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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正在发动一场以党建为名的新基层整风运动

2020年底,党员方舫接到了来自老家的一通电话,“你党性不够强,组织生活总是不参加。如果这次不回来,以后都不用回来了!”不久之后,在大塘村党群服务中心大楼的会议室,方舫三年来第一次见到村党支部的其他党员,为的是参加党支部委员会的换届选举。

她原本不太情愿从另一个城市赶过来,想和一直以来开党员会议时一样,默不作声地缺席——“第一年我会打电话请假,副书记还说我是青年党员里比较有党性的,后来我发现大家都不请假,请假反而会被教育几句,就直接不去了。”

这次,方舫没能糊弄过去,她接到了副书记的电话,还说如果村里的党员没有全部出席投票,这次换届选举就不作数。方舫专门向公司请假,一个同事也是党员,参加党建活动很频繁,以往她都觉得方舫这个党员当得太轻松了。

从“软弱涣散”到“战斗堡垒”,党对农村党组织的整顿

“这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党性还是比较强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见,也比较好考察,党性不强的大多在外工作,说白了就是长期脱离组织。”

方舫是广东大塘村的村民,2017年大学毕业后,她把党组织关系从学校转到老家村党支部,但她在另一座城市工作,回一趟家需要两小时车程。她对两个月一次的党员会议有些不满,也不觉得重要:“他们默认党员随时都可以过来开会,周五开会,周四晚上才通知。”但副书记更加不满,曾经试过劝退她:“党员半年没参加党员大会就可以直接开除党籍,我建议你还是把组织关系转到工作的地方。”

这次在换届选举的会议室,8个候选人轮流发表完竞选宣言,方舫一个都不熟悉,就在红纸上名字里随便勾选出7个,结束了她的任务。她只认出一起参加投票的几个党员是堂哥的朋友,都在村两委(村党支部委员会,简称“村支部”;村民自治委员会,简称“村委会”)工作。“基本都是读书不好又没出去打工的青年,”她告诉我。

投票结果出来,方舫才意识到,村里90多个党员,都有默契应该投票给哪7个人。“票数差距太大,有一个人只有几票,其他人都70多、80多票。”

2021年5月24日,重庆农民在梯田中分拣稻苗。

半年后,在大塘村党群服务中心,我见到方舫口中的几个党员,坐在服务中心的大厅一边抽烟一边工作。一个男人过来投诉工厂停电的情况,得不到什么回应,又离开了。“这里村两委的工作人员,党性还是比较强的,平常工作都看得见,也比较好考察,党性不强的大多在外工作,说白了就是长期脱离组织。”罗猛告诉我。

罗猛去年刚考上街道办的公务员,被派到大塘村驻村两年,当村支书助理,他的党组织关系也转到了村支部。跟罗猛一起驻村的还有街道办的一位领导,担任大塘村的“第一书记”——这个头衔来自“全面脱贫”运动,通常是从上级单位向农村空降的党员干部,以整顿当地“软弱涣散”的党组织。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印发文件,要求在“打赢脱贫攻坚战”后,仍要向重点村庄派驻第一书记和工作队,“抓党建促乡村振兴”,“加强组织领导”。

村委会是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并非政府机构。不过,罗猛说:“村两委的经费大部分都来自街道办申请,日常工作主要也是执行街道下发的任务,联系非常紧密。”罗猛刚刚接到街道办的通知,要求他统计村里所有厕所没有接入排污管道的楼房,并要求他们改造升级。这是习近平在2015年提出的“厕所革命”的延续。不过,罗猛觉得很难办:“通知下来了,经费没下来。”

大塘村的党委副书记也回忆,2018年因为环保督查,街道办要求他们清理大塘村的生鸡养殖户。“上面压下来就一句话,说要把养殖场清掉,怎么清?养殖户几十万的损失,跟你提赔偿,上面就说没有赔偿,政策不允许。”他说,最后软磨硬泡加上威胁,才让养殖户自己把鸡卖掉,清空了养殖场。

他将这些事情都总结为“党建”:“不是开会学习才叫党建,我们党组织在村里推进工作,增加党组织的影响力,都是党建。”关于建党100周年,他说,大塘村没有办庆祝活动,因为上面没有通知:“这是政治宣传,要么不搞,搞不好会出事情的。”

在习近平的公开讲话中,农村的贫困和基层党组织“软弱涣散”有很大关系,必须“选好配强”领导班子,让村党组织成为“战斗堡垒”。而2020年前后的村“两委”集体换届正是一个改选的契机。

罗猛提到,大塘村换届后,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集体经济组织理事长都是一个人,即所谓“一肩挑”。“书记是管主任的,主任是管钱的,如果他们在工作上有不同的意见,村子很多工作很难开展下去。”大塘村党委副书记告诉我,他认为“一肩挑”是件好事,有利于“搞经济”。

大塘村的选举并非孤例。201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全面推行村党组织书记通过法定程序担任村委会主任,推行村‘两委’班子成员交叉任职,提高村委会成员和村民代表中党员的比例。加强党支部对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领导。”根据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乡村振兴研究中心主任赵强社的研究,2017年中国农村“一肩挑”比例超过30%的只有3个省市,而所有省市都提出了2022年超过50%的目标。

2020年底,几乎在大塘村支部换届的同时,广东羊村拖了半年多的村两委换届也开始进行。何丽在管辖羊村的镇政府当公务员,换届选举前的一年,她被派驻到羊村,为选举做铺垫。

“本来早就应该换届选举了,但是如果他们马上选举的话,区里属意的村党支部书记就会选不上,所以故意延迟了选举时间。”何丽说,羊村被定性为“党组织软弱涣散村”,村两委的领导班子长期被本地家族势力占据,2018年“扫黑除恶”时已经处分了许多人。

延迟换届后,何丽的工作是协助举办村两委换届纪律教育培训班,以及督促村支部按照“党章”完善入党程序:“发展党员需要经过流程,要考察、公示,他们这边以前基本上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商量好了,觉得一个人能入党就给他入了。”但如何确保上级物色好的村支书被选上,何丽说,这超出了她的职责范围,总之,“区里会搞定的”。

大塘村的党委副书记说:“现在很少听说有一个农村党组织,发展党员敢不按照党章规定走。”他告诉我,和过去人们惯常认为的不同,如今农村党组织的政治生活变得越来越严肃。隔壁村有一个预备党员转正的时候,因为党组织会议安排的时间问题,转正期提前了一个星期左右,为此,这个村的党支部书记、副书记、组织委员,和这名党员本人都被上级党委谈话了解情况。

2019年,中共中央修订了1999年发布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强调县级党委对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负有“主体责任”,明确指出农村党建会影响市县乡三级党委书记的考核。和旧条例相比,新条例对农村党组织提出了详细规范和要求,包括委员会的人数,及组织生活的指引。

从严治党,和无止境的政治学习

“但我自己并没有那种信仰。”陈晓说,从大二开始,后悔入党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尤其是入职这所中学后,学校把所有老师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收走了,并告诉党员身份的老师,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

整顿不只是针对农村“软弱涣散”的党组织,事实上,习近平对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整风”早已开始。

2016年中共召开十八届六中全会,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面临“一些地方和部门党的领导弱化、党的建设缺失、全面从严治党不力”的问题,他用一长串的“主义”批评了“对党不忠诚”的干部,并指名已经落马的周永康、薄熙来等人作为负面典型:他们不仅有经济问题,还有政治问题,因此必须进行“党的思想政治建设”,让党“自我净化”。

这场中国共产党的年度会议颁布了《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前者与1980年对文革进行拨乱反正而制定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相呼应,但新条例的要旨在于确立习近平在全党的核心地位,方式是“全面从严治党”。第二年,“全面从严治党”写入党章和中共十九大报告。

同样在2016年,中共中央办公厅要求党员开展“学党章党规、学系列讲话,做合格党员”(简称“两学一做”)政治学习,和2015年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指“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有明显不同,这次政治思想教育不只面向县处级以上的干部,而是面向所有的中共党员。第二年开始,“两学一做”被确定为党员“常态化制度化”的任务,而且新的政治学习主题也随之而来,任务越来越繁重。

今年刚大学毕业一年,在浙江一所公立中学教英语的陈晓,开始被“党史学习教育”追着跑。

6月下旬,陈晓接到了学校党委老师的电话,要求她一天半之内完成一本党史指定教材的笔记:每一页都要圈圈画画,每几页都要有批注的文字。陈晓负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厚度大约有1.5厘米。

后来,陈晓从其他老师那里得知,其实这是帮学校领导“分担任务”——教育局要检查三位领导的书本笔记,但他们的书至今仍是空白的,只好分配给学校里的12位新人党员教师,一人负责一本,“千叮咛万嘱咐,书上不能写名字。”

陈晓是在一所二本院校读大学时,被一步步“推着”入党的。在一次宣讲中,误以为是必须完成的任务,她们全班都“很乖”地填写了入党申请书。由于成绩和人缘都比较好,陈晓顺利地被同学投票选为入党积极分子,接着是发展对象、预备党员,大三正式入党。

“但我自己并没有那种信仰。”陈晓说,从大二开始,后悔入党的情绪一直挥之不去。尤其是入职这所中学后,学校把所有老师的护照和港澳通行证都收走了,并告诉党员身份的老师,每年只能因私出境一次。陈晓原本计划去台湾旅行,她向同事抱怨,结果同事并不理解为什么要去台湾,她们说自己非常讨厌台湾。

党史学习教育是应中共建党100周年,中共中央在今年2月份开展的“重大政治任务”,和面向全体党员的“两学一做”相比更进一步,这次的政治学习对象延伸至军队和群众。今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在全社会开展“四史”(即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引导人民群众“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陈晓所在的学校也把任务派发给了党员老师。

一开始,陈晓没有把学习放在心上,市委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巡回检查之前,她请学生帮忙在四本书上随意划了几处重点,不少老师也和她一样潦草应对。不过,党委书记发在群里的范例笔记,每段文字用三种不同颜色做了满满的标记。“真的会有人去做这个,我要吓死了。”陈晓感慨。

陈晓是政治学习的“后进生”,她已经连续两个月“学习强国”的积分没有达标。今年六月初的时候,党委书记在群里警告,要对这些老师进行约谈,并做检讨。学校要求党员教师每天必须在“学习强国”上刷满40分,大概需要花半小时,非党员也要刷够30分。

有一段时间,党支部搞“刷分”有奖竞赛。陈晓被分到与党委书记一组,她每天拿到40分及格分就结束,依然受到批评:为什么不刷到60分?

陈晓每周要给学生上14节英语课。每天早上,她必须在7点20分之前到教室,监督学生早自习,晚上8点半,学生晚自修结束后她才能下班。“白天的空闲时间只够批改学生的作业,晚上回家后还要备课。”陈晓忙起来的时候,常常会忘记“学习强国”,“没时间做,我认为它是在浪费我的时间。”

但在一些老师眼中,政治学习似乎远比教学重要。办公室里一位老教师好心劝她,多在政治学习上用点心,以免影响她评职称,否则,评比的时候可能会被讲“这位同志思想有问题,(党组织的学习任务)什么都不做”。陈晓对此很愤慨,不理解为什么这种政治性任务总要和个人工作成绩挂钩。

根据2016年颁布的《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要求,党员必须“时刻牢记自己第一身份是党员”,必须参加组织生活(包括“三会一课”、民主生活会、组织生活会等),必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

对陈晓来说,“组织生活”似乎永无止境。每个月的25日是学校党支部定下的“主题党日”,党员大会也在同一天举行。陈晓说,到了这一天,学校党支部会在一个APP发布活动,“但其实这个活动根本就没有举行”,他们只需要在这个市级党员组织的APP上定位并签到,再到学校会议室里听党委书记讲话,一起合影,五分钟之内就能结束。

麻烦的是,如果当月的25日是周末或节假日,党员教师们也必须赶去学校开党会,不允许请假。陈晓并不想浪费休息日的时间跑去学校“拍个照”,她尝试过向书记请假,但并没有获批。后来,陈晓再也不在明面上请假了,而是把账号托给关系好的同事,请他们帮忙定位、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