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让各国政府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民主和专制，那种制度更有利于度过危机？
1月23日，中国政府宣布封锁大约有1100万居民的城市武汉，举世震惊。没有想到的是，新冠病毒疫情很快以同样的破坏力袭击了欧美诸国。
与此同时，新冠病毒疫情导致纽约、马德里和柏林等城市居民的基本权利大幅度受限。出行限制和禁令、生活方式的改变似乎正在重塑城市生活。议会只能在有限范围内开会，甚至有国家领导人也被感染。有些地方的人们羡慕地看着中国，在那里商家重新开业，生活逐渐恢复正常，武汉解封，人们又可以旅行了。
在迅速采取行动应对新冠病毒等重大流行疾病方面，专制国家是否比民主国家具有优势？在后疫情时代，新冠病毒将对人权造成何种影响？奥地利民主研究者埃斯（Tamara
Ehs）正在关注这些问题。尽管中国政府在其国内抗疫方面取得了明显的成功，但她认为：”在面对病毒肆虐时赞扬中国严格的禁令的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对于一种国家行动，它缺少必要的透明度。”
哈佛大学法学院教授斯帕曼（Holger Spamann）也呼吁，在应对新冠病毒时应该保持”前所未有的透明性”。
警惕对基本权利的侵犯
然而，新冠病毒的快速传播也迫使民主国家采取紧急措施，这些措施在专制国家司空见惯，例如限制出行、禁止集会和削减宗教自由。欧盟委员会副主席乔罗娃（Vera
Jourova）周一说，据她了解，有20个欧盟成员国”通过了紧急法令”应对疫情。她警告说，对基本权利的严格限制将会弱化民主。
但是，埃斯指出，严格的限制本身并非不民主。埃斯说：”衡量一项措施是否合理，可以参照这些标准：该措施的目的是否是抗击疫情？该措施是否严格遵照法律程序？”
符合这些标准，民主制度下也可以实行严格的禁令。但是，如果官员扩大了对象范围并且不按照程序执行，则可能会越界。埃斯举例说，奥地利卫生部最近希望颁布”复活节法令”，让警察可以在不事先通知的情况下搜查私人住宅，以检查家里是否举行复活节聚会。埃斯说，这种严重侵犯隐私的行为也可能在民主国家出台，但是它只是出自卫生部长的要求，并未经议会批准。在反对派和民间社会的大规模抗议之后，该节法令已被取消。
议会监督的重要性
政治异议和决策透明使得民主国家有机会反省应对疫情的措施，并在必要时进行调整。埃斯认为，无论如何，议会应该举行会议。
“议会作为一个意见平台，人们可以发出自己的声音，并形成不同意见。在民主国家，总会有多种方案。在全体辩论中，这一点很明显。”因此，她坚持认为，不应该像匈牙利那样限制议会活动。上周，匈牙利批准了一项有争议的紧急法令，议会给予总理奥尔班（Viktor
Orban）巨大的权力：只要紧急状态持续存在，就不能举行选举，散布”扰乱信息”可能获刑。
匈牙利的确实施了欧盟国家中最严厉的限制措施。西班牙等其他国家也纷纷效仿。尽管在宪法的框架内进行，但这些国家
决定暂时关闭议会，或在虚拟空间举行议会投票。在德国，联邦议院议长朔伊布勒（Wolfgang
Schäuble）提出类似建议，引发了激烈的辩论。朔伊布勒提议设立一个小规模的”紧急议会”以应对危机，但德国宪法只允许在战争状态下采取这种措施，反对派议员对此提出批评，认为现在不是这样做的时机。
信任是民主政治的主要优势
对于埃斯来说，随着政府采取越来越严格的限制措施，民间社会保持警醒尤为重要。她很生气地指出，在疫情爆发的最初两周，奥地利人处于被动状态。她几乎没有看到反对派的异议，媒体里也缺乏批评的声音。最近几天，情况发生了变化。她说：”媒体为反对派提供了更多的空间，权威的科学的声音也有了发言机会。”
埃斯认为，危机时刻也可能成为独裁者的最好时光。她鼓励人们提高警惕，以确保民主制度不会因此遭受持久的损害。民主政体并不一定在一夜之间变成专制制度。
“恰恰相反，我看到公民对病毒感到恐惧。他们希望有更强有力的领导，并愿意为此接受对自由的限制。”现在，政治人物们正在观察自己能走多远，何时会遭到反对。
“真正的问题是：一旦破坏了自由与安全之间的脆弱平衡，我们民主制度中哪些专制因素将会冒出头来。”
埃斯称，民主政府针对新冠病毒采取的任何措施都应加上期限。她举例说，德国的限制政策尚不清楚何时取消，默克尔领导的政府也尚未提出终止策略。本周，德国伦理委员会对此进行了干预，它敦促政界人士在表达封锁国家的观点时具有更大的透明度。该委员会还表示，现在讨论走出危机的适当方法并非为时过早。它深表关切的是，政府的不透明性可能会损害公众的信任。
信任，正是民主政治与专制政治在抗击疫情的对比中的一个主要优势。取得民众的信任，就意味着政府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得到支持。就新冠疫情而言，这种信任可能意味着是阻止还是加速其传播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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