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逃跑的女孩,焦虑的网红,重生的二代

21世纪20年代,青涩的面孔被推选为时代的排头兵,他们是最有希望的一代,也是最焦虑的一代。小时候被教育“不能输在起跑线上”,在长大后被推上一列高速前行的列车,压力像车轮旋转、加速,与轨道紧紧咬合在一起,焦虑摩擦出更多焦虑。

尚浅的心智无法应对摇晃的现实,情绪逐渐投射在身体上,年轻人一边自嘲“996”,一边在本该脱单的年纪脱发,但真正困住他们的或许不是头皮问题,而是生发于外在环境、根植于内心的痛感。

在广泛的焦虑下,每个人具体的焦虑又是不一样的。

生活海海,各有答案,「最人物」在皮肤医学科普博主丁杨的评论区找到3个年轻人,他们都曾经历过焦虑的拉扯、崩溃又与之和解,都从低谷中走来,也都进入了崭新的松弛,希望以他们作为观察的切片,探寻他们经历过的困境与突围,和再次出发的坦然与笃定。

凌晨时分的片场,调整布景的间隙,疲惫盘旋在每个人头顶,山口煮的周围聚拢起一撮工作人员,他好像还是精神抖擞的,插科打诨,在每个人的发言之后精准地附和大笑,偶尔谁的话茬掉在地上,他的脸上会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慌张。

作为网红,他因为演绎带有地域属性的不同人格而走红,在数十种人格中,他说不清哪些是真正的自己,生活中的角色扮演也成为常态。这是他经历过许多挫败与挣扎后的一种本能。

2019年,世上还没有网红“山口煮”,哈尔滨男生带着22岁的雄心,一头扎进北漂的人群中,做着一份看似体面的媒体运营工作。由于不好意思借住在亲戚家,1万块的北漂“启动资金”大半交给了房东。像大多数北漂的年轻人一样,地铁的最后一站是他落脚北京的第一站,到公司所在的海淀区通勤整整2个小时。

太阳升起的那一刻,是他一天中最焦虑的时候。早高峰地铁的拥挤是无法避免的,“你不挤永远上不去”,站台门打开的那一瞬间,他双手把着扶手,突破人墙、见缝插针地挤进去,有时过了三四站,双手还是放不下来,拥挤产生的谩骂声在耳边响起,他只能沉默。他就像是一颗钉子,而生活是锤子,楔进这座城市狭窄的缝隙里。

北京不拒绝外乡人,也不挽留。北漂的一年里,山口煮几次在待业与失业中切换,最困难的时候卡里只剩下不到700块。有一天高烧39度,他骑着共享单车踉踉跄跄到达地铁站,准备搭地铁到医院。车厢内照旧挤满了人,夜班工人、国贸白领、时尚达人……若在平时,他们的身份迥异,但在那时的山口煮眼中,他们的表情只有焦灼。还有三站到达的时候,因为担心钱不够治病他下车往回走,不愿意把自己推向更窘迫的境地。

生计的压力让他捉襟见肘,不过更令他焦虑的是,电话那头母亲问他到底过得好不好,他该怎么回答。彼时的他很矛盾,既希望有人关心,又不敢接受关心,“我怕卸下伪装后,内心的脆弱会让人看不起”。

“但现在看来,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山口煮补充。

故事的转折是2020年初,居家隔离的日子里,面对父母的疑问,有时只能报以直愣愣的眼神,最开心的是独自在房间的时候,因为不会有人跟他说话。

手机里的短视频让他短暂忘记现实的境遇,也打开了一个出口。没有三脚架,他在凳子上摞上书,书上架着买手机送的支架,他审视镜头里的自己,也看见一条新的谋生之道。

刚开始拍短视频的半个月,山口煮每天只睡4个小时,半个月下来瘦了16斤,那时的他极度亢奋,认为找到了新的谋生之道,然而当这一切真正成为事业,变化的是焦虑的内容,不变的是焦虑本身。

“做这一行数据是很直观的,每次发完片你必须直面数据,无形之中就会被数据绑架。”刚开始的一段时间,他的数据在几千次点赞的漩涡里打转,流量牵扯出他的渴望和不安,心情起落都与之有关。

选题会上的山口煮

很多个深夜,他都不可控制地思考选题,遇到有爆款潜质的马上打开手机备忘录记下来,一整宿下来“仰卧起坐”两三个小时,早上出门迎风而立,额角发凉,才发觉自己似乎有了M型发际线的趋势。他之前听过一个段子:洗脸的时候洗面奶不要蹭到头皮上,会让头皮觉得这是脸的地盘。当时只是一笑而过,但随着发际线的上移,搓脸的手会不自觉地下移。

拍好的视频上传前,他会拿给非行业内的朋友看,过程中用余光观察对方的反应,“不能正眼看,会造成压力”,没有响的包袱会在之后被拿掉,没有包袱的地方传出笑声,他会急急地询问:“你为什么会在这里笑?”

技术流的搞笑带着悲伤的底色,紧迫感泄露他心底的恐惧,“我很害怕被再次抛弃”。虽然是以艺人的身份进入公司,但他经常跟着场工扛灯架、跟着编剧写脚本,甚至包揽了给群演买水的活儿。彼时,他希望用多干活体现自己的价值,眉宇间写满焦虑,和视频里的大男孩判若两人。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他决定给自己最后3个月,放手一搏,转机就是在那时发生,当他真正放松下来的时候,束缚思路的东西就像身上的链子,一条一条掉下去了,脑海中不断冒出点子,一条讲南北方买菜差异的视频,不到24小时收获超过百万点赞,账号也因此走上正轨。

几个月之前,他开了一个小号,从头来过的焦虑陌生又熟悉,他忽然发现这似乎是在自寻烦恼,“不管什么时候,焦虑是一直都在,没必要总是苦大仇深”。

如今的他,常常在街头被网友认出,这份窃喜和刚刚好的焦虑被收藏在一处。他还是无法将心底的脆弱都暴露在日光之下,但在心上开了一扇小窗,等风吹进来。

与桀骜的外表不同,李一鸣一开口就显现出一种与年龄不符的成熟与周全,眼里带着光,心底绷着弦。

生于2000年,他曾经以为父母变老是一件很遥远的事,父亲倒下的那一天,才忽然发现这其实只是一瞬间的事。

站在父亲的病床边,他一夕之间变成大人模样,但在无数个最累、最无助,亦或是最开心的时刻,他还是会想象平行时空里有一个无忧无虑的自己,还可以叛逆、无畏,整日和一个被称作“爸爸”的帅气“糟老头子”对着干,最大的烦恼是头上顶着“滑二代”的光环。

幼年李一鸣与父亲李津春

李一鸣的父亲李津春,是中国第一代滑板人,但因为错过运动员的黄金年龄,让他将自己未竟的职业滑手梦想嫁接在儿子身上。这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里,李一鸣的名字前都挂着一个前缀“李津春的儿子”,即便,他早已是全国滑板冠军了。

随着时间的推移,“滑二代”的光环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他的紧箍咒,“这样的称呼代表他们尊重的不是我,是我爸”。于是,在运动员之外,他选择成为这项运动的推广者,迫切想要证明“李一鸣”的价值,但父亲老去的速度更快——

2021年6月19日,他或许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日子,当医生把手术知情同意书交到他手上,父亲一下子从走在前面的人,变成了走在后面的人。

彼时,医生给出了两套治疗方案:打支架,有脑出血的风险;不打,父亲可能在瘫痪中度过余生。病房里仪器的“滴滴”声时刻提醒他父亲的病情,面对母亲的无助的眼泪,摆在李一鸣面前的是一道选择题,也是一道令人难以作答的必答题。

他在支架手术的同意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那一天,他第一次成为为父亲做决定的人。“如果因为我的选择,导致我爸一个不好的结果,我这辈子不会原谅我自己,但我只能去做这个决定。”

李一鸣与父母

父亲的突然倒下还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21岁的男孩走出医院,赶到父亲经营多年的滑板店,虽然没做过生意,但读懂店员眼中的不安并不是难事,他甚至很快听说了竞争对手挖角的消息。他告诉店员不要害怕,但自己心里也没底。

每天一早,他骑着摩托车到各个门店,逼迫自己消化复杂的账目、小心观察店员们的状态……这一切堆积成一张散发焦灼的面孔,仿佛时刻注视着他。

回程的路上,他躲在头盔里,巨大的风声掩饰了哭声。熄火之后,潮湿的头盔掉出很多头发,年轻的男孩觉得那时自己不帅了,焦虑进入恶性循环。

在人类的情绪图谱中,焦虑的左边是疲倦,右边是暴躁,它们的尽头都是孤独。那段时间,他总是在外忙到倒头就睡的程度才会回家,因为那个家让他陌生。从前,无论他多晚回家,都会有人嘘寒问暖。父亲生病后,母亲在医院陪护,家里永远是黑的、空的,他需要自己把灯打开,灯亮起的一瞬间,房间异常安静,耳朵里传来嗡鸣声。他不敢回房间,倒在沙发上,一闭眼就感到自己在无限坠入深渊。

但天亮之后,他还是要独自对抗心中的焦虑。在他看来阻断焦虑循环的方法,就是解决焦虑的源头,“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父亲直接康复,我不会焦虑。如果有一个办法可以让我们家生意蒸蒸日上,我也不会焦虑”。

他大刀阔斧地将滑板生意由零售为主改为培训为主,“如果还是零售,我没办法在短时间内筹到医药费,也养不起店员。”

培训课上的李一鸣

清晰的规划很快奏效,然而,这些都是一年前的他从未想过的。他不知道未来自己还会面对什么,但已经不会为此焦虑。滑板运动依旧是他最熟悉的叙事方式,他说:“就像一个2米高台,没跳过之前,你可能会害怕,但我已经跳过了,就不会害怕再次站上去。”

作为提早成为一家之主的“00后”,李一鸣身边不乏开始预习父母老去这件事的同龄人。而他的经验是建立一个更长时间尺度,“所有的烦恼一定会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

更早一步进入人生新阶段,他相信未来会好,即便不是立刻。

有人说,焦虑是对一份工作尊重。那么,楚尧始终尊重她的工作。

在互联网的流行概念里,年轻人的尽头是自媒体和铁饭碗,而楚尧是在两个尽头都体验过的人,职业围城穿梭,焦虑曾像锅里怎么也不沸腾的热水,煎熬着日子。

生于1998年,楚尧赶上了山西小城工业浪潮的尾声。在一片从化工厂中长出的生活区里,从妇产科到殡仪馆都有,人的一生可以一眼望到头,她十分确定这不是她想重复的生活。

在她步入社会的那一年,整个世界都陷入了一种巨大的不确定性中,人们必须将自己嵌入社会体系中,才能增加抵御风险的能力。作为一颗“准螺丝钉”,在毕业之前,楚尧就开始四处寻找安顿自己的途径。

当上百封简历石沉大海,海面上升腾起巨大的不安。她毫无目的地在学校里游荡,当看到小吃街“招洗碗阿姨,2500元/月,包吃住”的牌子,心里才稍有安定,“起码我可以养活自己了”。

她后来找到一份头部自媒体的工作,但求职的焦虑没有缓解,只是立刻被替换为被认可的焦虑。跟她一同进入试用期的一共有4个人,彼时,每个月都有人离开,第3个离开的是与她合租的室友。

她是最终被留下的那一个,然而快节奏的自媒体工作,如果没有确定的方向,就像失控的车轮碾出尘土,节奏越快,越混乱,越焦虑。

她寻找答案的方式是更多地关注社会议题,议题中的人找到了自己的答案,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议题,别人的答案治不了她的精神内耗,焦虑始终存在。

为了把日子熬下去,她常常在下班后去看海。身处国土东部沿海,而家在中部内陆,她有时计算着相同时刻,家里的天应该还是亮的,而自己眼前已经一片黑暗,但她知道海就在那里,像内心的焦虑一样不容忽视。

当她把所有丧气重新捋过一道,起身走回出租屋,在终于空旷下来的马路上,冷风呼呼地刮着,但又仿佛四野俱寂,自己格外渺小。

室友走后,她独居在这间房龄20年的两居室里,有时会觉得自己的卧室跟隔壁的空房并无二致。她的生活中没有生活,每周只产生一桶垃圾,其中夹杂着许多头发。

此时,对人生意义的追问总会跳出来。

毕业后的第一个春节前,她搭上回家的火车,隐约感到自己再也不会回来。火车到站的那天下午,父亲带她去了精神卫生中心,他看穿了女儿的焦虑。如今的她坦承,当初自己回到山西老家、上岸进入传统媒体,其实是一种逃跑。

上岸之后,她碾转各地采访,最多的时候半个月没有办法回家睡觉,每天在不同酒店醒来,不知自己身处何处。焦虑就像不同酒店里品牌不一的洗发水,胡乱地堆积在她的头顶,油脂冒出头皮的速度越来越快,帽子就像长在了头上。有时在活动上与几个相熟的同行碰到一起,好像在开帽子大会。

“逃跑”的想法再次冒出时,她决定细细规划。实践证明,无论上岸与否,不确定性是人恒常的处境,于是,她试图在无常中建立秩序。从某一天开始,她的行李箱里总会装着一身不太适合工作场合的衣服,一天的差旅工作结束后,她会化个妆换上它,像旅行一样参观一座座城市。

“不是非要平衡工作和生活,切割工作和生活也可以。”楚尧解释。

她将“旅行”中的照片发布在个人社交账户上,有意识地打造“旅行博主”的假象,每当有人“受骗”,她便会消解一寸焦虑,生活也就在这些细小而确定的撩拨中流淌开来。

难解的焦虑,总有答案。从正午到深夜,皮肤医学科普博主丁杨与三个年轻人深深浅浅地交谈着。不同于评论区和私信简单的问答,个体与个体之间直接的碰撞,让头皮问题背后生活的焦虑浮出水面。

她一层一层拨开年轻人的焦虑,也看到深处的自己。当下,“完全不焦虑”可能是当下社会环境里的一个伪命题,科普视频发出后的质疑声和职场妈妈的每个早晨,是属于她的焦虑。

故事还在继续发生着,我们还在记录着。

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无论有过怎样的一帆风顺,都会有陷入泥潭之时,有时是一时之间的经济压力,有时是理想和现实的对撞,有时是人情世故的芜杂。在泥潭中拔出脚,重要的不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而是与选择之后的焦虑和平相处,如果无法把焦虑甩在脑后,至少,别让焦虑上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