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科医生:有人出轨被妻子发现后 买通多人说她有精神病

女人看起来情绪失控,一直说自己老公有婚外恋,说她被监视,种种症状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表现。而我向她老公和身边其他人了解,都说女病人神经过敏,非常不正常。后来,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真相——女人的老公不仅收买了自己的员工,还成功收买了在上海的“小舅子”,让身边的这些人一起来编造女人的病史。

摘要:“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挥不散;每个深夜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

曾几何时,一首《城里的月光》,唱出多少都市人心里隐秘的悲伤。演唱者,新加坡歌手许美静,也曾被诊断为患有轻度精神疾病。这些年,精神疾病仿佛离我们越来越近,专业的精神科医生,在诊治患者的同时,也“看透了人间聚散”。

有部电影里说,“精神病就像暴风雨”,它可能随时随地、降临在任何人身上。《新民周刊》采访了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两位资深的精神科医生:乔颖和王振,通过他们的口述,重新审视精神病患的现实——这场暴风雨可预防,可医治,请不要将“精神病”污名化,请尽可能地助己、助人。

“有个姑娘叫茉莉”

当我还是一个年轻的住院医生时,曾遇到过一个特别的病人。

我是在住院部女病房第一次见到故事主人公的——就称她为茉莉吧。茉莉看起来像个初中生,但实际上已经20岁了。送她到医院住院的,是一个中年外国男人,身边还有一个看起来来自农村的中国男人,这不同寻常的组合引起了我们医生的注意。

更奇怪的是,医生要家属介绍病史时,全程是外国人用流利的中文讲述,中国男人站在一边显得有些不耐烦。

经过我们的详细了解和查证,茉莉的故事终于被还原出来——

茉莉出生在中国内地山区的农村,她的母亲患有精神疾病。每次发病,父亲和哥哥就会把母亲关起来,有时候父亲还会打母亲。

可以想象,这样的家庭环境下长大,茉莉不可能幸福。

可怜的是,到了十多岁,茉莉自己也出现了精神症状,精神疾病显然从母亲那里遗传给了茉莉。她会自言自语,会自笑,有的时候还会做一些危险动作。

到了成年,茉莉决心离开家到上海打工,视她为包袱的父亲自然爽快地同意了。

茉莉长得清秀,在衡山路的一个咖啡馆做了服务员,而带茉莉看病的外国人John(化名)正是在咖啡馆遇到的她。

茉莉端上咖啡时,较真的John看伊长得小样(年纪小),找到咖啡店老板,非要教训老板不能非法雇佣童工,还拨打报警电话。民警赶来,查明了真相。John就这样认识了茉莉,然后成了经常聊天的朋友。

单身的John和母亲在上海生活了很多年,有时候因为工作要回到英国,John就请茉莉到家里照顾和陪伴老太太,一样给工资。John的母亲也很喜欢茉莉,教她英文和钢琴,而茉莉则称呼老太太为“外婆”。

共同生活了一段时间后,茉莉又发病了。医院住院需要法定监护人签字,茉莉不得不通知父亲到上海来。

虽然到了上海,茉莉的父亲不愿意让她住院,理由是“没钱”,然后就回了老家。

John不忍看到茉莉的一生就这样因为疾病没有得到及时治疗而毁掉。他去了茉莉的老家说服她父亲签字住院,但得到的回答却是:“我儿子结婚买房还缺钱。”

后来茉莉的父亲终于同意到上海签字,条件是“只签字不负责别的”。这背后是不是得到了John的“资助”?我猜是有可能的。

经过两个多月的住院治疗,茉莉的病情控制了,可以出院了。出院也需要监护人签字,父亲又来了一趟上海。精神疾病患者出院后仍然需要长期服药控制病情,这跟高血压糖尿病的控制是一个道理。

一听说要吃药,茉莉的父亲马上又声明“我没有钱给她吃药”。

这下John又急了,他准备彻底解决这个问题:争取获得茉莉的监护权。John不愧是个中国通,他想到求助于妇联,看妇联能不能帮助她获得茉莉的监护权。

妇联也非常重视这个情况,把茉莉的父亲、John叫到阿拉(我们)医院,大家坐下来谈谈。讨论到最后,茉莉的父亲同意暂时将监护权交给John。

茉莉出院,留在上海,继续住在John的母亲家,直到老太太去世。茉莉英语考了六级证书,钢琴也考了级,现在是一名钢琴老师。

茉莉的故事让我久久难以忘怀。精神疾病在阿拉社会中受到的歧视到今天还是很严重的,很多人根本不知道精神分裂症是可以治疗的。

要消除对精神疾病患者的歧视,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事情,需要法律、社会各方面的人给他们支持。即便他们自己想就医,但治疗以后回归社会的时候,如果学校不接纳,单位不要,那么病人的生存还是很艰难。我就遇到过一些单位在雇佣员工时,非要我们医生开一个病人精神疾病已经治愈的证明。这怎么开?精神疾病本身没有治愈的概念。

精神疾病患者需要理解与宽容,让人欣慰的是,这些年茉莉她坚持服药,定期到医院复查,生活过得不错。

老公把老婆送到医院,说她“非常不正常”

下面要讲的这个故事,也可以说是我自己职业生涯中的一个“教训”。

重性精神疾病患者在发病期,法律上是被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比如说你要签字买房,不可以,你要办入学手续,不可以,他的这些权利都转移到法定监护人的手上。而有人就借这个法律规定,去做一些可怕的事情。

一个人如果没结婚,法定监护人是自己的父母,如果父母去世了就是你的直系的兄弟姐妹。如果你结婚了,那么你的监护权就变成了你的老公或老婆。

多年前的一天晚上,我值班,夜里12点多,阿拉急诊室的安静被刺耳的吵闹声打破。一群人扯着一个女人,大冷天,女人只穿了一套棉毛衫裤,头发凌乱、大喊大叫。

送她到医院来的人当中,有一个中年男人是她老公,也是一家企业的老板,女人是老板娘,而其他人则是公司的员工。

女人看起来情绪失控,一直说自己老公有婚外恋,说她被监视,种种症状符合精神分裂症的表现。而我向她老公和身边其他人了解,都说女病人神经过敏,非常不正常。我根据这些因素,将女人诊断为精神分裂症,收治住院。

第二天查房,其他医生也同意了我的诊断。

到了第三天,阿拉主任查房。他在床边给女人做了精神检查,最后跟我说:“我不同意你的诊断。”

但凡涉及到夫妻之间的关系,比如老婆怀疑老公有外遇,老公怀疑老婆有外遇,我们称之为“嫉妒妄想”。主任说:如果嫉妒妄想的情况涉及利益关系的,这种病人要反复去询问病史,不是反复询问同一批人,而是要反复询问不同的人。

我当时心里有些不服气,但还是按照主任的要求,去寻找女人更多的相关人——找到了女人在上海的弟弟,他弟弟也说姐姐平常就不正常。

主任却说,还要找到她的父母。

我把女人的父母从外地叫到上海,这一问,父母坚决否认自己的女儿精神不正常。两个老人说,要是不相信他们的话,可以找女儿在外地的另一个弟弟,她把搜集到的老公出轨的证据都给了这个弟弟。

等这个弟弟到了医院,我们看到了触目惊心的真相——女人的老公不仅收买了自己的员工,还成功收买了在上海的“小舅子”,让身边的这些人一起来编造女人的病史。而老公的目的就是让女人被诊断为严重精神病患者后,好让他随心处理一切。

事后领导非常严厉地批评了我,我自己也从不敢忘记这次教训。

阿拉医生在诊断时需要大量的病史,而描述病史的往往是送病人来的监护人。通常而言,医生总归是相信家人的话,但在有利益关系而又出现“嫉妒妄想”的时候,真的需要长个心眼。

如果阿拉不多留心,这个世界上可能就会多一个悲惨的人。

我很感谢主任对我的批评。这件事情以后,我遇到涉及“嫉妒妄想”、涉及到家族性企业里的夫妻关系,我一定要把女方或男方的直系家属叫过来,如果单位同事能过来那就更好了。

阿拉精神科医生,有时候真的可能是多种身份,甚至要干警察的活。不仅需要掌握医疗技术,还要有很多社会经验。

15岁,她的手臂上有几百道血痕

阿拉是成人专科医院,按道理讲,不接诊未成年病人,但这位15岁的姑娘挂了我的号,她说之前看到过我做的青少年问题的科普节目,觉得我讲得很好,所以坚持想要找我看病,于是我同意了。

就叫她小江吧。第一次看到小江,给我印象是比较邋遢。小江短发,但问题是头发全在前面,根本看不到她的脸。我说:姑娘,你能不能把你的“门帘”拉开一点,让我看看你的样子?她撩开头发的时候,我看到她小臂上满是伤痕——有的伤痕是陈旧伤,已经结痂,有的很新鲜,带着血,总共大概有几百条大大小小的伤痕。我问她,她说都是自己割的。

自残是青少年抑郁症患者中比较常见的症状。小江说,她有时候想死,有的时候不想死。

过去精神疾病治疗的理论认为,碰到有消极和自残行为的人,医生尽量避免提TA

的伤心事,但现在的理念认为——我们一定要直面死亡,讨论生命的价值,这很重要。为什么要讨论?因为我们既然与活着的你见面了,那么就要去寻找活着的支撑点,找到一些线索,帮助病人将支撑他活下去的意念放大。

所以阿拉现在提倡跟来访者去讨论死亡这件事情。

多次的治疗后,小江的人生经历在我面前展开。

小江母亲前几年生病去世,父亲再婚生了个弟弟。现在她跟父亲一家以及奶奶一起住。小江说,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她丧失了一切,在这样的家庭里,小江觉得自己是一个局外人。

家人的确没有给小江带来温暖。有一次小江给自己最爱的宠物狗过生日,尽管狗狗不能吃蛋糕,她还是买了一块小蛋糕,为狗狗点上蜡烛。但她在小房间里的“仪式”被奶奶看到后,换来的是数落和批评。

那天晚上,小江在自己的手臂上又添了几道伤痕。

我问小江,这些伤痕不致命,说明你还有活下去的意愿,你最在乎的是什么?

她告诉我,一年中有三天是她最在乎的,一个是清明节,一个是冬至,还有一个是妈妈的生日。

小江说,妈妈去世前给她留下的期待,是希望她成为优秀的画师。小江在一所艺术类中学里读书,无论文化成绩还是美术成绩都很好。

但小江说:“有的时候我觉得就算成为画师,妈妈也看不到。”

从小江的描述中我可以看到,她根本搞不清楚生和死的意义,她只是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而已。

我说,人类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作为一种生物的最基本的支撑,就是要繁衍后代,你是你妈妈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存活下来的唯一的一个遗传的信号。

小江差不多每个月来一次我的门诊,我们会进行这样的谈话。同时我给她开药,要求她坚持服药。大概五六个月以后,小江再次来我的门诊,她主动说最近考试了,考得还挺好的,那天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刘海稍微剪短了一点。我告诉她,一切都很好,接下来还需要减肥。

那次我问她,除了当画师,还有什么愿望。小江说她想离开家,自己生活。我说你要离开家自食其力,就要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必须先要有一份像样的毕业证,初中文凭肯定是不行的,必须具备一些资质。小江回答我说,她会去努力的。

我再问她,这个月你有没有出现过自残的情况,她给我看她的手臂,伤痕明显比之前要好一点,说明自残的次数开始减少了。“我努力忍着,实在屏不牢(忍不住)的时候我才会割一刀。”

这一次就诊,小江给我写了一封信,上面写:“曾经我反驳了所有人的安慰,你却说动了我。我似乎看到了那么一丝的光。”她还送了我三本书。

作为医生,能够安安静静地对待一个病人,对于我来说也是很幸福的感觉,像对小江的治疗,效果很好,我自己也很有收获。只是我们平常门诊量太大了,没有办法给每位病人足够的时间。

小江的这个故事也让我看到了我们中国人生死教育的缺失。我们希望让孩子们从小就知道,生命是可贵的,当我们拥有生命的时候,我们应该尽自己所能活得“舒服”,努力去拓展生命的宽度,延长生命的长度。同样,死亡也是需要得到尊重的。

我们平常就要接触死亡这个概念,这样真的当死亡来临的时候,我们也能无惧、安静地去接受死亡。

每个人都有生的喜悦和死的恐惧,面对这些“喜悦”和“恐惧”的时候,我们应该学着去接纳它们。生命的长河是一个又一个色彩的延续。每一个个体,不论是已经离开的,还是现在或未来的,都有自己的位置,并构成了整条轨道的缤纷。

一个成功人士,为何“生不如死”

患者D先生从外地到上海来创业,事业发展得很好,刚结婚不久,在别人眼中,一定是春风得意。

可是只有他自己知道,从半年前开始,他就生病了。最开始是加班比较劳累的时候,他会感到有点心慌,但是没当回事就过去了。

某一天,D先生在网上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一个年轻人猝死。他开始担心自己会不会猝死。这个念头跳出来之后,D先生也曾自我开解,他想,他每年做两次体检,报告显示自己很健康。

但这种开解并没有持续太久,自从“猝死”的念头进入他的脑子后,他就特别害怕想到“死亡”这个词语,他每次想到这个词语的时候,马上就要说“呸呸呸”或者“长命百岁”来抵消这个不吉利的念头。

D先生自己意识到了自己的异常,于是他又上网查资料,看到了一个叫“惊恐障碍”的词语,他看完之后也觉得自己不是这么回事,但是脑子就不断出现“惊恐障碍”,挥之不去。

随着这些对他而言非常可怕的词语频繁地出现在脑海中,D先生从念一句“长命百岁”,发展到要用动作来抵消——比如说他摸摸胸口,表示我这心脏没问题。

类似的动作越来越多,他无法控制,但又害怕别人会发现自己的反常。这些想法导致他一出门就开始紧张。

事业上,D先生要维持着正常的工作,但这个时候他必须付出更大的力气,才能保持“正常”。这样的日子被D先生形容为“生不如死”。他说,他每天在办公室里要花差不多一半的时间来对抗那些念头。

后来他担心的东西内容越来越多,但整体都和健康有关。比如他偶然听说一个年轻人患胰腺癌时间不长就去世了,他开始担心自己也得胰腺癌。理智告诉他这不可能,但他还是忍不住到医院做了检查,体检报告反映身体好好的。

最终,D先生实在受不了,终于迈出了来看精神科门诊的一步。

他来的时候已经病了半年了,他给我看过去的照片,人已经比过去消瘦很多。

我给他配合药物做了心理治疗,治疗半年后有了明显的好转。

事实上D先生的这种症状属于强迫症,临床上很常见,老百姓一般也觉得这种表现似乎有问题,但不知道这是一种心理疾病,更不知道是强迫症,因为很多人对强迫症的认识可能局限于反复关门、反复洗手等更常见的表现。

现在很多人会拿“强迫症”这个词开玩笑,真实的强迫症是很痛苦的。9

成以上的强迫症患者自己知道自己不正常,身上出现的这些强迫行为或者强迫思维,他本人知道是没必要的,也不应该的,但是控制不住。

强迫症属于精神障碍,相对于精神分裂症等疾病来说是一种轻度的精神障碍,我们更愿意把它称为心理障碍。

强迫症的出现有性格基础和环境因素。

比如D先生,他告诉我他的公司这几年成长速度很快,大老板对他非常认可,但是又给他很高的期望,他感到压力很大。

听到别人猝死,是一个激发事件。在压力情况下又有这样一个激发事件,让他产生恐惧感,这恐惧感逐渐变成一种惯性思维。实际上,是他应对恐惧的方式错了——他想要掌控,但又超出他的掌控范围,这让他陷入了恐慌。

信息爆炸的时代,每天都面临大量的信息轰炸,每个人无论主动还是被动接受,或者接受这些信息以后的反应、理解信息的角度都不一样,有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因此受到负面影响。

性格基础也很重要——从专业的角度去看,D先生从小做事就非常认真仔细,从小是学霸,在别人眼中是一帆风顺。但他却说,他一点都不想当学霸,做学霸或者努力学习就是为了让父母开心。他的父母是高级知识分子,虽然嘴上说对他没有太高的要求,其实对他有很高的期望。

父母给孩子的压力是无形的,父母老觉得我也没要求他什么,其实你没要求就已经要求了。

讲到这里可能会有人问怎么预防这些心理疾病。除了孤独症、精神分裂症等生物性因素更明显的疾病以外,平时及时地疏泄自己的压力和负性情绪,保持健康的生活规律和行为习惯,可以在很多程度上对心理疾病进行预防。

当学霸的孩子,身背两座大山

讲到父母给孩子带来的压力,我还记得一个大学生患者。

这个男孩子正在名校读书,本来成绩非常好,但家长陪他来看病时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抑郁症状,有自残,也有过自杀的行为。

我问他,爸爸妈妈对你是不是有很高的要求?大学生摇摇头说父母也没什么要求。我再问父母,父母也说没要求他什么,爱怎么学就怎么学。

我接着问父母二人是做什么工作的,他们都是名校毕业,高级知识分子,做着非常受人尊重的工作。

我听了父母的介绍,对男孩子说:你这身上背着两座大山呢。说完这句话,他先是吃惊地看着我,然后拼命点头。我接着说,是不是感觉无论怎样努力也超越不了爸爸妈妈?说到这里,男孩子哭了起来。

这个时候,我请大学生的父母暂时离开诊室,我单独和他聊聊。而这次谈话,他终于坦诚了自己心里的压力。

这样的孩子我在门诊见得蛮多的,其中不少留学生。

父母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理智上他们不会故意给孩子压力,但客观上,这些家庭里父母和孩子的情感交流比较少,如果说有交流就是问成绩怎么样,一听成绩很好就不再关心孩子其他方面的需求。比如孩子心里有没有委屈的时候?这些他们不太关注。

而且有些父母虽然没有明确给孩子要求,但生活中表现出过度的自信,孩子是能感受到的。比如说孩子有进步的时候,父母是不是真的让孩子感受你对他的认可?还是说你传递的信息是:我小时候也这么好,这没什么不得了的。孩子是非常敏感的,其实父母的语言,或者一个细微的动作,可能就把孩子的努力全都抹杀掉了。

就算父母亲没有给孩子太大的压力,周围人的评价对于这种家庭的孩子也是压力。周围的人会说,你父母是清华北大毕业的,所以你也应该优秀。

我们很多家庭中,孩子的物质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情感需求却极大缺失,孩子失去了快乐的感觉,怎么会不生病呢?

孩子的需求要适度满足,一定不是全都满足。另外更重要的是情感满足,而不是物质满足。过度的物质满足而缺少情感的话,还不如物质不满足。

对家长来说,要多做少说,多听少说。语言的沟通,肢体的接触都有助于孩子的心理健康。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会说做父母太难了,是的,做父母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是在摸索着学会做父母。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精神科医生:有人出轨被妻子发现后 买通多人说她有精神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