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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文雄自尽背后,上海的基层太难了!

4 月 12 日,上海虹口区卫健委信息中心主任钱文雄自尽身亡的消息就在网上传开了,14
日,上海市虹口区官微,确认了这一消息,随后登上热搜,引发了网友们广泛的关注,更刺痛了无数人的心。

钱文雄自尽背后,上海的基层太难了!

不堪重负的居委会干部,崩溃的志愿者,还有自杀的基层干部;另一边,是不满意的老百姓。那么,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

记得在 2020
年疫情初期的时候,上海那时也没有彻底封闭,每天凭出入证可以出入小区,快递也没有停。但是,我家里人都出入得很少,收到快递后,都要喷酒精消毒。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大塑料箱,外面回来衣服都是放在箱子里。

我还买了一个紫外线灯,不过也没用上,买这个灯是为了预防更大的感染人数时用的。总体来说,那时市民配合度更高,因为那时的病毒导致重症、死亡的可能性更高。

如今,情况完全不一样了。一方面,管控力度在上升:不能出小区门了,只能依靠政府发的菜,快递也停了。要是在 2020
年初,这么严格的管控,恐怕家里有大米、盐大家也都会配合,但现在显然不同。

因为,病毒的致病性下降了,人们不那么恐惧了。而且,经过两年多,人性也倦怠了。最初是恐惧的,但人性如此,终究会变得麻木。而且,看着方舱医院里活蹦乱跳的阳性感染者,看着
15 万感染,9 例重症其中 8 例都是 70 岁以上的老人,且都是有基础病的新闻,人们对病毒的恐惧终会降低。

那么,当政府发的菜远远不够,市民就不会满足,就会依靠团购,反复与基层拉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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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叫生活必需?水果是不是?香烟是不是?可乐是不是?你可以说这些都不是。在 2020
年初,这些都可以满足。即便那个时候不能满足,人们也会服从。但如今,情况变了,人们的需求也更多,这都加大了居委会、基层干部的压力。

所以,基层不是在与病毒作战,是在与人性作战!有人能战胜人性么?人性者,天性也。病毒是天然的,人性也是天然的。人定能胜天吗?

基层做不好,市民不满意,谣言就会出现,宣泄情绪。

有人说,他帮着倒卖了 20 万箱物资。造谣的人对物资数量没概念。一箱算 10 公斤,20 万箱,就是 200 万公斤,2000
吨,5 吨大货车,400 车。一箱 10 斤,200 车。

这是个什么规模呢?苏州最大的菜篮子南环桥市场,日供 2000
吨。这么大一批蔬菜,需要经过太多人的手、经过无数手续,怎么可能能一人或几人就能倒卖的 ?
但老百姓不管,这个谣言迎合了不满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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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组织都不可能为峰值情况而设计,巨大的压力之下一定会崩溃。这就像火车不可能按春运的需求来设计运力一样。

政府的基层组织,本来就不是设计来保障 2500 万人的生活的。根据 2018
年全国第四次经济普查的数据,上海日常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等各类商业和生活服务的人员,有 389.9 万人。正是这
389.9 万人,为城市的物流体系提供了保障。

上海 60 岁以上老人的数量是 530 万,此外,还有未成年人。上海 15-59 岁年龄段人口总量 1661
万人。这里面还有中学生大学生。也就是说,上海真正的劳动人口,估计也就 1500 万左右。

这当中,有 400
万人在从事批发、零售、交通、物流、餐饮。城市的第一功能、最大职能,不是什么经济中心、航运中心、金融中心,科创中心,而是生活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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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时间内,不做长期的准备,就把这个功能整体切断、停止。那么,任何其他系统,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完成替补的。这就对基层形成了过大的压力,基层也会崩溃。基层也是上海市民,他们也很无奈。

网上流传一段 ” 上海徐汇区永康街道市民求救电话 ” 的音频,是一位 82
岁的老人打给居委会干部的,诉说自己粮食也已经消耗完,生病发烧,身体很不舒服,请求居委会把自己送到医院。居委会的干部说,自己早就已经把情况报到街道办了,但是街道却没有回复。

居委会干部也很委屈,他激动地说:

于老师,你现在只是一个人的情况,而我看到了太多的,老人,孕妇,全都报上去了,可是都没有结果。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是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们就是不处置。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考虑什么事情。我看到的是无数个家庭。我也不知道,上海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最后,他叹了一口气,说,再见。接电话的人,是永康居民区党总支书记张臻。那天,他刚刚处理完一个孕妇的转运,和一位老人去世的后事料理。

在上海这段时间中,我看到了很多 ” 活生生的人 “。他们是基层干部、是志愿者。

前阵子,网上热传一位上海市民与浦东疾控中心专家的对话、这位专家说了很多 ” 不那么正确的话
“,说反复提意见,没人听。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当这市民告知专家 ” 我正在录音 ” 时,专家说,要想推动一点什么改变,”
那你把录音放到网上去 “,而且,她说完还笑了。

这些基层干部是鲜活的人。他们把自己从一个抽象的系统中脱离出来。有愤怒、有委屈、有抱怨。他们想问题的角度,不再仅仅是从自己的系统角色去考虑,不再从自己身处的一系列厉害关系去考虑。而是从一个活生生的人,从一个普通市民的角度去考虑,从中国社会那些基本的、纯粹的道德观、价值观去考虑、去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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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说,每一个基层干部,志愿者都有义务从一个人的角度去思考问题,舍身处地地为陷在困难中的人着想。面对一个快呼吸不了的哮喘病人,面对一个高烧
40 度的孩子,每个人都有义务从人的基本道德角度去思考、去行为。

老百姓通常都指责基层,是下面的和尚把经念歪了,这往往把压力不公正地指向了基层。但很多时候,并不是基层出了问题,而是他们力有不逮,指责他们于事无补。其实,很多时候,人们也知道这一点,只是把基层干部当作了情绪宣泄的对象。

钱文雄走了,带着他的无奈,某种程度上,他就是上海基层的一个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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