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起武百祥这个名字，哈尔滨的老人们应该是耳熟能详。武百祥是上个世纪哈尔滨“同记”商业集团创始人，原本只是个穿街走巷的小货郎，因其勤奋好学、善于创新继而创办了东三省名闻遐迩的“同记”百货。
“同记”号学习西方先进的资本主义管理方式和经营策略，在当时仅有25万人口的哈尔滨，每年客流量达600万人次。九一八事变前，“同记”已经成为拥有大罗新寰球百货商店、同记商场、大同百货商店等7处营业地和6处驻庄的大企业。雇员达2000余人，总资本近200万两（上海规银），年利润超过32万两（上海规银）。
中共篡政后，核定武百祥股本金总额仅为108,583元人民币，“同记”的寰球商业梦想遭遇社会主义公私合营改造，命陨红劫。
东方货郎创办西式商厦
1879年，武百祥出生于河北乐亭县何新庄一农家，13岁随母舅何善荣到长春杂货店当学徒。1902年，他独自来到哈尔滨，白天摆地摊，晚间走街串巷当起货郎，卖花生、瓜子、纸烟、冰糖糕。
1903年，武百祥与人合资经营了一个小店，取号“同记”，卖日用杂货，年利3000多元。后拆股散伙，1907年，武百祥重整旗鼓，当时，一种英式皮帽在哈尔滨流行，武百祥便自己模仿制作，和赵禅堂等人开起同记帽子厂，雇工800多人，前店后厂工商兼营，专门制作英式帽、礼帽、毡帽，年产值达10万元之多。
同记工厂获得成功后，武百祥率同仁先后游历了天津、北京、上海、武汉以及日本的东京、大阪、神户、名古屋等国内外的商埠，进行考察，武百祥大开眼界，对近代资本主义经营理念赞赏有加。
1921年10月，武百祥创办大罗新环球商店，共四层大厦。商品种类达3000余种，世界名牌、土特产品、日常百货应有尽有。同记商场的门匾上方，有“搜罗寰球百货，采购国内产品”广告字样。武百祥分别在上海、天津、北京、大阪设立了驻庄，通过哈尔滨洋行采购英国呢绒、法国化妆品等大都市的奢侈品满足名流之需。大罗新直购直销苏杭的丝绸、景德镇的瓷器、福建和江浙的茶叶。
武百祥还别出心裁地与生产企业合作，按照自己的样式和规模要求，制作带有“同记监制”或“同记制造”等企业标识的产品。这在当时是很新颖的营销手法，很受顾客欢迎。“到了哈尔滨，必去大罗新，电梯送上楼，满眼西洋景。”
武百祥非常注重企业形象的塑造，将同记的几大商场打造成消费与娱乐共享的生活天地。店员则一律身着西服、胸佩店徽，彬彬有礼。在当时商场多是散乱景况的环境下，的确领衔他人。武百祥还善用广告，将同记品牌打入郊区、农村，每年广告用纸多达几十吨。同记除了执行明码标价、童叟无欺外，促销手段更是五花八门，如“购货抓彩”等。
另外武百祥的融资方式广泛，美国花旗、英国汇丰、日本正隆和苏联远东银行的资金都放款给他。由于武百样经营有方，推销有术，货流通畅，诚信经商，很快又创办了“同记”“大同”百货商厦。年营业额达700余万元（现大洋），远远超过同行。
正统商道道义人生
武百祥的商道在短时间内能够压倒群雄，不仅在于他的创新思想，还在于他坚守诚信、利他的正统商道。
“大罗新”言无二价、童叟无欺的做法，在当时无商不奸的商业环境中可谓一股清风，给顾客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大罗新”开业第一年，销售额就超过了俄国人经营的秋林公司。后人将武百祥的商业思想汇集出版成册，名为《大罗新政策》。
书中详细阐述了武百祥的经营理念与商业思想。他认为商业信誉和商业道德是取胜的资本，必须树立“顾客为本”的思想，并规定了“货真、价平、优待、快感”四条便利顾客的店规，还把“利顾客”与“利公司、利劳资、利同业”一同作为经营的原则。
在经营大罗新环球商店的过程中，武百祥改革内部劳资制度，将世袭的“掌柜”制改为职员制，年薪制改为月薪制，这在哈尔滨工商业中属首创。在经营同记商场时，他建立了《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办事细则》，内含人事制度、财会制度、管理制度等一整套完善的规章制度。
武百祥修建了职工医院、浴池、食堂、运动场等福利设施。实行了“薪金分红”。修改东伙公约，调整分红比例，“东”方适当减少，“伙”方适当提高。上世纪20年代的金融危机冲击商业，武百祥率先把自己和其他十几个高管的薪水降到七成，裁减掉包括自己亲外甥在内的员工1000余人。
1925年，他意识到家族式企业的弊端，实行股份制改革，改革东伙制为股份制。率先在哈市打破“非老呔商人不用”的先制，大胆废弃家族式、宗族式企业的经营方式，明文规定“凡是与在职人员有父子、叔侄、兄弟、翁婿等亲属关系的一律不准进入同记”。
武百祥家教甚严，也不任人唯亲。武百祥中年得子，取名武恩佑，孩子6岁时得了肺结核，武百祥日夜守护在孩子的病床前，一年后康复，武百祥毅然将其送到北京香山慈幼院住读。舅舅何善荣曾带武百祥闯关东，但他在同记店里任意发号施令、骂人，不守店规，武百祥为难之际也毅然按店规将其辞退。
1929年，武百祥兴办百善学校，后在哈尔滨又建立了两所学校、一所幼儿园、一座教堂。武百祥在河北家乡一生兴办164所中小学。据钟福祥先生创作的剧本《武百祥》记载：同记职工中有三个孩子考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武百祥出资给他们上学，日本人赞叹万分。一位职工的孩子考上了燕京大学，其母偷着去当铺当掉了心爱的结婚戒指筹措学费，武百祥听说后，立即赎回戒指，完璧归赵。
有一年，同记工厂发生火灾，所有员工不顾生命危险，在火海中奋力抢救同记财产，武百祥冲到第一线，大声喝道，“请大家撤出火场，工厂没了可以重建，职工没了不能再生”；当大家还在继续救火时，他又下死令“我要人，不要工厂”，眼睁睁地看着工厂在熊熊烈火中化为灰烬后，热泪滚滚而下。
武百祥经商有道，利润滚滚。但他本人一生非常节省，生活简朴从不奢侈。谈起洋车洋房，他说：“这类的高消费我不感兴趣。这钱是我挣的不假，其实都是老百姓给的，我用不了那么多，还是应该还给老百姓才对。”一生始终离不开一身蓝布衣裳，穿坏了就再做一套，秉承正统的民族资本家风范。
笃信基督一生爱国却受骗于中共
武百祥之子武恩佑在《回忆我的父亲》中写道：“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一切都要按照基督的教义行事，在他经营的商店和工厂里，职工们都不许抽烟、喝酒、娶小老婆、赌博、嫖妓，如有违犯，坚决开除。当时曾有人用‘我是同记的人’这句话来光荣地说明自己的道德品质是无疵的。”
九一八事变后，武百祥在哈尔滨工商界首发《告全市同胞书》，呼吁“救亡图存”。东北沦陷后，日本人请他出来做官，他隐遁教堂。“恒发源”张闻声原是同记的竞争对手，日本人欲搞垮“恒发源”，武百祥不计前嫌，凛然出手相救。在伪满统治期间，武百祥放弃了很多发国难财的机会，同记商行惨淡经营。国民党抗战胜利后，“同记”商号得以重整旗鼓。
抗日期间，武百祥误以为中共也抗日，曾帮助过文书部部长中共党员陈忠、地下党员王展俊逃避日本人的追捕，后陈忠任长春市市长、人大副主任，王展俊任辽东省委书记。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共干部彭真曾到同记商场视察，并许诺中共支持和保护民族工商业发展，武百祥信以为真。“同记”开始为中共提供军需品。同记铁工厂加工过六零炮，同记刷子厂每月生产5万支“白熊”牌牙刷。“同记”还先后进行了七次较大的捐款，1946年8月捐款1万元、1947年12月捐款100万元、1948年2月捐款11.8万元；捐赠军鞋千余双。
朝鲜战争时期，武百祥呼吁哈尔滨市工商界为中共捐献18架战斗机，对现役军人、军属、烈属购置生活用品，实行九五折优待。之后，武百祥个人多方筹集资金，捐献了相当于买一架战斗机的款项。
中共东北联军占领哈尔滨后，中共让武百祥担任哈尔滨市工商联副主任委员，给予他一定的政治地位，曾经饱受日本侵略战争之苦的武百祥受宠若惊，将毕生的爱国热情迁移至共产党的身上，“‘愿主的国降临，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这是他一生每天晚祷必然要说的祷词）。他努力锻炼身体，并又开始谱曲填词了。但这时不再是颂主诗歌，而是歌颂社会主义好。他告诉我们他要活120岁。”（武恩佑：《回忆我的父亲》）
带头公私合营命陨文革
在一次最高国务会议上，毛泽东起来与武百祥握手，被拍成了新闻纪录片，这位饱经风霜的资本家对中共的政治权术没有丝毫的准备。武百祥感动至极，竟说：“我活了七八十岁，从来没有一个政府这样看重我，给我政治地位、给我发言权。”
中共的魔鬼邪术是，先给你一点甜头，最后让你尝尽苦头。
1954年，武百祥将《在总路线灯塔照耀下，同记商场走国家资本主义道路，争取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的提案提交股东大会，获一致通过。1955年，同记商场开始为国营公司代销。10月在全国工商联第一届执委会二次会议上，毛泽东、陈云对资本主义工商改造给出了详尽指示，武百祥参加了会议。
那时稍微明智一点的人都会知道，没别的路可走，原料国家控制了，资金、融资渠道，国家也控制了。工人有政府支持的工会，劳资关系的主动权也不在资本家手里。资本家没什么筹码了，那个时候你不接受也得接受。
当时有这么一句很形象的话：“三面架机枪，只准走一方。”已经给你“三面网”都设好了，就是这一条路，你走不走吧。在这种情况下，大家只能走。（搜狐网：《1953：民族工商业的生与死》）
1955年11月24日，武百祥参加会议回来的第二天，再一次向政府提出公私合营的申请。1955年11月28日中共正式批准了哈尔滨市百货公司与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公私合营。又于11月30日签订了公私合营协议书。最后于12月1日召开大会，庆祝公私合营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成立。
中共对资本家的赎买政策规定是：按百分之五的定息暂付7年，到期再议。1957年，在大鸣大放运动中，武百祥认为赎买政策不合理，连资产一半的兑价都抵不过，会引起工商业者怨结，提出定息18年～20年的主张，上海李康年说出同样言论，结果武百祥与李康年被中共打成“右派”。
这是武百祥始料不及的，他对中共的政治幻觉遭到了一次相当大的挫折，思想一度消沉。1959年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后，精神好转，虽然已是80多岁的老人，还先后编写了十余首歌曲，表达他对社会主义的感情。
1964年，武百祥已86岁了。其子怕他一人在哈尔滨太孤单又无人照顾，劝他来北京居住。他说：“我在哈尔滨有组织照顾，参加政协活动，到工商联做点工作，比去北京养老要有意义得多呢！”
“想不到，这个乐观而坚强的老人，竟是由于动乱的冲击而与世长辞了。”（武恩佑：《回忆我的父亲》）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边不久，同记商场被“人民商店”取代。武百祥也被揪出批判斗争，此时他已经是88岁的老人了。有口述者回忆，武百祥在批斗中受尽凌辱，说者不忍讲，闻者不忍听，1966年9月5日，武百祥因不堪忍受“造反派”的迫害和侮辱而自缢，含恨离开人世。
结语：中共是民族资本家的劫数
1956年1月20日，中共哈尔滨市政府宣布：哈尔滨市101个行业、4440户私人企业已全部公私合营，“哈尔滨从今天起已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私人资本核定资产为1540万元，占全国私人资本核定资产的千分之七。也就是说全国22亿的私营企业资产全部被中共吞食，中共只需付给资本家不到定期存款利息的年利息，先付了七年，后延续三年，到文革就停止支付了，共付了十年左右。
在上海的公私合营运动中，四个月中有876名资本家跳楼自杀，曾经有过一周跳楼200个人的最高纪录，陈毅每天喝着茶水问：“今天有多少空降兵？”那时活要见人、死要见尸，见不着尸体就说你投敌，全家连坐。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有几千工商业者被逼自杀身亡。
中共那时要巩固新生红色政权，杀人立威，同时要打朝鲜战争，需要巨款，并同期开展“三反五反运动”，两项运动中共官方公布最后获退款10亿元，133,760人非正常死亡或伤残，实际数据远不止这些。
而经过工商改造，中共侵吞了私有财产，消灭了资本家阶层，蒸发了他们的肉体，同时，也断绝了中国民族资本家所传承的民族精神与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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