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北漂民工”女儿变成一名真正的“北漂”

“秋招day23，开启海投模式！”

“XX三面面经来啦，被面试官夸很有产品感！”

通勤早班车上，我滑着小红书上层出不穷的秋招经验贴，一阵眼花缭乱。想起父母昨晚在饭桌上说的：“一定要争取拿上北京户口！多少人削尖了脑袋想往北京钻，你研究生考到北京来，还不快点抓住这个机会？”不免又惶惑而焦虑起来。

我叹了口气，目光停留在“应届生落户北京经验……”的贴子上，迟疑了片刻后，点了进去。

对于23岁的我来说，尽管还没正式参加工作，但因为自小就跟随务工的父母来到北京蜗居，早已有了十多年的“北漂”经验。而当毕业在即，需要我慢慢从家庭中独立出来，构建仅属于我的与这个城市的联结时，过往岁月里与北京分分合合的记忆，也一并回涌出脑海。

很久之后的某个暑假的午后，我坐在院子里和奶奶聊天，知道了当年比现在的我还要小上很多岁的爸爸，那个离开乡村去往城市的契机。在遥远的三十多年前，爸爸的初中读到一大半，厌倦了整日围着课本、教室打转的日子，决心离开这座四面环山的村落，“去打工挣钱，去外面看看”。奶奶轮着棍子也没阻挡住他的脚步，最后给了爸爸二十块钱，目送他坐上了向西的车，翻过我们所倚居的太行山，去往了山那一边的临省山西。再后来，爸爸一路辗转，在95年左右来到了北京，进了工厂的车间，此后的二十多年便一直工作于此，从当年意气风发的小伙子，变成了如今多年资历的老师傅。

而在当年，媒人将爸爸介绍给妈妈时，“在北京挣钱呢！”就成为了一个被反复强调的优点。在父母结婚的第二年，我出生了。彼时的爸爸逢年过节会从北京回来看我们娘俩，于是在我幼小的极零碎的回忆里，爸爸变成生疏地抱起我来时硌肚子的皮带铁扣、脸颊下扎人的胡子，和放在门口的一扎软塑料瓶子的橘子水。

三四岁的时候，妈妈把我交给奶奶照顾，去北京和爸爸汇合，找了一份零活。几个月之后，妈妈将我也接去了北京。海淀，颐和园旁，叫六郎庄的地方，成为我“北漂”的起点。此后，我们在一间间十平米左右的地下室、出租屋之间蜷缩、辗转，在这座繁华北京的地表之下，留下弯弯绕绕的生活轨迹。

对于我们河北人来说，打工的人去往北京，似乎是一件“毋庸置疑”的事情。

最先离开家乡来到北京的那个人，会慢慢吸引出更多来打拼的亲友，一张亲缘的网就这样在异乡铺展开来。除却我父母以外，我们还有很多亲戚同我们一样，怀揣着生活的希望，北上来到北京打工。散落在不同的职业，服务员、保洁员、工人、驾校教练、卖衣服、导游……他们把农具扔在故乡，换了一方土地，用另一种方式勤恳耕耘自己的人生。

也正是在一个亲戚的介绍之下，妈妈找到了一份小区保洁的工作，位置在城南，一个月四五百块钱的工资，并且可以租住小区的地下室，我们一家也因此搬了进来。在此后的七八年里，我们断断续续地住在这里，而这个不足十平米的小屋子和地下室里昏暗的楼道、这座老式小区和小区外面的街区，也构成了我对北京、对我的家庭、对我自己，一个最初始的理解。

对于这段生活的起始，记忆里有一个执着的片段。似乎是在一个秋日的夜晚，妈妈骑着一个小三轮车载着我，第一次驶入这个小区。夜风习习，我抬眼望着小区的楼宇、树木，不知为何原本六层的老居民楼，在当时的我眼中显得如此高大。一排排的窗透出点点的光，无星的城市暖灯低垂。

我一边仰着头看，一边问妈妈：妈妈咱们住几层呀？

妈妈回答说：咱们住地下室。

童稚如我不能从这显而易见的字面里读出明确的意思，但心头那一瞬间的失落却如此真切。毕竟对于一个初出乡村的孩子来说，“楼房”就是城市的最鲜明的近义词。

地下室狭长、昏暗，一间间格子屋里，住满了同我家一样在这个小区打工的异乡人。保洁、保安、食堂服务员，还有几户年轻人，在小区所附属的某单位工作。而这座小小的老式小区，“原生感”非常强，老年人居多，并且绝大多数住着的都是原本的户主，先天或者后天的北京人。所以在这样的一座小区里，住在地下室与住在楼层上比起来，居住环境或许只是其中最小的一个差别。

但当然，对于那时5岁的我来说，快乐与否，和这些都通通无关。此后的生活尽管贫穷拮据，于我而言并不显困顿。妈妈对我疼爱有加，尽管她没有上过一天学，却凭借与生俱来的勤劳、坚韧、善良，给我的生命栽种了一颗最重要的、关于爱的种子。

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句话用来形容我们的小屋子再贴切不过。有限的空间似乎总会激发人利用空间的潜能。一切物品都被尽其所能地发挥着自己的功用。比如说我们的上下铺的下铺，被妈妈补上一块板子，就变成了能睡下她和爸爸的双人床；比如爸爸买来的那台大屁股式的台式电脑，再装个机顶盒，就是能收到五十多个频道的小电视；比如我们吃饭的折叠桌子，饭后用抹布擦去油渍饭渣，铺上两张报纸，就是我写作业读书的书桌。

挤挤挨挨的房间，被向来勤劳的妈妈打点得整洁，冬暖夏凉的地下室，住的也安稳舒适。小小的我又是如此容易满足，和妈妈一起窝在床上看电视，或者坐在床上看爸爸玩电脑游戏，都是我让我感到快乐的事情。跟小区那些北京孩子一起玩的时候，好像从没有因为自己作为一个清洁工的孩子而觉得难为情，也会欢欢喜喜地邀请她们来我小巧温馨的家里做客。

但尽管如此，贫穷的阴云一直长久地笼罩在我们家，生活拮据，很多事情如今回忆起来都让人心中酸楚。记得离住的小区很近的地方有一家肯德基，那七八年里只去过一次，是妈妈带着我，在我某岁的生日那天。点餐的过程完全不记得，但我猜我们母女俩进去之后，看起来一定紧张而生疏。只记得吃的时候，我把点的鸡腿举起来给妈妈，妈妈摆摆手，说自己不爱吃。感觉像是初中语文阅读题里那样经典的母爱片段呢。

后来，大二那年的暑假，高中的同学第一次来北京玩，我去北京西站接她。她看着西站形形色色的人群，背着大包小包，那种显而易见的外地面孔；老旧的装修与不太洁净的角落，看起来乱糟糟的。她说北京怎么是这样的？我心里想，我从小到大生活所倚居的“北京”，就是那些不像“北京”的地方。

如果把贫穷作为一种生活感受来衡量，那么我觉得它应当是一个相对值。假如，没有来北京，假如一直在乡村，大家的生活水平相差地不多，依傍着同一片山水，有着同样的生命境遇，或许就不会这么早地感受到差距的残忍了。然而到了城市，面前俨然就是一条巨大的沟壑。就像是住着小区物业职工的地下室与居民住着的一楼之间只有二十几个个台阶，但那意味着泾渭分明的两个世界。

我们在折叠北京的阴影面，城市生活于我们而言仿佛一场精彩的全息投影，繁华的楼宇、川流不息的车和永远不会踏足的商场大厦，我们是如此真切地身处其间，却两手空空，无法触碰。

六年级的时候弟弟出生了，而我也到了该读初中的档口。妈妈辞去了小区保洁的工作，也因此地下室无法再继续租住了，那时我们辗转搬了两三次家。考虑到弟弟的抚养和我终究还是得回到生源地的高考，继续留在北京变成了一件成本很高、并不切实的事情，于是在这一年的暑假，爸爸将我们仨送回了老家。

小学时我的成绩和表现都很好，甚至到现在来看，五六年级拿的荣誉应该都是这辈子的高光时刻吧。连续三年的区三好，让我得到了一张北京市的三好学生奖状；在六年级毕业典礼的那天上午，在主席台上，我得到了一块珍贵的红领巾奖章。

而在毕业典礼的下午，我们杂七杂八的家当装进了租来的面包车里，就此离开了这个生活了七八年的地方。其实我到现在才模模糊糊地明白，那时我手拿着这些足以接近非常优质的教育资源的荣誉，但却转头回到老家的乡镇中学读书，是一种多么可耻的浪费。

但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回老家上学，却是一件期盼已久的事情。

小学在北京的每一个寒暑假，妈妈都会帮我打电话打听最近有没有亲戚要回老家，就可以把我也“捎上”，一同回去。坐着班车缓慢驶离城市，连绵的山脉渐渐在眼前显形。我扒着窗户看，兴奋而欢喜。家乡虽然偏远闭塞，但山清水秀，有着亲近的玩伴。回到家之后，跟着家里的孩子们一起上山摘花、下河摸鱼，去岸边丛丛的野草里捉蚂蚱，奔跑在绕山的大道上，呼吸着扑面的山风，是多么自由而畅快呀。

不过一众玩伴里，小时候的我差不多算是个“拖油瓶”的角色。家乡孩子们习惯的上山下河，对我来说并不是件轻松容易的事情，小我几十天的堂妹，在我们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总得处处照顾我。加上每次假期回家，水土不服，感冒、发烧或者肠胃不舒服，我总要选一样来。

“北京回来的，不习惯嘛。”大人们对此总会这样说。

小小的村子，100多户人家，路上随便碰见的人都差不多能捋出亲缘来。我乖乖问好，偶尔会搞错是叫大伯还是叫爷爷。大人们见了我总爱笑着逗我，“家里好还是北京好呀！”我回答“家里好！”他们脸上笑意更浓，全然当我是个会说话的小孩。

我心里并不愉快。

但后来我慢慢理解到，儿时的我所厌恶的那种分裂感。在村子里，我们是“从北京回来的”，那似乎像是一个荣耀的标签似的，当你出现在人群的时候就会放大，被格外注意。但乡亲们所不知道的是，在北京的我们，只不过是格格不入的贫穷的异乡人。

所以初中回到家里读书，对我而言像是“放生”一般，终于回到了这片最亲切自在的土地上。来到乡镇中学读书，经过了第一学期的过渡，我全然适应了镇中学的氛围，认识了很投缘的朋友，学习也还算顺利。我记得初三那年，经过初二傻里傻气的青春期，不再那么浮躁，成绩也稳定下来，生活给了我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感。冬日，每周五步行一个小时从学校回来，从凉冷的夜色里推门进入炉火温暖的家中，吃妈妈煮的热饭，闻着炭火的味道酣然入眠；入春之后，每周一早上走路去学校时，一路上天光渐亮，阳光洒在初生的禾苗与新叶上，流水淙淙渐涨，漂亮极了。整个田野正在苏醒，我可以感受到它的呼吸，顺着温暖的风吹过来——就在我的眼前。

就这样日复一日，满足着我巨大的恋地情结。

直到初三毕业的夏天，家里又做出了促使下一个转折的决定：妈妈会在我再开学之后带着弟弟再回到北京去，留我自己在家读高中。我在家里依依不舍地度过这最后一个宝贵的假期，看着日子一点点接近开学，心里有些慌乱。

乡下凉爽，尤其八月份往后，傍晚的空气湿湿凉凉，非常舒服。所以晚饭时我们便总会搬到院子里吃，抬头就可以看到不远处的青山，还有山尖之上已经开始显形的几颗明星。我记得有一次，妈妈在院子里支起的小灶上煮豆子粥，热乎乎的香气散开，我哄着弟弟在院子里玩。要吃饭了，我捧着煮得馨香的粥，抬头看见将散的晚霞，丝丝缕缕地留恋在澄澈、苍蓝的天际。突然觉得惆怅起来，问妈妈：“这是不是我们最后一个能在这个院子里一起住着的暑假？”

妈妈弯腰在盛粥，想了想，回答说：“应该是吧。”

如今离这个夏天已经过去八年了，也确实就是这样，再没有过一个这样的悠长假日。

而我也要离开我依恋的村庄，去县城的寄宿中学，往人生的下一个阶段走。

清早六点半，坐上途径村口的那趟绿色班车，顺着水流，绕着山脉，往平坦的地方开，大概两个多小时可以到达县城。自此每月都这样往返，我开始了在县中学的高中生活。

我们的学校是一所标准的衡中模式的县级中学。一个年级两千多人的体量、早六晚十的严苛管理、法定节假日之外每月仅一天的休息日，如庞大的机器一般，意图把形形色色的学生们，都捏成埋头苦读的标准模样。凭中考的成绩，我考进了实验班——那真是一个相当出色的班级。我记得在高一暑假补课的时候，晚饭前的最后一节自习突然停电了，头顶那个硕大的吊扇缓慢停止了已经维持了一整天的疲惫的扇动。热，非常非常热，热气从四面八方蒸腾过来，能感受到汗珠从脑门往下淌，流到鼻尖。而此刻，没有老师监管的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一丝烦躁或沮丧的叹气，所有人都仿佛什么都没发生一般，继续埋首做题。天色一点点昏暗下来，眼前的题目就要看不清了、已经看不清的了时候，终于来电了，而这间教室里的人们，依旧保持着这种可怕的专注与耐力，接着向下演算，直到下课的铃声响起。

我羡慕得要死。

我羡慕他们怎么可以那么心无旁骛，羡慕他们怎么能这么快地适应高中的环境与节奏，羡慕他们可以自然而然地如本能一般，如此刻苦，如此踏实。整个高一我都在和巨大的惶恐、焦虑、压力斗争着，但就是难以跟上其他同学的节奏。当我鼓起勇气去找那个宣称“想和你们做朋友，什么问题都可以来找我聊”的班主任沟通的时候，被他瞪着锐利的眼恶狠狠地骂“心里长了草”“要是自己不想好好学习，谁也帮不了你”在一个实验班班主任眼中，我这样既不够聪明，也因为出点什么问题难以全神贯注、如他教导那般刻苦学习的劣等生，大概就是最令人唾弃的存在了吧。

高二的时候转去了文科班，班里的环境氛围轻松了很多，但是焦虑的症结一直难以解开。学习方法可能也出了问题，往后的学习一直不顺利，学不好。我很难再像初中时那样，可以平静而专注地投入到书本当中。耳畔一直有令人烦躁的杂音在响，看过医院但如预想那般没有结果，每天的学习跟打仗一样，累的要命还不出效果。

前段时间，小红书上的上学轨迹的帖子很火，里面非常受欢迎的一类轨迹，就是那种从教育资源匮乏的小地方一路走上来，靠着自己的努力，考上名校。这样“寒门贵子”的叙事永远都是令人赞叹的对象。而我就是众多仰慕者当中的一个——她们完全就是妈妈从小一遍又一遍，一遍又一遍告诉我、而我没有做到的：你要靠着学习改变命运呀，要用学习来“翻身”啊，好好学习以后就不用像妈妈这样做体力活了；考个好大学，以后就不用过苦日子了…….

但这样的告诫，到我高中的时候就慢慢超过了有效期。学不下去的时候，我用妈妈这些话来责备自己，但却难以起到正面的效果。直到现在我都还会怨恨没能把这些当做“勤奋的动力”的我自己，刷到帖子的时候也会为没能成为像她们而感到失落。

妈妈还告诉我，你见过了城市的繁华是什么样子，就该下定决心永远离开小山庄，在大城市“扎住根”。但逃离村庄该是我们的使命吗？为什么要带着对一片土地的憎恶往前走呢？“改变命运”的包袱对于厉害的人来说或许是干粮，对于我来说好像是负担。可是那样的话，什么才是我的“干粮”呢？

2016年我读高二，某节班会之后，年级里给每个班发了那种写了励志标语的红色横幅。老师让我们轮流上台，在上面写上自己的梦校。

那时的我没有什么明确的职业方向，也没有一所特别钟爱的学校。彼时父母带着弟弟在北京继续打工，就像我小时候那样；而我每月一次的假期则需要去奶奶或者舅妈家借住。我很想家，尽管我的“家”明明就在村子里。于是我写到“考进北京去！”黑色油性笔的油墨顺着笔画渗在红色的布料上，这句话也一直跟随着横幅，高高地贴在教室后墙，贴在我回头看就能找到的地方，贴在我17、8岁的生命中。

但还是差强人意。本来就很悬的成绩，在高考时又落在了起伏不定的低点，最后我留在自己省份的一所普通一本读完了大学四年。此时父母已经带着弟弟搬到了北京西北的一个城中村里，与儿时不同的是，城中村里满是天南海北的异乡人，不仅住着不少我们那里的老乡，还有好几个亲戚也在，有时候在街上甚至可以畅快地用家乡话聊天。放寒暑假的时候我都会先坐火车到北京，然后再坐地铁来到这儿。

那趟地铁经过几座北京的名校，虽然那几个学校是再让我多读十年书也难以企及的，但总让人觉得怪失落的。明明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来北京意味着求学，而我则恰好相反，只有在假期才来到北京，回到我飘忽不定、落地无根的家。

4年之后的夏天，我收到了北京一所学校的研究生录取通知书，这时的我依旧住在这座城中村里，但是已经又换过了两次住所。接到快递的电话，我踢踏着拖鞋，在驿站翻到了它。狭窄的街道上人群熙熙攘攘，各色的小店活色生香，我拎着通知书七拐八拐穿行过低矮的小巷，回到家里慢慢地拆开。

通知书是红色的，一片祥和、华美的红。我想起红色横幅上的那句话……“考进北京去！”

就是像现在这样吗？这算是实现了所谓“儿时的梦想”吗？我不知道，我已经渐渐不再将这句话视为一个可以称得上是“梦想”的存在了。但或许此刻，幸运的是，“北京”，正在从一个庞大而抽象的符号，缓慢而切实地，降落进剥离了我的家庭、独属于我的人生轨迹里，成为儿时在北京的我所不曾面对的新命题。

转眼间又是一年，读两年制硕士的我，已经走到了秋招的档口上。父母谈及此时时往往显得很兴奋，叮嘱我“去拿北京户口啊”、“抓住机会在北京扎根”。我用开玩笑的口吻回嘴“我可没你们这种对北京的执念啊。”然后时不时地要把我这个研究生的名头向父母“祛魅”，告诉他们我读的这个文科硕也就那样、就业环境好差啊，以及——您们的女儿真的平平无奇，没有什么远大的理想，没有什么卓绝的实力，拖延症一万年了改不好，正在对不确定的未来感到无比惶惑。

但我觉得，即使我不会像父母期盼地那样找到带北京户口的工作，毕业之后也会大概率继续留在北京，做其他工作——我将从北漂民工的女儿，变成一名真正的北漂，就像我父母当年那样，用一张年轻的面孔，仰视这巨大的繁华之所，开始一场全新的跋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