷了解到,一个学长因为offer远低于自己的预期,主动申请了延迟毕业。这位学长第一年拿到了上海一家国企的offer,“钱少事多”,延毕之后,他拿到了一家自己相对满意的研究所编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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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 / 视觉中国

张璐婷动了心,“还没做好准备就毕业,走错路花的成本要比延毕的成本高得多”。她打电话给爸妈告诉自己的想法,爸妈告诉她:“这份工作要干到65岁,工作40多年,你哪怕这延迟毕业的一年出去外面放松,我也支持。”张璐婷的专业对延毕的包容度还算高,她主动申请,导师没有阻拦,延毕便通过了。

方小文则没有那么好的运气。由于上一届延毕的人数过多,学院已经不再开放期中退课的选项,这意味着方小文无法像过往那样操作,主动延迟毕业。她回到湖南老家,准备继续参加省考,但如果这次再失利,她就必须要找其他路子了,尽管有两年的择业期能让她保留应届生身份,但等到明年,公考的要求上面就会注明应届毕业生了。“现在的心态还好,死猪不怕开水烫”,她声音很小,像是没什么底气,但她依然没有放弃考公的梦想,说要多看看面向社会的岗位。

陆菲把想要延毕的消息告诉了爸妈,爸爸说“随你决定”,妈妈说“希望你跟着大部队先毕业”。陆菲感到迷茫。她想起自己高中毕业,填报志愿那会儿来到自己所在的大学图书馆,看到图书馆里有这么多书,觉得很幸福,才决定要报这所学校。但大学四年,她被实习、项目和焦虑堆满,没有再去图书馆借过一本书。

“我发现自己离当初的目标和梦想越来越远了,好像没有学到扎实的专业知识和实践能力,我就要离开了,这是我真正焦虑的原因。”直到最近,陆菲才去图书馆借了一本书,这是她大学生涯里第一次从图书馆借书。

那些在大学延迟毕业的年轻人,明年会更好吗

▲ 图 / 视觉中国

如果不出意外,陆菲还是得在今年完成拨穗。学校此前没有任何主动接受延迟毕业的案例,几乎每隔一段时间,辅导员就会来班上摸查就业率,导师也在群里一遍一遍催着,上交毕业论文。陆菲决定接受现实,她和2000元底薪的公司确认了入职时间。

最后成功主动延毕的,只有张璐婷。延毕后,她突然不再焦虑了,“我发现我其实并不只有一条路可以选择,我还有很多可能性。”她相继去了两家咨询公司实习,学到不少东西,这让她感到充实。她开始享受这多出一年用于自我探索的时光。

但延毕无法解决所有的问题。互联网公司裁员的消息还在持续,网上热议说,今年的金三银四消失了,张璐婷也开始重新评估公务员的工作。

她不断告诉自己:“明年的环境可能会更差,但明年的我一定会比今年的我更好。”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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