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真的是袁隆平吗?

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是什么?

就中国社会的案例,在这样特殊的日子里,大多数人的答案肯定是袁隆平。

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真的是袁隆平吗?

袁隆平院士当然了不起。

他所研究育种的杂交水稻,将亩产从300公斤提到到900公斤,实现了科学育种上的突破,为人们所赞誉。

袁隆平院士最突出的科研贡献,更早可以体现在1966年他所发表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论文。他在文中指出:

「要想利用水稻的杂种优势,首先必须解决大量生产杂种的制种技术, 从晚近作物杂种优势育种的研究趋势和实际成果来看,
解决这个问题的有效途径, 首推利用雄性不孕性。」

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真的是袁隆平吗?

◆ 袁隆平院士1966年发表于中文版《科学通报》上的《水稻的雄性不孕性》。

雄性不孕性指明了三系水稻杂交的可行性,为后来育种杂交水稻做出了科学贡献。

技术诚然是解决粮食问题的重要手段。

但是,真正让中国人开始吃饱肚子的,不仅是技术,更重要的是制度的改变。

还记得1978年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吗?

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农民冒死签下「生死状」,以家庭(农户)为单位,承包村里的田地。

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真的是袁隆平吗?

◆1978年,小岗村农民签下的生死状与按下的手印。图片来源:China Daily

按照规定,他们上缴一定比例的税给国家和集体,剩余的生产所得归自己所有。

结果呢?

第二年,也就是1979年,小岗村获得粮食大丰收。全村的粮食产量达到7万公斤,是过去五年的总和;人均收入更是从22元上升到400元,一年之间,涨了近20倍。

这个故事,中国人耳熟能详,但道理,未必人人都能体会。

农民还是同一批农民,只是因为农民的权利发生了改变,产出结果就发生了天壤之别。

提高粮食产量的因素,固然有技术在起作用,但更重要的是制度,尤其是能激励个人的私人产权的制度。

原因很简单。

人是主动资产,而且人天生有惰性。

如果一种制度安排,使得人干多干少一个样时,人这种主动资产就会趋于关闭主动能力,偷懒、搭便车行为,随之而来。

小岗村农民的实践,便证明了这个道理。

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真的是袁隆平吗?

◆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产量的影响。图片来源:《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国家统计局陕西调查总队课题组,2015年

上表为国家统计局2015年发布的《农村土地制度变迁对粮食生产影响的实证分析》调查,可见,不同产权制度安排下,对粮食产量有不同的影响。

在人民公社化时期,人民公社化制度对粮食的产量影响为负。

这是因为,这个时期的土地所有权归集体所有,农民按照生产队的安排进行集体劳动,生产所得也归生产队所有。

而劳动成果,则实行平均主义,统一分配。

在土地所有权和生产所得都不归农民所有的情况下,农民自然失去了生产积极性——反正干多干少都一样,不如随波逐流,吃大锅饭。

当大锅饭吃久了,没有人愿意生产时,所有人都会吃不饱饭。

相反,当小岗村包产到户后,农民能获得部分生产所得,产权安排对粮食产量便有立竿见影的影响。

尊重个体的私人产权,让人能保有劳动成果的全部或哪怕只是一部分,人的生产积极性也会大大提高。

这就是人类社会财富的最基本的奥秘。

经济学家巴泽尔(Yoram Barzel)在1977所写的经典论文《奴隶制的经济分析》( An Economic
Analysis of Slavery)的注释中,曾提到一个聪明的奴隶主与聪明的奴隶的故事。

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真的是袁隆平吗?

◆美国经济学家约拉姆·巴泽尔(Yoram
Barzel)。关于产权问题的讨论,可以阅读他所著的《产权的经济分析》一书。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在西印度群岛,一位奴隶主认为,他那聪明的奴隶理应每年挣150美元,但他实际上却只挣了18美元,而奴隶主却需要为这位奴隶花费45美元的医疗费用。

的确,奴隶挣了钱又没有地方花,那他为啥要多干活呢?

为了提高奴隶的生产积极性,奴隶主便告诉奴隶,只要他每年挣到400美元(远比150美元要高),超出的部分就归奴隶所有。只要攒到足够的钱,奴隶主就会让奴隶自己赎身,还他自由,让他到费城和兄弟团聚。

结果,这个聪明的奴隶在烟草公司完成超额工作,最终攒到足够的钱,为自己赎身。

由此可见,只要改变产权的安排,结果立马就大不一样。

也因如此,当人们能为自己劳动并享受成果时,人类社会便不会有饥荒。

因为,只要某个地方出现粮食短缺,商人出于牟利,积极性就会马上调动起来,在粮食丰裕的地方低价购买,转运到粮食短缺的地方,以相对更高的价格售卖,在赚取利益的同时,解决地方的粮食需求。

而且,就算由于商人高价出售,短期内仍有部分人买不起粮食。但是在利润的驱使下,会有更多的商人转运粮食到需求旺盛的地方。当这样的商人越来越多,粮食供给也越来越多,粮食价格就会降下来。

在市场的自由运作与财富的激励之下,饥荒问题就会自发被抹平。

如今,我们正处在一个高速城市化的时代。城市聚集了大量人口,一日三餐,能享受到花样美食,都得利于那些觉察到市场短缺机会的商人,他们闻风而至,从别处将食物运送过来。

即便在一个社会,人口增长太快,导致粮食供给跟不上,但在自由市场与私有产权之下,商人便有动力会开发短期替代产品,并且同时投资能带来更快粮食增长的技术。

在一段时间之内,商人会再度让粮食供给跟上粮食需求。

这些商人,并不是在做慈善,但他们为什么会对市场短缺这么敏锐?会及时跟上人们的需求?

因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财富干活。

所以,只要有私有产权+自由市场,人类社会就几乎不可能闹饥荒。

工业革命之后,通常而言,一个国家会闹饥荒,不是因为技术出了问题,而是产权制度以及市场出问题了。

技术能帮助粮食增产,但并不意味着饥荒必然减少。

因为人类历史上,许多大饥荒发生在粮食丰收时期。

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贫困与饥荒》中,深刻地分析了丰裕时的饥荒这个难题。

森出生于独立前的印度孟加拉。他在9岁那年,也就是1943年,经历了孟加拉大饥荒,当时有200万-300万人死于这次大饥荒。

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真的是袁隆平吗?

◆1943年,加尔各答街头饱受饥荒之苦的家庭。图片来源:Wikipedia

一般的观点认为,孟加拉大饥荒是因为粮食短缺造成。

但在《贫困与饥荒》中,森却指出,这次大饥荒并不是粮食短缺造成的。

孟加拉在饥荒发生时,粮食产量并不像人们认为的那样,远远低于往年平均水平。尽管1943年孟加拉的粮食供给比前五年平均低5%,但却比1941年要高13%。

可是,粮食供给更少的1941年并没有发生饥荒!

为什么收成更好些的1943年却发生了大饥荒?

导致饥荒的,并非天灾,而是人祸。

森在书中指出,真正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1)战争期间印刷钞票导致通货膨胀;

(2)预期歉收引发投机性囤积行为;

(3)政府管理混乱,尤其是错误的粮食征购计划,加剧了(2)中的囤积行为;

(4)孟加拉在1942年全面禁止自由贸易;

(5)收入和购买力之间存在不对等的膨胀关系。在政府安排下得到补贴的人抵抗住了粮食价格上涨的压力,而那些在政府计划外的人,则只能忍受。

(6)农村饥荒导致城市对「奢侈品」需求降低,使得从事其他职业的劳动力事业,陷入饥荒;

(7)孟加拉处于价格体系调整的转折期,1942年后,工资上涨滞后于粮食价格。

按照森的观点,孟加拉大饥荒并不是因为粮食供给量发生显著变化,而是因为当时的制度安排无法满足人的需求。

在孟加拉大饥荒中,不论是政府印刷货币、实行粮食征购计划、不对等的补贴,还是禁止自由贸易,都压制了个人的交换权利,使人无法自由交换。

所谓权利,是指在法律规则之下,一个人能够通过交易、生产或者两相结合的方式,将自己所拥有的商品转换成另一种商品。

换句话说,孟加拉大饥荒,是由于人的交换权利恶化造成的。

正如森在书的开篇所总结的那样:

「一个人避免饥饿的能力依赖于他的所有权,以及他所面对的交换权利映射。一般来说,食物供给的减少,会通过食物价格上涨,对一个人的交换权利造成不利的影响,并使他面临饥饿的威胁。所以,即使饥饿是由食物短缺引起的,饥饿的直接原因也是个人交换权利下降。」

这个权利,本质上就是私有产权。

在个体私有产权受到侵害的社会,饥荒总是不可避免地发生。

比如苏联(包括苏俄)的三次大饥荒。

第一次,1921-1922年大饥荒。

战时共产主义时期,农民被迫交出所有余粮和部分口粮。

对于农民来说,如果卖力干活,生产的粮食只会被征粮队征收,自己无法留下来,他们便不愿意多种粮食。

最后,在1921年,苏俄爆发大饥荒,甚至出现人吃人的人间惨剧。

据学者估计,这次饥荒造成的死亡人数,范围在100万人-500万人。

此后,苏联转向施行新经济政策,农业得以暂时复苏。

第二次,1932-1933年大饥荒。

苏联开始「一五计划」,强制农业集体化,以配合工业化的需求。

农民不仅要上缴生产工具和土地,还必须交出国家规定的粮食,否则以刑事罪论处。

苏联治下的农民,生产积极性再次遭到打击。

1932年,苏联发生了比前一次更加严重的大饥荒。由于苏联当局一直对此保密,严禁人们谈论大饥荒,具体死亡人数未知。按照估算,死亡人数从300万到800多万不等。

第三次,1946-1947年大饥荒。

二战结束后,苏联在战争中的伤亡导致劳动力急剧下降,而复员军人在战后无心参与生产,苏联又过度征收农民粮食,加上过度开发引发干旱等因素,使苏联遭遇粮食危机。

这次饥荒的死亡规模虽不及前两次,但饥荒下,再小的悲剧也是悲剧。

一旦缺乏自由市场,纵使农业技术再好,粮食再丰收,也有可能面临饥荒。

而那些至今上演着饥荒的国家中,索马里、叙利亚,包括此前的委内瑞拉危机(参见《委内瑞拉已成人间炼狱》)……都缺乏自由市场。

在这些国家,政治动荡、腐败横行,缺少民主制度对权力的制约,权力不仅无法在制度上保障产权和自由市场,反而恶化个人权利。

既然产权的破坏和不自由的市场是导致饥荒的直接原因,那人类应如何免于饥荒呢?

按照森的观点,政府在制度上可以做到两件事:

(1)保护私人产权,让个体能利用自己的禀赋获取收入;

(2)保护自由市场,让个体能进行自由交易;

有了自由市场,人类才能逐步消灭饥荒问题。

技术进步诚然重要,制度的力量也必不可少。

天钧丨今日时事新闻–人类社会真正免于饥荒的原因:真的是袁隆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