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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人栏里的记者蔡玉玲:每个人都可能被推上这个位置

犯人栏里的记者蔡玉玲:每个人都可能被推上这个位置

因查册成为被告的《铿锵集》编导蔡玉玲。摄:陈焯煇/端传媒

香港电台《铿锵集》编导蔡玉玲今天再一次走上被告席。4月22日下午,香港法院裁定她两项虚假陈述罪名成立,指出蔡玉玲申请车辆资料用作采访及报道,并非与“其他交通及运输事宜”有关的用途,属虚假陈述。

 

主任裁判官指出,“被告人是否本着良好的动机索取资料并非重要……即使运输署提供的三个选项均不适用,申请人也不能够作出虚假陈述。”裁判官指出,被告查资料是为了采访报导公众关注之事,同时没有证据显示车主受到实际影响,但强调此后被告应该“以正确方式获取资料”,最终处以罚款6000港元。

在香港,查册是记者和不同专业人士常使用的、查阅公开资料的方式。至今,蔡玉玲是第一名因查车牌资料而被政府控告并罪成的记者。今日裁决一出,社会一片哗然,
蔡玉玲罪成,这意味着香港记者此后查册很大可能违法,调查报导难以进行,传媒的调查权和公众知情权将受到伤害。

判决一出,蔡玉玲以纸巾拭泪,公众席上的退休新闻工作者和市民不断传出“吓?”的诧异声音。庭审完结之际,蔡玉玲与律师团队拥抱后步出法庭,众记者及旁听人士在庭外拍手向她致意,人们高喊“采访无罪”、“查册无罪”,她沿路泪流不止。

庭后,蔡玉玲对记者说:“今天法院可以判决我刑责,但我不认为自己有罪,我亦觉得做调查新闻无罪、查册无罪、捍卫新闻自由无罪。我认为我继续做新闻,会是我对今次判决最好的答案。”她补充:“这两年,我能够用铿锵集编导身分做7.21两个报导,是我的骄傲,我引以为傲。”

37岁的蔡玉玲是香港资深记者、编导。她自2007年加入香港电台(港台),制作视频报导为主,曾制作《香港故事》、《穷富翁大作战》等特写节目,2012年起担任《铿锵集》编导,也曾任港台工会主席。2012至2013年间,港台恢复招聘公务员时,蔡玉玲成功考上,后来转职至主力调查报导的新闻通讯社“传真社”。被捕时,蔡玉玲是自由身记者,也是港台的合约记者,以外判形式,为港台《铿锵集》制作报导。

入行14年后,记者从时局漩涡的旁观者,成为湍急水流中的主角。去年11月3日,她因制作《铿锵集:7.21谁主真相》专题,使用查册方式调查车牌车主,警方指她涉违《道路及交通条例》将其拘捕。她被控以两项虚假陈述罪,最高可处罚款5000港元和监禁6个月。3月24日,她就两项控罪,在庭上表示“不认罪”。

被捕后,蔡玉玲的港台职务被暂停,香港纷乱加剧,她所供职10年以上的港台,近来也迎来极大震荡。过去5个月,端传媒持续跟访,纪录一名记者被告后的经历和思考。

这半年间,别人都说蔡玉玲瘦下来了。她早睡早起,勤做运动,健康饮食。她在家中电脑前埋首调查线索,餐桌上放着一本汉娜.鄂兰旁听纳粹战犯审判后、写下的《平凡的邪恶:艾希曼耶路撒冷大审纪实》。目前身边再没有拍摄伙伴,她一个人去跑法庭新闻。“如常生活,”被控告后,她总是对自己说。

“我只是想做新闻,想做到最好”

蔡玉玲脸书上的背景图,是美国新闻博物馆的石碑相片,石碑上刻道:THE FREE PRESS IS A CORNERSTONE
OF DEMOCRACY(新闻自由是民主的基石)。

在好友眼中,她包包脸,亲和力十足,被暱称为“阿包”。做起新闻,她非常执着,在行家眼中是充满“记者魂”的人物。

等待自己案件开庭的数月中,蔡玉玲常常身穿黑色简便衫裤、一双白波鞋,背上印有Hongkonger的湖水绿背囊,旁听反修例运动的庭审。在庭外,每当有所动静,她便趋前探头,亮出手机拍摄。在庭内,47人案中的黄碧云获高等法院批准保释,她马上在Facebook发布即时消息。此后,她又转战旁听721元朗白衣人袭击事件的庭审。

她自小在元朗生活长大,当证人提到元朗的横街窄巷,她脑海马上就能浮现具体位置。出身基层家庭,父亲是建筑业三行工人、母亲是全职主妇。小时候,母亲会煮好大盘蜜瓜西米露入碗、待凉,蔡玉玲跟兄弟姊妹就要帮忙到超级市场买冰块倒进碗里,推车到粉岭地盘卖,8至10港元一碗,“很多地盘工人会糖水加蛋,可能很饿吧。”

蔡玉玲说,小时候对社会认识不多,也说不清自己为何想做记者。家里清贫,零用不多,她常到图书馆看武侠小说、推理小说。年纪稍长,便追看无线电视的新闻节目和港台的《铿锵集》。《铿锵集》是港台老牌的新闻纪录片电视节目,它启播于1978年,每星期以约30分钟,报导香港政治经济、社会福利、中国人权等各类重要议题,多年来获奖无数。

有一次看非牟利组织融乐会创办人王惠芬帮助少数族裔的故事,她在家中边看影片边哭。

“你会知道有群人在社会上是有需要的人,或是没有特权的人。做记者好像可以帮到他们,不知道为何有这样的感觉。”她说,约中五开始,自己萌生做记者的念头。后来她入读新闻系。

2005年,刚大学毕业的蔡玉玲入职无线电视做节目助理,做综艺节目,薪金很低,仅有7500港元。两年后,她加入港台,做特写节目为主,2012年左右开始做《铿锵集》。《铿锵集》不算主力做调查报导,蔡玉玲试过参与一两次调查,开始对调查新闻产生兴趣。

2016年,香港的调查性新闻通讯社“传真社”开始运作。当时的蔡玉玲正身兼工会事务,对香港新闻前景走下坡有很深感受,她一直在想,未来要走怎样的职业方向。“30多岁,难道我要继续做十几年公务员?我觉得还有很多事情未识,不如跳出舒适圈学习吧。”那年,她辞别港台公务员的铁饭碗,跳入传真社学习做调查报导。

至今,蔡玉玲制作的专题涵盖不同题材,包括政治选举、社会运动及六四周年,也有越南难民等故事。她历年获奖无数,奖项堆在家中高处。

坐在家中,蔡玉玲向记者回想自己被捕当天,“4、5个警察就站在你们坐的位置附近。”11月3日,她被捕后独自在监狱内的女仓等候时,观察着羁押仓的细节:隔壁仓的男人因何事被捕、谁人是非法入境者、毛毯是怎么样的。

“以前我做新闻工作只是聆听受访者说被捕经历,但始终不会说得很仔细,也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的事,”她说,“那一次,我突然变成亲历其境的人。”

获释后,蔡玉玲马上想着要怎样对外向媒体、向公众交代情况。她不希望外界觉得被捕的记者表现虚怯。朋友爱叫她作“理性包”、“逻辑包”,她形容自己被捕当下是“出奇地冷静”。

事发后一星期,她的母亲几乎每晚都打给她。妈妈是泰籍人,早些日子,曾提及不如这件事完了,搬到泰国居住。“妈妈的关心不易察觉(subtle),不懂得说很动人的话,”蔡玉玲说,“如果整件事中我对一个人有亏欠,那一定是她。”至于目前在安老院居住的爸爸,她不时带大蕉和砂糖桔去探望,但从没告诉他自己被捕的事情,“他不知道是一种幸福。”

获释当晚,许多非值班的记者特意去等蔡玉玲。有些人不顾镜头与她拥抱,有人没有上前,只是静静站一旁。蔡玉玲想,“身处其中的人不一定是最痛苦,反而在旁边爱莫能助的人,他们反而有些情绪是无处释放的。”


我想他们也愧疚。对他们来说,是大家一起做的报导,但有事时为何由我一人承担?”在这动辄得咎的高压时势,她说,“与我前行不是想像中容易,不如其他人所想般廉价。”

那晚,认识多年的港台前署理副广播处长陈敏娟上前拍了拍她的肩膀,说道:“你是优秀的记者。”蔡玉玲的泪水当场炸开,“用优秀形容我是过誉的;我也有不优秀的时候。或许她的话是一种认同及肯定,令你知道这件事上我只是想做新闻,想做到最好,我是没有错的。”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犯人栏里的记者蔡玉玲:每个人都可能被推上这个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