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末，中国东北出现了一场致命的瘟疫，它蔓延到了大城市哈尔滨。数万人咳血，皮肤发青，变成紫色。最后他们都死了。
这次疫情让清政府陷入混乱，他们不知道是什么疾病导致了这些人的死亡，更不用说如何控制它了。所以他们请来了当时亚洲最为训练有素的医生之一伍连德医生。进行尸检之后，伍连德发现了鼠疫杆菌，它与在西方引发黑死病的细菌类似。他认为满洲的瘟疫是一种呼吸系统疾病，并敦促所有人戴上口罩，尤其是医护人员和执法人员。
中国当局听取了他的呼吁，除了戴口罩，还在巡警监督下实施了严格的封锁。伍连德被召来四个月之后，瘟疫结束了。虽然在西方国家经常被忽视，但在世界历史上，伍连德被公认为公共卫生的先驱，他帮助改变了一种由飞沫传播的呼吸道疾病的进程，在20世纪初，这场疾病可能摧毁中国，并且可能传播到中国之外。
那个时代的中国人遵循了这些策略，但在新冠大流行期间，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很难让人们听从他们的建议。中国也在早期遭遇了挑战，但该国从以往病毒暴发中获得的系统性记忆帮助扭转了局面。随着许多美国人放弃口罩，在那些感染风险仍然很高的地区推动正常化，并对接种疫苗犹豫不决，一些公共卫生专家开始关注伍连德的成功，不仅是为了应对新冠，也为应对未来的疫情寻求经验。
但一些研究伍连德的学者认为，人们从他的遗产中得出了错误的教训：一个人无法拯救一个国家。“我们不能总是等待历史人物的出现，”巴尔的摩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医学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亚历山大·怀特(Alexandre
White)说。相反，他和其他专家表示，像美国这样的国家需要考虑其不公平的、令人担忧的公共卫生系统，这样才能更好地应对健康威胁。
伍连德于1879年3月10日出生在马来西亚半岛外的槟榔屿，是中国移民的后代，名字原本写作Ngoh Lean
Tuck，后来改为Wu Lien-Teh，有时写作Wu Liande。
17岁时，伍连德获得奖学金，前往英国伊曼纽尔学院(Emmanuel College)学习，并留在伦敦圣玛丽医院(St Mary
‘s Hospital)学习医学。作为培训的一部分，他曾在利物浦热带医学院(Liverpool School of Tropical
Medicine)和巴黎的巴斯德研究所(Pasteur Institute)学习传染病。
他于1903年返回马来西亚时，是最早从西方毕业成为医生的华裔之一。
1908年5月，伍连德和妻子前往中国，被任命为北京附近的帝国陆军军医学堂的副监督，因此，当满洲的人们死于一种未知疾病时，他可以对此进行调查。
伍连德进入了一个像他这种专家供不应求的地方。当时，中国正处于政治动荡之中：俄国和日本都在争夺满洲的控制权，双方都把这场瘟疫视为推进自己目标的机会。当时的西方国家普遍认为中国是“东亚病夫”，一个疾病缠身、鸦片成瘾、政府无能的国家。
研究中国的历史学家说，政府接受并且认同这个标签。但当伍连德上任后，他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成了变革的催化剂。
伍连德经常被誉为“口罩背后的人”，是他发明了用口罩防止呼吸道疾病传播的方法。同样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工作的医学历史学家玛尔塔·汉森(Marta
Hanson)说，这种说法大部分是他在自传中自称的。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口罩，在伍连德抵达哈尔滨之前，一些中国人已经戴上了日式防毒面具。
事实是，伍连德向中国公众介绍并鼓励了一种诞生于西方的观念。他设计的口罩是根据维多利亚时代的呼吸器设计的：用棉布和纱布做填充层，再用绳子把口罩固定在头上。这种口罩很便宜，而且容易制造。
除了口罩，官员们还实施了严格的卫生警戒，这是一种至少可以追溯到19世纪的方法，当时法国官员试图控制黄热病的传播。旅行受到限制，政府官员奉命射杀任何试图逃跑的人，警察挨家挨户寻找死于瘟疫的人。与其中一些做法类似，中国在去年抗击新冠期间严格限制了武汉周边地区的交通，人们离家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许可。
鼠疫在中国得到控制后的那个春天，伍连德主持了国际鼠疫大会。防毒面具和口罩是当时讨论的焦点，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它们可以有效预防鼠疫。
在西班牙流感大流行期间，口罩在美国和其他地方成为政治热点，但在中国，使用口罩的观念依然存在。1928年国民党上台后，纱布口罩成为国民党政治议程中的一个重要工具。公共卫生官员建议所有公民在脑膜炎或霍乱暴发期间，在公共场所佩戴纱布口罩。
汉森说，到那时，口罩已成为卫生现代化的象征，为当今中国对戴口罩的较高接纳度做出了贡献。在21世纪初期，SARS大流行再次提醒中国以及其他东亚国家的人们戴口罩和其他公共卫生干预的必要性。
1930年，伍连德被任命为新的国家卫生组织的负责人。但是在1937年日本人入侵中国东北以及他在上海的住所遭受炮击后，伍连德向他的故乡马来西亚寻求庇护。他在那里做家庭医生，直到职业生涯结束，于1960年去世，享年80岁。
至于伍连德为何能成功说服中国当局控制鼠疫，医学史学家和公共卫生专家有几种解释。
医学史学家说，一个对伍连德有利的因素是，他使口罩变得价格合理且易于获得。在香港的新冠病毒大流行中，人们使用了类似的方法，为每个居民提供了一个免费的可重复使用的口罩，并在公共场所设置贩卖机分发口罩。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怀特说，在大流行期间提供了重要支持以帮助公民遵守公共卫生法规的国家，其表现要好于将相同的措施留给公民自己负责的国家。
科罗拉多州健康基金会(Colorado Health Foundation)政策倡导高级主任凯尔·莱格里特(Kyle
Legleiter)说，越是价格合理且易于获得的公共卫生措施越有可能被人们采用。
外交关系委员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黄严忠说，伍连德在中国取得成功的另一个因素可能是他被视为权威人士，受到居民和官员的尊重。
黄严忠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拜登总统在新冠问题上的首席医学顾问安瑟尼·福奇(Anthony
Fauci)博士和伍连德在中国担任的角色相似。他自1980年代以来一直是公共卫生领域的著名人物。但是，由于美国人在政治身份和信仰上更加两极分化，所以他说的话并不总是被人接纳。
莱格里特还说，只有当公众认同或信任该权威人物时，公共卫生信息才会渗透到人们中间。
莱格里特说：“一个人代表了更广泛的机构或体系发言，他变成了他们的替身。”例如，那些倾向于保守派的人可能会将福奇和其他科学家归为“精英阶层”。如此一来，他们更有可能对这类权威人士所倡导的公共卫生政策不屑一顾，而遵从他们最认同的人的主张。
还有人则说，公共卫生从本质上与促进公共卫生的国家的合法性有关。汉森说，在20世纪初，中国陷入了困境。伍连德帮助中国摆脱了动荡时期，公共卫生措施的实施使该国更具合法性。
同样，当前的大流行暴露了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弱点，因此一些专家认为这可以成为变革的催化剂。
怀特说：“自19世纪中叶以来，西方人普遍将其控制传染病的能力视为其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的文明优势的标志。”那时，中国被视为世界的病人，但现在，中国的一些评论人士试图把这个标签贴在美国身上。
范德堡大学的医学史学家露丝·罗加斯基(Ruth
Rogaski)专门研究清朝和近代中国，她认为新冠病毒危机同样提供了反思的机会，这可能非常具有启发性。
“流行病可以被视作拐点，”罗加斯基说。“这是重新思考、改造甚至改革卫生方法的机会。”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一百多年前，他用口罩帮助中国控制住一场瘟疫
了解 即时新闻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