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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习让中国人读些什么?

习时代下,党让中国人读些什麽?

建党100週年之际,中国共产党历史博物馆播放著习近平的影片。(摄影/AFP/NOEL CELIS)

中国很多学校的牆面上,都会贴著前苏联作家高尔基(Maxim
Gorky)的名言:「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但在这个「世界第一出版大国」裡,党规定著「阶梯」只可以通往哪个方向。

欧威尔(George
Orwell)名作《1984》中,主人公温斯顿供职的真理部,从事著在字典裡删除特定词语,反覆修改历史以使之符合现实政治需要的工作。这样的故事眼下正在中国真实发生。无论统一中小学生的教材,垄断意识形态和经典论述,还是限制人文社科书籍出版,避免各种噪音鱼龙混杂,「铁幕」前发生的这一切,都在「老大哥」习近平登台后,变本加厉进行著。

我和妈妈用积木搭了一个摩天轮 我们用旋转摩天轮的方法 测量每一个面的重量 重的会落在下面 轻的会留在上面 转的时候 摩天轮突然停了下来
然后又转回去 我知道 它停下来的时候 一定是在思考
到底哪个面比较重在上海一所小学念三年级的豆豆(化名),在作业裡写下了这样一首颇有灵气的诗。他的「80后」妈妈杜云(化名)看了儿子的作品,也是喜出望外,分享给了好几个密友,并得到了不少称讚。

但杜云也清楚地记得,自己上一次向朋友们分享与儿子有关的文字内容时,心情却是充满了愤怒。那是豆豆小一下学期的事情,他正在读语文课本裡一篇名叫〈吃水不忘挖井人〉的课文。

 

小学课本裡的个人崇拜与血腥

〈吃水不忘挖井人〉 瑞金城外有个村子叫沙洲坝,毛主席在江西领导革命的时候,在那裡住过。
村子裡没有水井,乡亲们吃水要到很远的地方去挑。毛主席就带领战士和乡亲们挖了一口井。
解放以后,乡亲们在井旁边立了一块石碑,上面刻著:「吃水不忘挖井人,时刻想念毛主席。」正文后注释说:本文根据〈我们伟大的祖国〉改写,原文刊载于1951年10月12日《人民日报》。

类似的愤怒,她之后还要经历很多次。随著儿子长大,这些类似于台湾学生当年在国文课本上看到「先总统蒋公小的时候看鱼逆流而上」的故事,不断地在中国中小学生的语文教科书中出现,像是二年级上的〈朱德的扁担〉、四年级上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四年级下的〈黄继光〉、六年级上的〈开国大典〉、〈狼牙山五壮士〉等。这些课文的共同点在于,以中共的领导人或官方定义的「英雄人物」为主角,字裡行间流露出对个人崇拜的暗示,不但内容的真实性无法考证,而且常与战争相关,内容残酷血腥。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课文都如〈吃水不忘挖井人〉这样,赤裸裸地对小学生进行「党化教育」。大部分课文尚属适合孩子阅读,但在节选和删改之中,也有眉角。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沙晶(化名),有次看到女儿的三年级语文课本中有一组名为〈昆虫备忘录〉的课文,并注明「本文作者汪曾祺,选作课文时有改动」。已故作家汪曾祺文笔细腻动人,其作品近年在中国颇受推崇。出于好奇,沙晶翻阅了原文,想看看「改动」在哪裡,竟然发现其中第二篇介绍瓢虫的〈花大姐〉中,作者原本写著:

⋯⋯瓢虫是做得最精緻的昆虫。 「做」的?谁做的? 上帝。
上帝?因为出现了「上帝」二字,由此以降的一大段,在选入教材时,都被删除了。

中共党章强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等「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因唯物主义、无神论的特性,在党国体制之下,不可能容许「上帝」被写进教科书。「对比一下竟然发现了这样的玄机,」沙晶说,「不过也因为这件事,让我有机会提醒孩子:光看教材是不够的,看书一定要看原文。」

「有时候,我忍不住会对豆豆说,不要迷信教科书,不要迷信老师。但又会担心他童言无忌,在学校公然讲这些话。也想过要不要教他区分场合,有些话只能在家说,不能在学校或者别的地方说,但这又是在教他两面三刀,对孩子也是一种伤害,」拥有中国某名校文学硕士学位的杜云说,作为「对抗」,自己只能鼓励儿子多阅读课外书籍,抱持好奇心和质疑精神,才能写出「摩天轮」这样有童趣的文字。

「难以想像,21世纪都已经20几年了,中国在很多方面看起来已经非常进步了,我们的孩子却在念著1951年党报《人民日报》上的文章──30年前,我们小时候都不会去读的老掉牙的课文。」

中国这一代生于红旗下的孩子,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历史、思想与法治(即政治)等课程,必须全国统一使用所谓「部编教材」。(摄影/AFP)

全中国统一教授部编教材,文史政意识形态高度集中

其实,至少从1990年代开始,中国就持续有调整语文教材内容、避免其沦为「政治课本」的声音,并形成了一定程度的公共讨论。因为这些呼吁,也推动了教材内容一定程度的改善,与国家领导人和「英雄人物」有关的课文逐步减少。「去政治化」的同时,语文教材也加强了文学性,增加适合学生阅读与提升中文能力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作品。

但这个在1990年末与2000年初的趋势,在进入「十三五」后,发生了极大的反转。2019年5月14日,中国教育部正式发出通知,要求从当年9月起,九年义务教育中的语文、历史、思想与法治(即政治)等课程,必须全国统一使用所谓「部编教材」。普通高中的三科统编教材已于2019年正式投入使用,目前覆盖20个省区市,2022年预计将实现所有省分「全覆盖」。

于方(化名)是一家省级「重点中学」的语文老师。说到这套自己和学生们使用了两年的部编教材,她脱口而出:「最大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高度集中,几乎每学期的第一课都是伟大领袖(毛泽东)的文章,包括〈沁园春・长沙〉等,有一种文革时期读『老三篇』和『红宝书』的感觉。」

此前的几十年时间裡,编写、选择教科书的权力至少下放到省,各省所用的教材均不尽相同,比如北京等地用「人民教育出版社版(人教版)」,江苏用「江苏教育出版社版(苏教版)」,上海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版(华师大版)」等。有些省分还有多套不同的教材,只要能够对接高考,学校甚至有自行决定使用何种教材的权力。现在这套全国统一后的语文教材,虽然仍是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但于方将之称为「更变态的人教版」,对比编者名单,也和以前的「人教版」有所不同。

「相比意识形态,我觉得语文课文最重要的是文学性、思想性,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的文章有些写得也很好,未必不可以作为课文。至于意识形态任何文章都难免会有,哪怕你读韩愈的文章,也可以说有某种意识形态。但选择语文课本的标准仅仅是『政治正确』的结果是,大部分课文文学性不佳,逻辑性不强,缺乏思想深度,也不能帮同学拓展视野。」于方供职的学校,入校的标准约为所在地区中考前1%的学生,为了课程内容适合整体水平较高的学生,老师必须在课堂上增加补充阅读的内容,「但即便是普通学校的高中生,也不应该念这种扫盲班程度的课文吧。」

「所以拿到这套教材之后,很多语文老师的第一反应是『骂』,然后想到的是到底该怎麽教?」于方上中学的年代,在她所供职的学校裡,语文课本选了李瑞环等国家领导人的文章,老师通常会觉得没有什麽可讲的,就直接跳过了,「但相比现在的教材课本那些作为政治人物的作者,李瑞环已经绝对算是开明派了,大概文笔也比他们好很多。」

同时也是文学博士候选人的于方表示:「以前这样的情况也有,但比较少。比如语文课本中选入了一篇课文〈春天的故事〉,是一首邓小平和改革开放的歌曲,歌词为『1979年,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一般老师会让学生把整篇文章读一遍,这一篇课文就算上过了。遭遇更多质量不尽人意的课文之后,很多老师只能把这样的办法发扬光大。」她解释,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避免被别人诟病:「这个老师上课怎麽都不讲政治?」

唯一让这些一线语文教师感到庆幸的是,「至少考试的时候,并不会考这些乱七八糟的课文──因为那些出考题的人,也不知道这样的课文裡面有什麽知识点可以考察。」

但相比于语文,与实际形势关係更紧密的历史、政治教材就没有这样「幸运」了。2017年12月审定、2018年2月第一次印刷的部编历史教材八年级下册,将原教材中〈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一章,改成了〈艰辛探索与建设成就〉。于方说,如果在历史高考中出现了相关的题目,学生的回答必须是「十年艰辛探索」,若写「文化大革命」或者「十年动乱」、「十年浩劫」,其结果注定只会被打上一个红色的大叉。

教科书外的世界:限缩图书总量、加强出版审查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每年出版的新书保持在20万种以上,稳居「世界第一出版大国」。面对浩如烟海的新书,中共当局当然也无能力逐一审查。事实上,早在1949年11月,《出版总署最近情况报告》中即指出:

「对于改进书刊素质并防止反动宣传问题:拟不採取事前检查制度,而採取事后审查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对书籍内容的出版管理基本是「事后审查」。但教科书是一个特例,因为承担著形塑青少年「三观」的重任,每一册都会特别受到审查
。2019年3月,中国开始实施「图书质量审查」。「这两三年来,这种质量审查的范围加大了,除了教材之外,社科类图书也成了重点关注的对象,会以大约10%的比例被抽取,进行质量审查,」在一家国营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的胡晓(化名)透露,审查非常严格,之前自己所在出版社的项目中,甚至遇到过索引页码标注错误,被挑出来的情况。按照中国原新闻出版总署2004年发布的《图书质量管理规定》,差错率高于万分之一,即为不合格。

因为有了这样的经验,也让胡晓不得不进行一些技术性处理,比如她近期处理关于空间的文化研究、社会分析的书籍,以往的惯例是申请社科类书号,现在她要求部属申报时全部改成科技类,以躲过极其费时费力的审查。「麻烦还只是一方面,如果审查被判定为不合格,真的会缩减下一年给我们的书号总量。」

去年6月,一篇名为〈再出重拳,严控出版品质,出书更难了!〉的网路文章流传甚广,上头写著:

「2020年,有关部门再度出手,严控出版品质⋯⋯如果被新闻总署抽查到不合格的图书,该出版社的书号供应量会递减15~30%。」胡晓表示,上述说法基本属实。事实上,中国政府对于出版进行控制的手段,除了加强审查之外,就是开始限缩总量。从2017年开始,中国全年出版的新版图书品种与印数,首次双双下降。之后几年,新书缩减情况一直持续。

这背后除了纸品价格上涨、部分印刷厂关停等影响,最主要的还是政策。2019年即有相关文章指出:

「从2017年起,国家对出版选题、出版品质等控制得特别严格,是20年来最严格的。内容敏感、问题複杂,尤其是属于国家重大题材的书稿,审稿週期长,出版难度大。」曾长期在国营出版社工作,现在一家民营图书出版公司担任主管的杨蓦(化名)透露:「比如一家有一定规模的出版社,原来每年的『额度』是200个书号,如果用完了还是可以再去申请。但现在规定变了,可能就只给你150个书号,用完了就没有了。这两年就开始出现这样的情况,10月左右出版社把书号用完了,还没出的书只能等第二年再去申请书号。」

不能使用的「极限词彙」,和「虚无」的问题书籍

中国对出版选题的控制近年愈趋严格,教科书、人文社科书籍市场哀鸿遍野,只有「红书」最安全。图为世界图书与版权日(4月23日),辽宁省一间设有「党建书店阅读区」的书店。(摄影/AFP)

「最近又有新的招数来折腾我们,」长期担任人文类书籍编辑的秦翰(化名)指出,2021年官方又以严格执行《广告法》为名,严查书籍封面和内容中「极限词」的使用,「不但『第一』、『首个』、『世界级』等不能随便使用,对于国家领导人、地图、民族宗教问题等,也都要求得更加严格。以往这方面的要求主要用在报纸的管理上,现在把对书籍的要求提升到了和媒体差不多的程度。」

「这其中也透露出很多信息,比如对港澳台、新疆、西藏、内蒙古相关的,都查得很严格,说明了政府关注的重点,」杨蓦感慨,「出版本来就已经不赚钱了,我真的觉得这样管下去,整个行业要完蛋了。」

与严控图书出版一体两面的,是愈来愈频繁地查禁「问题书籍」。

在中国统称为「禁书」的官方行为,其实包括了一系列程度相差极大的措施:最轻微的甚至并不下架,只是禁止再版;再严重一些的,可以禁止其在实体店和主要网路平台(包括京东、当当、中国图书网等)销售,但在淘宝和中国最主要的二手书网路交易平台──孔夫子网等地方,依然可以买到,只是价格已经涨到了数倍于定价的程度。最严重的,则不仅实体书店禁售,而且网路上几乎完全找不到该书讯息,彷彿不曾存在过;主管部门还会要求出版社将未售出的书籍从各通路全数召回、集中销毁。最最严重的情况下,出版了该「问题书籍」的出版社,会受到处罚,责任编辑和主管都可能被「处理」。

进入21世纪,中国最著名的禁书事件发生在2007年,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在一次会议上宣布,禁止发行章诒和《伶人往事》、胡发云《如焉@sars.come》等8本内容「越线」的书籍。此事被曝出后,曾引起了不小风波。被推上风口浪尖的邬书林连连否认「禁书」之事,主管部门也在很长一段时间裡低调行事。

如今看来,当时措施算是相当「温柔」。很长一段时间,章诒和的《往事并不如烟》、《伶人往事》仍能在书店甚至书展购买,网上价格也是平价,读书网站上的条目都完好无损。之后较长的时间裡,出版在相对自由的状态下进行,不时有「尺度」较大作品出现,因为并未被事后追责,出版社的胆子也渐渐大了。直到2016年出现又一次转捩点。

当年5月,广西检察院在其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以涉嫌受贿罪对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集团原董事长何林夏(正处级)决定逮捕,案件侦查工作正在进行中。」2年多后,何林夏被判刑10年。

此前数年,广西师大出版社推出了不少品质甚佳的书籍,社长何林夏、总编辑刘瑞琳让该出版社成为一个响亮的品牌。当时在该出版社任职的查勤(化名)透露,「出事」时间其实早在2015年11月,「因为出了两本书,一本是纪录片导演张赞波的《大路》,讲动迁造高速公路的事情,其中还涉及到了已经倒台的原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另一本是《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的遗著《历史学的境界》。高华是『名单』上的人,他的书是不可以出版的。」

「发生了这件事之后,广西师大的书都被严查。」刘瑞琳被撤职,何林夏被抓,这家风光一时的出版社也渐渐暗淡了下去。

同样是在2016年,大批与苏联、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相关的书籍被禁。一份网路名单显示,这一批疑似被禁的共20多本书,包括多本索尔仁尼琴(Aleksandr
Solzhenitsyn,台湾译为索忍尼辛)传记、古拉格群岛(指苏联时期的「劳改营」)相关书籍、曼德施塔姆夫人的两本回忆录,甚至连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白俄罗斯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台湾译为亚历塞维奇)的一些作品,也因传言被禁,售价一度涨到人民币三位数。其背景或可追溯到2013年,刚刚上台不久的习近平强调,必须深刻记取前苏联解体的历史教训,并唏嘘苏共「亡党亡国」时,偌大一个党「竟无一人是男儿」。

一位出版社编辑透露:「其中有几本是我们社出的,当时的要求不仅是下架,而且所有书都要回收、销毁。那两本书网上的售价已经炒得很高了,有朋友托我买,我本来也觉得没什麽问题,就答应了。结果竟然连员工都不许卖,只能全部捣成纸浆。」

更令人震惊的是,曾接连有网友在中国最权威的读书网站豆瓣发文称,自己因在网上买了《古拉格之恋》等书,招致员警上门,要求交出书籍,书的卖家更传被立案侦查。

随著中国共产党百年诞辰临近,习近平和中共再次高调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称:「一些人把历史当作『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诋毁党的领袖⋯⋯」反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渊源至少可以上溯到2013年,中共内部传达的言论管控政策「七不讲」,其中之一即「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错误不要讲」。

所有和中共官方口径的「四史」不同的历史研究、文学作品,都可能被扣上「虚无」的大帽子,而遭到封杀。疫情中被「小粉红」指责为「阴阳怪气」的武汉作家方方,根据「土地改革运动」真实故事创作的小说《软埋》,曾于2016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但如今,这本书的简体版在网路上根本搜寻不到。今年5月,豆瓣网站上不但删除了持解构「中华民族」观点的历史作者刘仲敬的全部作品,搜索他的名字甚至会出现一行字: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搜索结果未予显示。」

美国人文书书号难申请,引进台港作者要审「错误言论」、「查三代」

严苛管制之下,中国本土作者的创作也受到了影响,新书之中的佳作,大多来自境外作者。以豆瓣每年发布的读书榜单来看,2019年的十大「高分图书」中,作者为中国籍的只有2本,2020年则仅1本。更显讽刺的是,2018年,该网站评出的最佳中国文学作品出自两位台湾作家──龙应台的《天长地久》(非小说类)和林奕含的《房思琪的初恋乐园》(小说类)。

但对出版社来说,引进版权也存在著不小的风险。2018年中美贸易战开打以来,两国在各领域针锋相对,2019年年中,一些出版社陆续接到上级的最新指示:美国籍作者的书要延迟出版。按近年新闻出版系统惯例,新规口头传达,没有白纸黑字。

由此引发业内一系列效应,像有些编辑以往主做美国书的版权引进,一时全无业绩,只能另闢战场。也有人引进的多本美版书迟迟无法出版,受到外方压力,却也无可奈何。

主要负责引进版书籍的杨蓦透露,自己所在的出版公司,美版图书的引进已经几乎完全停滞,「也不是所有美国作者的书都出不了,科技方面的有一些还可以出,但我们主要做人文社科类的书籍,基本都出不了。」

以往,中国也对个别海外引进版权的书採取过「特殊措施」,如被主管部门认为内容敏感,出版社就用少印刷、不宣传等做法处理,对国外出版社有交代,避免对方感觉到背后的「政治操作」。

杨蓦的同事沙晶一直关注港台作者,以前也常向那裡的朋友打听新书动向,希望找到好题材,引进到中国市场。不过现在,即便港台友人提供资讯,她也只无奈回覆:「暂时不引进了,实在太麻烦了。现在要出书,如果作者是台湾人、香港人,简直是『查三代』,光额外的表格就要填很多张,但就算填了也不见得就能批下来。」

杨蓦说,一些合作的出版社明确告诉他们,目前不接受港台作者的书。「可能主管部门订了一份『名单』,包括作词人林夕之类的,凡是在反送中等事件中发表过『错误言论』的人,无疑都在上面。」

沙晶则补充道:「而且港台作者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因为你不知道,他们会在什麽时候,对什麽议题,发表什麽样的言论。即便之前是『安全』的人,突然说了什麽话,可能已经印出来的书就得全部下架了。」

业内人士认为,对美籍、港台作者的限制,彻底改变了以往的「事后审查」制度,儘管这样的事先审查,甚至并非内容审查,而是身分、国籍审查。但事实上,作为境外人士的作者们,只要还健在,不论国籍,其「不可控」风险都是存在的。COVID-19疫情后,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魔幻现实主义大师尤萨(Mario
Vargas Llosa)将之称为「中国病毒(China
virus)」,批评中国政府专制、封锁资讯,导致了疫情在全球蔓延,他的书随即也遭抵制和下架。

安全又赚钱的「红书」,也不是人人够格出

在一家书店的「党建专区」,摆放著各种书名中包含「习近平」的图书,他在河北正定县、福建宁德市等地主政经历都被编辑成书,各家出版社也会根据自身定位,编写特定主题的习近平相关图书。(图片提供/受访者)

无论教科书、人文社科书籍,中国出版市场看似已哀鸿遍野。有没有哪个领域是「逆势」红火的呢?几乎所有受访的业内人士都会脱口而出:「红书」,或者「党建书籍」。

「光我们所属的省级出版集团,这样的『红书』,今年至少印了50万册,」从编辑转行到书店工作的查勤透露,「党建类书籍销量榜前几位,基本都是『大大』(指习近平)的书,销量肯定都是百万级别的。尤其党史学习『四件套』,包括《中国共产党简史》、《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关于中国共产党历史论述摘编》、《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学习问答》和署名习近平著的《论中国共产党历史》,绝对是千万级别的,理论上要求党员人手一套,非党员的干部,一般单位也会发给他们。」据官方发布的数据,截至2019年中共党员共计9191.4万人。

习近平2007年卸任浙江省委书记后不久出版的《之江新语》(「之江」是浙江的别称)一书,至今已再版了16、7次之多。那些有国企背景的书店裡,通常会设置一个习近平著作和其他党建书籍的专柜,装饰得金碧辉煌。《之江新语》、《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二、三卷)》、《习近平关于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重要论述选编》、《习近平关于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述摘编》之类的书籍,摆得满满当当。

但是,也有身在中国的「书虫」告诉《报导者》,在这些「伟光正」专柜前驻足的人并不多,民营书店裡,大多不会摆设这样的专柜。查勤说,其实习近平著作等书籍的销售,主要还是通过企业等团体採购,至于分发之后,拿到的人有多少会看,恐也无人知晓。

而在以使用者评分为最大亮点的豆瓣上,这些书籍悉数被设置为「禁评」──无论评分,或是评论。

「卖了这麽多书,该有多少版税收入啊?上亿人民币?」一位编辑自问自答,「可惜,那是机密,我们无法知道。」

杨蓦则分享了一个特别的故事,关于自己从国营出版社离职的原因。「和原来出版社的老闆相处了多年,直到最后图穷匕见,逼著我编一本和习近平有关的书,才发现他原来是个党棍。这件事一度让我非常痛苦。但最后呢?人家告诉我们,我们出版社资格不够,不配出习近平的书。」

知道那个结果的时候,他想起了鲁迅的话:「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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