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了潘石屹其实没什么 中国挖不来人才糟糕

经济学者沈凌:
这些精英们或许情商不高性格孤僻，非常人所能理解，但是他们游走在那没有指路明灯的科技前沿，为后来者探索未知，又怎么可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够理解得了的呢？所以，吸引人才回流，需要营造一个宽松、温暖、舒适的环境，而不仅仅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科学管理法”https://t.co/nxDzHcRrz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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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ne 25, 2021

最近，大陆的老牌地产商潘石屹清空了在大陆的资产，带着钱跑了。于是不少人又开始叫”别让他跑了”。其实大可不必。因为有买就有卖，潘石屹的确是把那大楼卖了，但是买家是黑石，地地道道的外资。所以，从资本进出口平衡的角度看，并没有什么资本”跑了”。

从统计数据看，也的确如此。2020年以前，中国一直是吸引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拿不掉”发展中”这三个字，是因为美国比中国多得多。比如2019年，注入中国的外资总额为1400亿美元，而美国是达到2500亿美元。但是进入2020年，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没有任何一个经济体可以独善其身。这一年，全球外资下降42%，美国下降了差不多一半，仅为1300亿美元。相较而言，中国表现亮眼，全年吸引外资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升到163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吸引外资最多的经济体。

外资来了 技术能来吗？

其实，对中国而言，经济增长已经从早期的吸引外资补充国内资本的不足阶段，进入到了吸引外资”醉翁之意不在资，在于技术和管理”的阶段。前不久，美国推出了一个”无尽前沿计划”，除了要加大科技投入以外，还提出要阻断中国从中美科研技术的合作中获益。由此，不少本来是有利于中美双方，也有利于全世界的项目被重新审查和叫停，不少华裔美籍教授被刑事指控。科研铁幕似乎徐徐落下。这样就意味着，即便外资依然大量进入中国，中国最希望获得的技术，或许并不能成比例的进入中国。

技术外溢是全球化资本流动的必然。但是不同的技术等级，其外溢方式是不一样的。比较简单的技术，跟多地是随着资本自然而然地被资本流入国学会。比如很多的外资公司在中国设加工厂，那就必须要培训中国本土的员工。这些员工接受了外资的培训，身上的人力资本就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流动，在中国经济体内外溢，被整个经济体分享，提高平均的技术水平。但是更多的重要核心技术，外资并不会轻而易举地传授给中国员工。这就需要我们自己开发，所以套用一句耳熟能详的电影台词：”21世纪什么最重要？人才！”

为了顺利地从资本密集型转型升级到技术密集型，从依靠要素增长到依靠技术增长的经济转型，短期来讲，需要资本市场的大力支持；中期来讲，需要从发达国家吸引大量的高科技人才，长期来讲，需要能够自己培养这样的高科技人才。

美国依靠外来人才实现科技腾飞

二战前后，美国正是依靠了从德国为代表的欧洲大量吸引高科技人才，才迅速获得了科技制高点。有人统计，二战前后被德奥两国驱逐的大约一万多名文化精英中，至少有三分之二被美国接收。最著名的知识精英当属相对论的创立者爱因斯坦，另外还有”计算机之父”冯诺伊曼，”现代宇航之父”冯卡门，”原子弹之父”西拉德，”氢弹之父”特勒，物理学家玻尔、费米等等各领域的翘楚。美国本来就是一个文化包容性较强的自由竞争环境，当时又处于科学、教育和文化的上升期，有了这些世界一流精英的加盟，可谓如虎添翼，迅速地登上了全球科学和文化的制高点。到二战结束的1945年，德国的三项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在世者只剩14名，而美国已经有25名。难民知识精英把德国学术体系中最先进的方法论和最严谨的学风带到了美国，奠定了美国在全世界科学教育上的领先地位。吸纳欧洲知识难民的成功经验让美国尝到了甜头，从此美国形成了更加自觉的开放机制，面向全球的知识精英敞开大门。

在美国NSF的数据中我们可以了解到：现在美国大学每年毕业的五万多名博士中，有差不多三分之一是外国人，其中中国人最多，大约占了十分之一，即每年五千人左右。而这个数据在过去十年中，以每年大约200左右的速度增长。也就是说，每年能够成千规模地获得美国博士学位，基本上是本世纪的事情。累积下来，这个人群在七到八万人左右。可惜的是，美国NSF的调查还显示：这些从全球吸引到美国去的知识精英，八成左右愿意在毕业后留在美国。如果中国能够像美国在二战前后一样，大规模地吸引这些知识精英回国，是不是有利于中国的经济超越早日实现呢？

其实这并不是我的个人感受，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承受压力的高科技企业家，早就用行动表明了对人才的渴求。比如华为的任总就在演讲中一再强调：高科技不是砸钱就可以的，需要砸数学家、物理学家和化学家。这些走在世界科技无尽前沿的知识精英们，或许情商不高，性格孤僻，非常人所能理解，但是他们游走在那没有指路明灯的科技前沿，为后来者探索未知，又怎么可能是我们这些普通人能够理解得了的呢？所以，吸引人才回流，需要营造一个宽松、温暖、舒适的环境，而不仅仅是胡萝卜加大棒的”科学管理法”。

沈凌，德国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现执教于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商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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