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形势在2019年仍然紧张，除了中美贸易战外，伊朗问题同样备受关注。要解决有关问题，最坏的情况固然是以武力解决，但相信没人想走到这一步。因此透过经济制裁方式强迫对方就范或重回谈判桌的手段就成为最有力的途径。
以伊朗问题为例，美国向德黑兰实施经济制裁，又警告香港应禁止一艘载有伊朗石油的运油轮Pacific
Bravo停靠，否则可能面临制裁。无论该艘船最终会否经过香港水域，港府官员指一直履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制裁决议，因此美国单方面的制裁并不属履行范围。
到底美国和联合国之间的制裁有何分别？
制裁：外交和战争之间的另类选择
刚才提到，经济制裁是迫使对方重回谈判桌的手段，除此之外，像联合国、欧盟等国际组织通常会以经济制裁惩罚、阻止一些威胁或侵犯国际行为准则的情况。另外亦用于实现不同外交政策如反恐、禁毒、阻止核武扩散、推行民主和人权、解决领土纠纷及网络安全等。
外界普遍认为经济制裁属低成本和风险，是介乎外交和战争之间的行动手段，例如伊拉克在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联合国安理会在事件后四日制定对萨达姆（Saddam
Hussein）政权的经济制裁，直到数个月后才正式授权出兵。
安理会的合作并非一帆风顺
联合国由提出到正式实施制裁，需要经过连串步骤，包括需要获安理会十五个成员国的大多数支持，并在五大常任理事国：美、中、俄、英、法没运用否决权的情况下，制裁才可通过。制裁措施通常是冻结资产、禁止出境及限制进口军火等。而联合国所有成员国都需要履行有关制裁令。
联合国在1990年前，只曾向现称津巴布韦的南罗德西亚（Southern
Rhodesia）及南非实施经济制裁，但在冷战结束后，制裁次数却超过20次，主要都是用于索马里、利比里亚、南斯拉夫等发生国家冲突的地区。不过即使安理会多次通过制裁决议，成员国之间的利益分歧亦影响制裁能否实施，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中国和俄罗斯就多次反对制裁巴沙尔（Bashar
al-Assad）政权。
特朗普政府制裁成瘾？
华府的制裁方式与安理会大同小异，但执行方式相对简单，通常是由总统以应对”不寻常的外国威胁”为由，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签署行政命令实施为期一年的经济制裁。总统可以选择延长有关命令，或与国会达成协议提早结束禁令。
美国以经济方式向特定目标制裁的次数，远比其他国家为多，而且在特朗普（Donald
Trump）上台后的情况就更加明显。美国吉布森律师事务所（Gibson
Dunn）的分析发现，特朗普政府在2017年曾制裁近千名人士或机构，比起奥巴马（Barack
Obama）最后一年担任总统时期的数目增加近三成。
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CFR）指，国会在1976年通过限制行政命令期限后，之后白宫宣布的超过50项紧急状态令中，大部分至今仍然继续生效，包括由卡特（Jimmy
Carter）在1979年提出针对伊朗的行政命令。
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Mevlut
Cavusoglu）认为美国对伊朗的制裁片面，无助稳定区域局势，而且会伤害伊朗人民。（视觉中国）
专家：应用得其所
除了传统的制裁方式外，美国在2014年推出”行业制裁认定名单”（Sectoral Sanctions Identification
List，SSI
List），针对目标企业的特定金融交易。以美国制裁俄罗斯为例，这种手段可以避免传统制裁为美国和欧洲带来的附带成本。
不过美国前财长杰克卢（Jack
Lew）等专家警告，华府应该审慎运用单方面制裁，他指出美国需要与盟友协调，而且让议员可以周详地考虑制裁的成本和影响，减低外界认为白宫动辄制裁的负面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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