跳至正文

金融

三大江系常委白手套肖建华 港媒：涉三大重罪 坦白难从宽

明天系掌门人肖建华自2017年1月末被中共当局带走调查后，至今中共官方未有任何消息传出，肖建华至少是三大江系常委白手套。今天有港媒消息称，肖建华与江系核心人物有着密切利益往来，掌握着中共高层太多内幕，至少涉充当政要“白手套”、“财阀干政”及“金融政变”3宗政治罪，坦白也难以获得从宽处理。即使能走出监狱，恐也难重见天日。

香港成稳汇率主战场 直接做空人民币已难上加难(图)

9月底，央行第三季度例会两次提及汇率，在部署下一阶段任务时，央行要求在利率、汇率和国际收支等之间保持平衡。

香港作为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交易中心，一直是狙击与反狙击人民币的主战场。2015年811汇改之后，人民币汇率贬值就是从香港人民币率先开始。其后，央行也连续重拳出击，大幅收紧香港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提高借入人民币的成本，打击空头。

未来效果如何？市场人士正在耐心观察。

离岸人民币从何处而来？

目前我国资本项目尚未完全开放，境内人民币流出境外进入离岸市场主要通过四个主体：个人、非金融企业、商业银行和央行。

一、个人主要通过携带现钞出境或者在境外换汇，人民币流入境外个人账户，属于离岸人民币零售业务；

二、非金融企业主要通过跨境贸易结算，如大陆进口商以人民币支付进口货款或在境外购汇再支付货款，均促使人民币流入境外；

三、商业银行通过向境外提供人民币贷款，将人民币流入离岸市场；

四、人民银行通过与境外央行或货币当局（如香港金管局）签订双边货币互换协议，向境外输送人民币，如2014年11月22日，央行与香港金管局签署了规模为4000亿元人民币/5050亿港元的互换协议。

上述四种途径中，非银金融企业通过跨境贸易结算是香港离岸人民币资金的主要来源。到今年上半年，企业跨境贸易结算形成的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在香港人民币存款总规模中占比55%。

根据SWIFT（环球同业银行金融电讯协会）发布的“人民币追踪”报告显示，从境内和跨境支付总量来看，今年7月份人民币占国际支付货币的份额为2%，如果仅考虑跨境支付，人民币国际支付业务占比仅为1.1%。

其中，香港依然为全球最大的人民币清算中心，占离岸人民币业务的76%，其次是英国5.6%和新加坡4.1%。显然，香港人民币市场占据了主要份额，也是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市场。

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规模不大

显然，绝大部分离岸人民币资金聚集于中国香港，规模有多大呢？

根据WIND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香港银行业人民币存款规模仅为6000亿元出头。而据2017年第4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至2017年底，人民币境外存款余额为10467亿元。

到了2018年7月末，香港、台湾地区和韩国人民币存款余额合计9286.01亿元。其中，香港人民币存款6075.77亿元。同期，香港所有货币存款余额129455.4亿港元；人民币存款占香港总存款和香港所有外币存款的比重，分别为5.47%和11.39%。

显然，现在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6000亿元的规模，对于中国内地来说规模很小，对于香港存款市场来说，也仅5%，规模也是偏小的。历史上，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最高的时候，是在2014年底规模突破1万亿人民币关口，占香港金融机构总存款的11%，占香港外币存款的22%，达到历史新高。

2009-2014年间，人民币长期存在单向升值预期，境外投资者热衷于持有人民币获得升值收益，人民币资金池迅速扩大。2014年底，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达到10036亿的峰值。

但是，在2015年人民币出现贬值预期、资本外流压力增大后，央行收紧了离岸人民币市场的流动性，香港人民币存款规模随之下滑。局势开始逆转，境外人民币通过各种途径回流境内套汇，香港人民币资金池开始急速缩小。到2017年1月底，香港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拦腰下降至5225亿元。随后，一年多时间里，规模有所回升，但是力度不大。

离岸人民币期货交易量太小

按照经典的汇率做空套路来看，做空汇率谋取暴利的做法并不复杂。比如做空港元，空头们会率先筹集巨量港元，然后在市场瞬间大肆抛售港元，使得港元迅速跌至7.85底线，这时香港金管局就会动用储备美元买入港元守底线。

如果香港金管局外汇储备耗尽，没有美元买入港元的话，联系汇率体制就会崩盘，港元就会击穿7.85底线一泻千里贬值下去。投机者会在最低价用美元买回港元，归还砸盘时借入的港元，对冲后，大赚特赚一笔。

这个机制之下，外汇期货是最佳武器。如果没有，则需要极大的资金，来对冲交易。

根据央行的统计数据，8月份整月，香港交易所美元兑人民币期货交易量略有回落，成交量24万手，月末持仓3.6万手。在新加坡交易所美元/离岸人民币期货，成交量64万手，月末持仓5万手。芝加哥商业交易所美元/离岸人民币期货成交量创历史最高，当月成交2万手，月末持仓2420手。据芝商所数据显示，9月12日美元/离岸人民币期货合约创下2611手的单日成交记录。

显然，这个市场的活跃度是远远不够的，容纳空头巨量流动性的空间都不够。作为对比，1997年，索罗斯做空港币，在1997年10月至1998年1月，索罗斯一共抛空1000多亿港币。彼时，香港广义货币达到2.8万亿港币，外汇储备1000亿美元。

拆入人民币做空也困难

借用汇率期货大幅做空人民币无用，那么借入人民币做空呢？实际上，2015年“811”之后，人民币贬值就是从离岸市场先开始的。

从香港人民币隔夜Hibor利率历史看，2016年1月和2017年1月，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显然受到了强有力的干预。

2016年1月12日，香港人民币隔夜Hibor利率飙升至66.8%。2016年1月，据传索罗斯在香港市场大举做空人民币，导致香港与内地市场的人民币汇率差距扩大。当时中国央行通过大幅收紧香港市场的人民币流动性予以回应，国有银行的香港分支机构大量买入人民币，推动隔夜人民币借贷成本飙升至创纪录的66.8%。挫败市场上看跌人民币的押注。

2016年9月8日起，受远期交易到期交割等技术性因素及季节性因素的影响，部分资金集中流向内地，同业拆息大幅飙升，9月19日，隔夜拆息定盘价为23.68厘，1周拆息12.45厘，1个月拆息7.72厘，3个月拆息5.86厘，升至2016年1月12日以来最高水平，到9月下旬，香港人民币拆息逐渐回到正常水平。

2017年1月6日，香港人民币隔夜Hibor暴涨23%或2299.8个基点至61.333%，连续第二日暴涨，接近一年前的纪录高点。7天利率升至24.731%，大涨717.6个基点。14天利率升至19.626%，大涨391.9个基点。

显然，2016年是央行狙击人民币做空的重要年份。而到今年8月份以来，央行重磅政策，已经连续出手。

8月6日，央行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从0调整为20%，加大了做空人民币的资金成本。

8月16日，央行上海总部通知，上海自贸区内各银行不得通过同业往来账户向境外存放或拆放人民币资金。

8月24日，央行宣布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报价行重启了“逆周期因子”，对冲贬值方向的顺周期情绪。

9月20日，央行宣布今后将在香港发行央行票据，可以减少商业银行可贷资金量、回笼市场流动性。

多记重拳之下，香港人民币市场规模会不会进一步萎缩？市场正在拭目以待。但是，这两年，海外空方的做法来看，直接做空人民币汇率并不容易，相反做空美国中概股和香港股市，以及海外和中国市场相关度高的股票，才是做空的主战场。

这么多大佬都没有拿到诺奖，身为学渣的我很欣慰(图)

今天，诺贝尔奖就要陆续公布了。117年来，诺贝尔奖以权威性和丰厚的奖金吸引了学界内外的关注。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俗话说，不想得诺奖的科学家不是好梦想家。得诺奖先得有实力，有了实力这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后面还有层层关卡，比过五关斩六将还难，不信咱今天就来盘一盘。

　　第一关：时机关

　　驻守此关有三员大将：生得早，死得早，发力早。

　　l 生得早

　　诺奖从1901开始颁发，生得太早，显然是得不到诺奖的。（这好像是废话）

牛顿（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比如牛顿同学，单单在物理方面的成就，保守估计够拿三个以上物理学奖。不过，很多人不知道的是，他在皇家铸币厂的工作，至少够得一个经济学奖。牛顿在1717年通过安妮女王法案创立了金币和银币之间的联系，非正式地把英镑从银本位转移到了金本位。牛顿因此获得女王授予的爵士身份——不是因为他对科学的贡献，而是因为这个意义非凡的伟大改革大大增加了英格兰的财富和金融稳定性。比照物理学奖，诺贝尔经济学奖直到1969年才第一次颁奖，牛顿更没戏。

　　l 死得早

　　相对来说，“死得早”比较容易理解，诺贝尔的遗嘱中就明说了，奖项只颁给在世的人。除和平奖和经济学奖之外，其余四个奖项目前均有明显的获奖者老龄化趋势，这说明学者成果获得认可的平均年龄在逐渐提高。

　　由于这个奇葩规定，很多命不够硬的优秀科学家得不到诺奖。对双螺旋结构有关键性贡献的富兰克林是大家耳熟能详的的例子。不过也有一位特别（bu）幸运的逆天之人，在死后得到了诺奖。2011年，加拿大生物学家拉尔夫·斯坦曼（Ralph Marvin Steinman）在诺奖公布的前3天去世，当时不知情的诺奖委员会仍然把当年的生理学或医学奖颁给了此公，得奖原因是他“发现树枝状细胞及其在获得性免疫中的作用”——这是诺贝尔奖历史上唯一一次把奖项颁给已故人士！

拉尔夫·斯坦曼（右）

　　l 发力早

　　发力早这一点可能跟很多人的理解相反。尤其在化学生物学等领域，有时候运气来得太早，反而是糟糕的事，因为工作成果算在了导师的头上。

　　195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由美国微生物学家塞尔曼·瓦克斯曼（Selman Waksman）一人独享，以表彰他发现第一个有效治疗肺结核的抗生素——链霉素。但在1943年首次发现链霉素的人，其实是他当时的学生艾伯特·沙茨（Albert Schatz），两人共同发表了论文，并且同为新药专利的持有者。1950年，沙茨将自己曾经的导师告上法庭，就发现链霉素的贡献和专利使用费问题主张权利。法官最终裁定了链霉素为两人共同发现，专利费问题也最终调解成功。打赢官司后，沙茨也曾上诉诺贝尔奖委员会，要求承认自己在链霉素发现中的贡献。但遗憾的是结果并未改变。失去的诺奖，沙茨再也要不回来了。

艾伯特·沙茨

　　化学奖有时候会颁给发现人名反应的化学家。而很多时候一个新型的反应模版，很可能只是某个学生灵光一现。有个在江湖上盛传已久的八卦，说的是日本某小教授，喝多酒之后就会说：老子也是得过诺奖的！只不过老子的诺奖由导师替我去领了。此中悲喜，不足为外人道也！

　　当然，学生时代发力早的人，最后得到诺奖的也不少。所以说，这事儿具体还是得看诺奖评委会的心情。

　　第二关：美人关

　　英雄难过美人关，而美人难过诺奖关。

　　到目前为止颁发的近900项诺奖中，女性不到50人，占比不足6%。相比较而言，文学奖和和平奖的女性得主比例较高，都是大约八分之一；物理学奖的女性得主比例最低，只有1%。当然，从事科研的女性少，是女性得主少的主要原因。如果按时间段来看，最近几十年的女性诺奖得主比诺奖刚开始的几十年增加特别多。所以女性当自强，多多得诺奖！

吴健雄

　　1957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颁发给华裔物理学家李政道和杨振宁，他俩在实验中证明了宇称不守恒原理。而该理论的原创者、另一位华裔女科学家吴健雄却没有得奖。按人数限制，吴健雄完全可以与李政道和杨振宁并列获奖。美国物理学界的泰斗奥本海默公开表示对颁奖结果感到不公平，他认为证明宇称不守恒有三个人的功劳最大，除了李、杨之外就是吴健雄，而且特别强调不可忽视吴健雄的功劳。

　　如果说吴健雄是否该得诺奖尚有争议，那么美国女天文学家鲁宾（Vera Rubin）没能获得诺奖则是公认的诺奖遗珠之憾。

鲁宾

　　鲁宾被誉为“暗物质之母”，她在研究星系旋转时发现了暗物质存在的证据。这一伟大发现，彻底改变了我们对宇宙的理解，绝对值一个诺奖。作为观测天文学家，她还是美国科学院首位女性成员。据说在她之前，普林斯顿大学从没有女性去研究天文学，帕洛玛天文台也从没有女科学家进行观测。纵观她的一生，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还应该获得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身为女性的她在天文学领域打破了许多以往的成见。然而，这位伟大的女性已于2016年底去世。

　　第三关：大佬关

　　学术圈有大佬，有大佬就有江湖。诺奖历史上发生过因学术理念不同而被大佬阻挠得奖的例子，最广为人知的受害者就是门捷列夫。

门捷列夫

　　1905年门捷列夫成为瑞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本来诺贝尔奖委员会决定授予他当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以表彰他发现了元素周期律。然而，化学家阿伦乌尼斯（Svante Arrhenius，1903年化学奖得主）强烈反对门捷列夫得奖，有人认为，这是因为门捷列夫对阿伦乌尼斯的溶解理论有很多批评。

　　虽然阿伦乌尼斯不是委员会成员，但他当时是瑞典化学界一言九鼎的大佬。在他强烈反对下，门捷列夫在1905、1906两度与诺奖失之交臂。1907年2月门捷列夫去世，永远失去了得到诺贝尔化学奖的机会。

爱因斯坦

　　除了学术理念不同之外，有时候大佬看不懂研究成果，也会成为得到诺奖的绊脚石。1921年，42岁的爱因斯坦因光电效应的研究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而他一生最主要的成就相对论、质能方程等等均未获得诺奖，因为评委会的专家们理解不了。老爱飞得太高，大佬们跟不上节奏。

　　第四关：方向关

　　男怕入错行，得诺奖也看行当。诺贝尔没有数学奖，这碗冷饭已炒过多年，、其实最近一百年，现代科学爆炸式发展，涵盖的学科和研究领域很多确实是诺贝尔本人在当时无法预知的，除数学奖之外，还有不少学科也是注定与诺奖无缘。

　　2009年，包括一名诺奖得主在内的十位科学家联名写了一封公开 信，呼吁诺贝尔奖增设新学科奖项。他们援引1968年增设“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先例，说明增设奖项并非破坏规矩，而是与时俱进。该请求最终遭拒——诺奖委员会认为现有奖项足以囊括当今文明的发展。

　　真的足以囊括吗？并不是

潘恩（图片来源：《nature》官网）

　　华盛顿大学生态学教授罗伯特·潘恩（Robert Paine）于上世纪60年代在海岸生态观测中发现有些物种在生态平衡中作用巨大，并由此发展出 “关键物种”（keystonespecies）的概念。随后生物学家们在各种生物群中都找到了“关键物种”的存在。潘恩的这一概念现今已成为生态学的指导理论原则，并被应用于人类的自然政策。可是诺贝尔奖项中并无生态学奖，无法表彰这一重要理论。潘恩也于2016年7月去世。

博洛格（图片来源：wiki）

　　不过，诺奖委员会也有些补救办法，那就是“学科不够，和平奖凑”。美国农学家博洛格（Norman Borlaug）因其小麦育种的研究而获得了1970年的诺贝尔奖章。他的研究造福了亿万人，恐怕比所有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拯救”的生命还多。2007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和戈尔也因在气候问题上的努力而被授予诺贝尔奖。他们获得的都是“诺贝尔和平奖”。

　　第五关：人数关

　　这关恐怕是诺奖道路上最难过的一关。众所周知，诺贝尔奖除了只颁发给在世的人之外，还有名额限制：最多三人。所以如果一个重要研究其开创者太多的话，那就有倒霉蛋得不到诺奖了。

戴森

　　诺奖历史上最著名的“第四人”非弗里曼·戴森（Freeman Dyson）莫属。1965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由朝永振一郎（Sin-Itiro Tomonaga）、施温格（Julian Schwinger）和费曼（Richard P。 Feynman）分享。三人共同在量子电动力学方面做出基础性的工作。费曼发明了路径积分，施温格使用一种复杂的“微分”，朝永振一郎则提出超多时理论，三人用不同“重整化”的方法在各自分支上解决了发散问题。这些方法是不是等价的呢？当然是！戴森最伟大的贡献就是深刻理解了这三种方法，通过更深入的分析和高阶计算将该理论最终完善起来。物理学界认定戴森应同为“量子电动力学”的奠基人，但戴森最终未获诺奖。

卡茨

　　哥伦比亚大学有机化学教授卡茨（Thomas J。 Katz）是研究反应机理方面的专家。他在七十年代致力于烯烃复分解反应的机理研究，发表在JACS上的《The Mechanism of the Olefin Metathesis Reaction》比后来获得诺奖的格拉布（Robert H。 Grubbs）还早，属于该反应机理方面的奠基之作。2005年诺贝尔化学奖授予分别开发催化剂的格拉布和施罗克（Richard R。 Schrock），以及最早“猜出”机理的肖万（Yves Chauvin）。而真正把机理验证并坐实的卡茨，到头来只能遗憾地为他人做嫁衣。据说老头本来话就不多，从此后话就更少了。

　　第六关：孔方关

　　都说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在追逐诺奖的路上，任你本事再大，没有孔方兄罩着那是万万不能的。

　　说到钱，那得说说2008年诺奖成果绿色荧光蛋白的故事。绿色荧光蛋白研究其实最早开始于美国化学家道格拉斯·普瑞泽（Douglas C。 Prasher）。普瑞泽是历史上第一个成功克隆绿色荧光蛋白（GFP）并且完成基因测序的研究者。他无私地将自己的成果与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进行了探讨和分享。他还天才地预言，可以利用GFP当做生物化学系统的示踪剂，来对大量的生物分子进行定位。

普瑞泽

　　然而这位天才的研究者在学界停留的时间却非常短暂，因为没钱。虽然普瑞泽最终成功克隆了绿色荧光蛋白的编码基因，但遗憾的是，他没有申请到其他的研究经费，无法开展进一步的研究。他也没能顺利从助理教授晋升为副教授，只好关闭自己的实验室，到别人的实验室工作。但这家实验室的条件十分恶劣，普瑞泽不得不离开。后来他又到阿拉巴马州的一家分包商那里工作。只经过了短短一年半的时间，这家公司决定取消正在进行研究的生物项目，普瑞泽失业了。为了维持生活，他成为一名巴士司机，时薪不到10美元。

　　好在，马丁·查尔菲（Martin Chalfie）和钱永健因为绿色荧光蛋白的研究获得了诺奖（还有一个获奖者是日本科学家下村脩）！普瑞泽来到钱永健的实验室重新进行荧光蛋白的研究，这回他不用再为经费发愁了。

　　这个看似喜剧的结尾，其实是一个没钱导致的悲剧。

　　结语

　　干什么事都讲究天时地利人和，得诺奖这种大事更不例外。本文提到的科学家们，全都是各自领域的大牛，即使没得诺奖，也值得我等后辈膜拜。而把他们的“悲剧”写出来，除了从得奖层面聊聊难度系数之外，最重要的则是希望更多人知道这些伟大的名字，并了解他们做了什么。

（图片来源：诺贝尔奖官网）

　　在2018年诺奖颁布的时刻，让我们对这些在人类探索未知的艰难旅途中孜孜以求的杰出人物致敬！

川普不只砍关税要害 还有3大毁灭性武器(图)

美中贸易战衝突升高，美国总统川普24日对2000亿美元（约台币6兆）中国大陆商品祭出10%关税，明年起税率将提高至25%。若北京不让步，川普除了关税大棒外，还能採取3大报復手段，摧毁大陆市场，甚至引发大陆金融危机。

全球房产泡沫公布，中国这里最严重(图)

  　　瑞银集团（UBS）全球房产泡沫指数2018年最新一期刚刚公布。排在前20位的城市中，香港高居榜首。

　　

　　专业工薪人士22年的毛收入合起来可以购买一套60平米的公寓

　　房产泡沫指的是对其的估价发生错误，而这种错误是实质性和持续性的。但泡沫的存在很难证实，一般而言，证实它的日子也就是它破裂的时候。

　　按照全球房产泡沫指数的排名，排行榜上靠前的城市除香港外还包括慕尼黑、多伦多、温哥华、阿姆斯特丹、伦敦。德国的美因河畔法兰克福排第10位，东京第14位，纽约第16位。排位越靠前，房产泡沫的概率就越大。

　　专家指出，虽然证实泡沫的难度很高，但可以使用由历史数据生成的房地产价格走向模式，并根据它指明一些典型的泡沫特征。

　　全球房产泡沫指数报告的作者之一、瑞银集团全球财富管理部成员霍尔茨海（Matthias Holzhey）告诉德国之声，泡沫出现时，一个典型的迹象是房地产同大众收入和租金严重脱节。

　　报告显示，大城市白领技术工薪阶层的平均年收入（税前），如果用来购买一处60平方米的公寓，目前在香港需要22年（2008年时需要12年），伦敦需要15年，巴黎14年，新加坡12年，东京11年，慕尼黑8年，法兰克福6年。

　　在大城市出租一套60平方米的公寓，如果用累计租金购买这套住宅的话，在苏黎世需要36年，巴黎也是如此，新加坡、慕尼黑、香港35年，法兰克福30年。

　　在对亚洲城市进行长期观察的基础上，报告列举了新加坡和香港同房产泡沫作斗争的不同经验 。

　　亚洲金融危机刚刚过去的那些年里，香港和新加坡的房价呈现两位数增长。但到了2012年之后，新加坡的房价基本保持了稳定，2017年房价再上扬的时候，政府出台了旨在打击投机行为的税务法律。不过，该报告对国家干预持拒绝态度，认为一些微观的调控是健康的，但在一些外国资金扮演重要角色的市场上，国家的干预则具有很大的风险。

　　香港的情形则不是这样。自2012年以来，香港的房地产价格每年的增速为将近10%。鉴于投资者的需求几乎无法满足，加上投机商对价格炒作，即便政府出台调整房市的法律，也都无济于事。

　　除了纳入收入和租金作为基准比较外，瑞银金融专家霍尔茨海还表示，报告计算了房价增长同实体经济增长之间的偏差，贷款的活跃程度和建筑工业的活力也都是计算的对象。他还尤其比较了一个城市目前的房地产价格状况同长期以来的平均值。

　　他承认，以上手段不适用考察中国一、二线大城市的房价泡沫，因为观察中国城市的年限还不够，我们至少需要25年至30年时间，才能得出有说服力的评估。这也是本年度全球房产泡沫指数又一次不含中国内地城市的原因。

 

胡耀邦长子胡德平出头 为民企打抱不平(图)

　

　胡耀邦胡德平（合成照片）网络

　　呼吁“私营经济退场”和“共享民企经营利润”等言论正在不断引发中国内外舆论反弹。在一系列批评之声中，中共前总书记胡耀邦的长子胡德平出头为民企“打抱不平”更加令人瞩目。

　　今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周新城提出“消灭私有制”，之后在中美贸易战的硝烟中，9月11日，大陆“资深金融人士”吴小平刊文，认为 “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应逐渐离场”，立即引发舆论哗然。

　　虽然有一系列经济专家痛打吴小平的“异端邪说”，反对中国走向新“公私合营”之路，但这种推动“国进民退”的论调又以不同方式唱了出来，让所有民企如“待割的韭菜”。

　　近日，中国人社部副部长邱小平在召开的全国“深化民营企业民主管理，增强创新发展内生动力现场会”上，要求“私企的党组织要领导工人共同参与管理，共享企业发展成果”。此言一出，让人瞠目结舌。

　　9月26日，中国《经济日报》刊文力挺国资进入民企的道路，正面评价了那些紧急停牌以自救或主动向国资背景股东“出让”控制权来自救的方式，闭口不提这实际上是陷入困境的民企不得已而向国企的“投怀送抱”。

　　就在这一片为“国进民退”鸣锣开道的氛围中，胡德平9月27日，在《中国民商》杂志10月发表长文，题为“警惕打着共享的旗号搞新的公私合营”，炮轰中共党内保守派。

　　对于吴小平的“私营经济退场论”，胡德平说：难道多种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只是为了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吗？为“协助公有制经济发展服务”，公有制又是为谁服务？他指出吴小平似乎在“说反话”。

　　对于邱小平“共享”理论，胡德平表示，某副部长说的“职工与企业机制共建，效益共创、利益共享、风险共担”，这不是打着共享、民主的旗帜搞“大锅饭、铁饭碗、刮共产风”吗？这和国有企业有什么区别？

　　对于9月26日《经济日报》力挺国资进入民企的文章，胡德平批评说，在一个非公平市场上，主流媒体要正视民营企业遇到困难，“千万不要拿民营企业被迫认可的办法，当作成功的案例予以宣传。”

　　胡德平指出：当今“仍用一条挤压民有企业，迫其走上公私合营之路。如果形成一股潮流，无人敢提批评意见，那么后果将非常可怕。”

　　除了胡德平以外，反对“国进民退”的声音不绝于耳，不久前，中共社会科学院前副院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提醒人们注意：现在民企生存艰难，到了不并入国企活不下去的地步。

　　中国招商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丁安华提供证据显示，“民营经济特别是私营企业的发展陷入了改革开放40年以来前所未有的困境。”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9月中的一论坛演讲上表示：“如果搞混改的目的是让国企去把民营企业给吃掉，特别是在民企最困难的时候，那国企就是趁虚而入。国企搞逆向混改，对民企信心的打击非常大。”

　　9月21日，搜狐财经发表文章，题为“从‘我不愿意’到‘投怀送抱’，谁偷走了这些优质民企的梦想？”，文章指出：受国家去杠杆和供给侧改革的影响，大多民企陷入危机，出现了难贷款、难融资、易负债的局面。P2P炸雷干掉了不少中小企业，股市低迷，让一些上市公司面临资金链断裂和债务违约风险。有一批民企在走投无路下，以过冬的方式 “投靠”国企。

　　网络上广为流传商界名人“格隆”在长江商学院的讲稿，题为“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作者讲述：他请名下合计超过40家上市公司的商界学员，就“焦虑”与“恐慌”名词进行选择，发现绝大多数人选的是“恐慌”；七个月前，他在中欧商学院讲课，同样是企业家学员，多数人选的是“焦虑”。时隔七个月时间却已是沧海桑田。

　　作者格隆指出：企业的“恐慌”并不主要来自贸易战的压迫，而是由于中国银行业歧视民企使其资金断链。如果民企随时可能被清算、被流放，全社会的整体会有好结果吗？

凤凰网被整肃 或因这两篇文章遭当局报复(图)

凤凰网近日遭北京当局整顿，部分频道及客户端App、手机凤凰网在9月26日15时至10月10日15时停止更新，进入全面整改状态。凤凰网表示要检讨自己，落实政府要求。凤凰网此前屡屡遭到整顿，它隶属于香港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在北京办公。

此次停止更新长达两周，微信公众号“网信北京”披露整改原因：“传播违法不良信息、歪曲篡改新闻标题原意、违规转载新闻信息。”

但是，官方给出的原因未必是实情。坊间传言称，凤凰网被整肃或与两篇文章有关。

传言称，有一个叫急速财讯的凤凰号，刊登《在自己祖先的土地上流浪》。这篇文章痛批中国政府逼死民营企业，导致国进民退。

文章指出，2018年上半年除国企营收是增长的，其他企业的营收其实全部是负增长。利润增速上差距更是惊人：国有控股企业利润增速是28.46%，私营企业利润增速则是-27.87%，集体工业企业利润增速更是超低的-51.73%：

也有消息称，9月24日，凤凰财经转载博主蔡慎坤文章《庞大的财政支出谁堪重负？》，因言论尺度太大被整肃。

文章痛斥中国政府加税导致民不聊生，生活质量大大下降。文章指出政府的钱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而是从民众身上吸出来的，中国2018年上半年各种税收大幅度增长，而同时期的GDP只增长了6.8%，远远低于税收14.4%的增长。税收百分比增速是GDP的两倍以上。

文章称，税收高速增长是令人不安的政经现象。庞大的财政开支加重纳税人负担。而政府富甲天下却是不争的事实，仅以行政支出来看，就傲视全球，当财政供养人数越来越多，自然就要大肆挥霍国库资财，从整个社会来说，冗官过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