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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

在华师大二村,那封广受关注的居民求助信发出后,“卡”住的几个事似乎畅通了一些。

街道发放的蔬菜包,社会捐助的米、馒头、蟹粉馄饨,甚至还有华夫饼,都涌进了社区,阳性病人转运了出去,小区还做了全面消杀。

不过年轻的志愿者仍然担心,到手的物资撑不了几天;也有居民觉得,居委的工作做得不那么到位。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华师大二村小区地图及4月16日的疫情概况。本文图片均为受访者供图。

作为380多户居民唯一的居委,小王说这段时间也反思,“自己在组织、协调方面有些欠缺。”

43岁的居委会人员王伟峰(化名)人称“小王”——相比这个高校职工社区将近七十年的历史,小区里上百个八九十岁的老人,“小王”确实是“小王”。

转运阳性感染者,小区居民就医,发放生活物资……小王联系疾控,上报医疗组、街道,资源紧缺,多数时候只能等待。

感染者转运不出去那几天,居民意见很大,“攻击的人一大把,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小王说自己心态好,静坐一会就好了,实在把他骂得火吊起来了,也会还嘴。

但话说回来,这些特殊需求,对别人可能是小事,对居民来说,“那是天大的事”,小王能理解。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4月1日,小王(中间穿防护服)组织居民做核酸。

封控后,居民们也在自救:小区里的年轻人,组织了起来,帮不会团购,没有吃的老人抢菜,给他们配送物资;还有很多老人报名做志愿者。

小王记得,之前有个小姑娘一直找他,她楼下有6个阳性,楼上1个,隔壁又出现了2个,她吓死了,问为什么不把阳性转走?

小区消杀那天,小姑娘发来信息,“虽然现实不美好,但也只能相信慢慢会变好……加油小王!”。他感觉温暖。

这是上海疫情下,一个居委人员的故事,也是作为最后一道“承压阀”,居委防疫的样本和困境。

【以下为王伟峰的自述】

老小区里的老人们:“年龄最大的103岁”

去年5月,我被调到普陀区长风三村居委会华师大二村工作。

原本,华师大二村有自己的居委会,前年,两个小区合并,二村居委会并到了长风三村居委会。有居民写信反映后,就把我调过来了,专门负责二村的日常事务,还给我配了个搭档。

刚来的时候,我还不太习惯,这边不像上海其他小区,没有几弄几号几室这个说法,直接就是几号,一幢房子里比如说20户人家,就是1号到20号。一户里面可能有好几间。

小区房子最早的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也有七十年代、九十年代盖的,一层到六层的都有,没有电梯。住的大部分是华师大职工,老年人多,一些还是德高望重的老教授。

这里给我的感觉像一个“长寿村”,年龄最大的有103岁,八九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上百个。他们子女很多在国外或者不住这儿,房子租出去了。

华师大二村有300多户居民,长风三村有1800多户,还有一个区域200多户,都是我们居委管。居委总共9个人,有一个休了半年病假,(居委)书记就让我代管社区残疾人这块的工作。还有一个最近也在休病假,所以只剩7个人了。

三村居委办公地点正在装修,所以暂时挤在我们二村这边。

3月14号,长风三村第一次封小区。居委干部们在(小区)里面忙着维持秩序、做核酸,外面就我和另一个人,他负责对接物资,我就接电话。

那天是我最忙的一天。电话被打爆了。为什么封小区啦,能不能出去,买菜怎么办……什么问题都有。我从下午5点一直接到凌晨3点,后来终于没声音了,刚睡着,早上5点电话又响了,又一直接到晚上十一点。

从那时候开始,我接手整个长风三村居委的医疗救助工作。居民看病买药什么的都找我,我去跟街道的医疗保障组沟通。

3月27号,二村有居民发烧,我上门发抗原试剂,测出来双杠,我第一时间上报了。之后又发现了一例。

疾控那边可能医疗压力太大了,31号才把人转走。转的时候没有通知我,还是居民告诉我的。我急得不得了,赶紧到门卫那边去,门卫说,看到他们被转走了。那时候我很开心,阳转走了,压力就小很多很多。

这段时间,我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早上六七点一直忙到晚上七八点,甚至凌晨。

首先是要完成上级指派的任务,组织居民做核酸、发抗原试剂,一做就得半天。

然后,解决一些民生问题,一些老人必须得关心,不然在家出点什么事,这个责任可就大了。一有空了,我就去溜达溜达,找他们聊天。他们会找我帮忙拿东西,跑腿什么的。

再者,还要处理各种各样的医疗救助。还有其他的一些电话,各种各样的诉求。居委会最大的工作就是解释,每天不停地接电话,解释一下关心一下。

每天事务太多,光靠我一个人,忙不过来。31号,我就在群里招志愿者。

小区之前就有个志愿者团队,十五六个人,都是六七十岁的退休老人,平时帮忙打扫小区卫生,美化环境。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小区志愿者合影。

他们很多都来找我报名。有个69岁的老人是楼组长,老伴是华师大退休职工,她做了几天志愿者后,儿子接替她也开始做志愿者。还有个老人78岁,华师大毕业的,后来在华师大机关工作,老伴是师大老师。他和老伴都报名了。他说我是党员,应该站出来。

“核酸全阴,我开心得不得了,没想到抗原一下出来5个阳”

4月1号,小区第一次做全员核酸。

那天来了二十来个志愿者,大部分是老人。我把他们分成了三组:一个是做核酸时维持秩序;一个是叫楼组,叫大家下楼做核酸;还有手机组,帮老人调核酸码,这个主要是年轻人。

原本只有一组采样的医生,做到一半突然来了另一组增援的。他们自己负责的点位做完了,临时加过来。不知道哪个志愿者说了句,到那边去做。一下子队伍分开了,现场支持的(志愿者)力量就不够了,就乱了。

之后我就说,不行,这种情况还是得听我的,其他人不要说话。其实,志愿者里老教师比较多,我不敢把话说得太硬,不管怎么样也得尊重人家。

后几次做的时候,我固定了点位,就做得比较顺利,排队时间不是很长。

像一些年纪大的老人,我们会准备好轮椅,不能自己走,就用轮椅推。小区里还有两个不能走、瘫在床上的,医生上门做。

阳楼的话,一般由医生上门做;阳和密接都被接走了,其他居民就叫到楼下做。

4月1号那次(核酸)全阴,我开心得不得了。没想到3号做抗原自测后,一下出来5个阳性,我都要晕过去了。他们住同一户,总共8个人,都是装修工人。

第二天做核酸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维持秩序,有个居民跑过来说,不得了了,他们(阳性病人)要冲出来了。

我吓得赶紧冲过去看。那几个工人情绪激动,吵着说他们的余粮只够吃一天,快没吃的了。

我说我想办法给你们弄点吃的,你们计划着点。

那几天,街道发的工作人员盒饭,一有多的我就拿给他们,几乎每天都送。有时自己不吃,也拿给他们。后来又测了一次抗原,变成了7个阳,复核后6个确诊,两三天后被转走了。

我还给了他们几个垃圾袋,让他们把垃圾全都粘牢。

那时候,整个小区都有些慌张。有的居民听说有阳性(病人),逼我说是几栋几号。有的抱怨,(疾控)为什么不来复核,为什么不(把他们)转走,这样会给小区带来多大的影响……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居民在群里发问。

后来小区里又增加了几例,抱怨声更大了:你看现在多了好几个人,这样会怎么怎么样,你们怎么办事的……那话说得很难听的。那时候攻击我的人一大把,唾沫声都可以把我淹死。

我只能尽量安抚,我说确实医疗资源紧张,现在一下子没法走,但是一切在计划安排之中……这种话居民不听的呀,自己说出来也是没力气的。就挺无能为力的,只能上报,天天如此。

这种压力倒也习惯了。做社区工作就是这样子,工作压力只是一方面,只要思路比较清晰的话,不是啥大问题,居民(给)的压力才大呢。

说实话,我不可能一点不在乎,所以那时我基本上不看(群消息)了。

有些居民可能不知道,专业消杀来之前,我每天工作完,晚上十点十一点,会用街道配的消毒液,对阳楼从上到下做个消杀。阳性转走之后,疾控的也会消杀。阳楼下的垃圾桶我也会消毒。小区只有一个环卫工人,他有些怕,不敢收走,就等楼彻底解封了,消毒后再处理。

3号出现阳性前,志愿者都穿二级防护,蓝色隔离衣、手套、N95口罩和护目镜。4号我就要求所有志愿者穿成大白那样,三级防护,那个其实是非常非常难受的。志愿者里很多老人,这些老年人万一出点什么事,我责任还要大呢。

有个志愿者78岁,我说,王老师你不要来了,你年纪也不小了。他说,我做点小事情,你们做大事情。后来再做核酸的时候,他儿媳主动替他来当志愿者。

我开始招募一些年轻志愿者。到现在总共有50多个志愿者。大家有什么事就在群里说一声。

“公开求助信”前后

最艰难的时候是4月5号以后。

4月1号,街道发过一次物资,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大多数居民物资都是准备到5号,5号之后,几乎家家吃的都快没了。有些就给我打电话。也有些老人不愿意麻烦组织,没有打,但他们的子女会打,一打来,说话就不好听了。我天天都被人骂,那(又能)怎么办呢?

刚开始的时候,有居民说米没了,我帮忙团过两次大米,每次20包。团来的物资还要发放,都要花精力,我就感觉有点累,忙不过来。之后,我就把团购完全交给年轻人了。

之前师大二村有个微信群,只有50多人。团购的时候,志愿者发现人太少了,就在每个楼栋贴群二维码,把居民聚集起来,现在群里涨到了近400人。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志愿者帮忙发物资。

团购很多都是50、100份起送,我们小区老人多,很多不会操作,数量经常达不到,很难成。有的年轻人会帮忙抢物资,抢到了再分给其他想要的。

说实话,小区里住了些什么样的人,具体有多少户,想要完全了解清楚,真做不到,因为有好多出租户。

老人的情况我基本上掌握。纯独居老人有三个,街道发的盒饭,有时多几盒,我就给他们送去。

有些老人不会团购,我了解到了,会告诉负责的志愿者,让他们电话问一遍,老人缺什么,团物资的时候帮忙一起团。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一位90岁的老人和保姆一起生活,老人不会团购,想找志愿者帮忙购买这些食物。

四五号的时候,小区里来了一批蔬菜,放在院子里。其中只有一百来份是我们小区的,我当天下午就发给孤寡老人了。剩下三村的那部分,同事忙不过来,没来得及发就开始烂了。有居民拍下来了,问我,还有的连我一起骂。

那次我也火了,我跟书记说,人家没菜吃,这边菜放烂了,在哪里都说不过去。后来,我们帮忙把那些烂掉的挑出来,让他们赶紧发掉。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小区居民拍到的放烂了的菜和水果。

那时候,小区里有个老教授,她女儿陪她住,儿子在浦东,封了很多天,那个情绪你也懂的。他发了条朋友圈,说自己的妈在这边每天没吃的。当时这个事情闹得有点沸沸扬扬。

其他居民跟我说了之后,我赶紧上门解释。老人的女儿说,(老人)儿子可能不是很清楚他妈的情况。后来误会解开后,我让他在居民群澄清一下。

10号,小区一个老师在网上发求助信。当时物资确实比较紧缺。

信发出后,我们陆续收到了四五拨物资,有街道发的蔬菜包,也有师大校友捐助的米、馒头、蟹粉馄饨,还有华夫饼、鸡蛋等等。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居民发求助信后,街道发放的物资。

13、14号这两天,我每天最头疼的是物资怎么分发。这些捐助的物资,份数不一定按照小区人数来的,比如捐了150袋米,小区有300多户,怎么发?我们就找一些比较有经验的志愿者一起商量,最后决定,两户分一袋。

还有像蛋糕这种,不够的话,就拿价值差不多的东西代替。居民一般也不会抱怨,不太计较这些。

小区的防护物资一直都不缺,居委可以跟街道申报。像每次组织核酸或者发物资的时候,志愿者最多有三四十人,一天用掉几十套。个人购买的物资,保安每天定时送。有些等不及的,(会)自己跑出来拿。

13号,华师大校友还给我们捐赠了一批防疫物资,包括防护服、手套等。

“我一个男人,去挂了妇科”

封小区后,居民要出去,必须通过我这边。

感冒发烧这种,我建议他们尽量吃药,不要去医院,因为医院阳性(病人)太多了。

有些必须紧急就医的,比如昏迷了、孕妇见红了,如果是没封控的楼,可以自己拨打“120”;封控楼的话,必须闭环转运:居民联系我后,我报给医疗组,医疗组联系“120”,居委开转运单,“120”签字确认后把病人送到指定医院。要去其他医院,得其他医院肯接收。

好多居民不懂,直接就打“120”。之前有个70多岁的阳性老人,烧到40多度,晕厥了。家人打“120”,救护车来了以后,医生问他转运单呢,他家人这才联系我。按理应该医疗组来联系“120”,但当时情况特别危急,我就把单子给了他。

结果到医院后,发现医院人满了,没有床位。救护车在门口等了一个多小时,家属急得没办法。我们也找街道沟通,找关系。最后,病人在车上进行了简单救治后,又拉回来了。好在第二天病情好些了。

这样的情况很多。还有个在封控楼的妈妈打电话说,孩子过两天要去儿童医院做血透,已经联系好了。

我问她怎么联系的,她说,跟医院说自己是封控小区的。我一听不对劲,封控小区和封控楼完全是两个概念啊,封控小区的医院收,封控楼的未必。

我就跟她解释。她一下急了,说楼里阳性已经转走了,为什么还是封控楼,为什么不能自己去医院,为什么医院会不接收?

我建议她再跟医院确认下收不收封控楼患者,要是不收的话,我们帮她问问其他儿童医院。

有些情况没那么危急的居民,也想叫救护车。之前三村有个得脑梗的老人,每天要吊点滴。她打电话,让安排救护车送她去医院。医疗组觉得她的情况不是很紧急,没有及时安排。

老人就急了,说我不负责,拿生命开玩笑。她儿子打电话过来骂,还跑到我办公室。当时我正在接电话,他在旁边等了两个小时,看我电话一直没停过,忙不过来,没说一句话就走了。

还有个小姑娘打电话说,她丈夫胸腔要换药,想去医院。我上报医疗组后,医疗组说,等解封就好了。

小姑娘不依不饶,一直说为什么不行啊,发炎了坏死了怎么办,还打了12345(投诉)。

我也有些纳闷,医疗组为什么不紧急处理下。他们说,这种事情太普遍了,就是个皮外伤的问题,不可能因为这种皮外伤的小事去浪费资源。

我跟小姑娘说了之后,她突然“哇”一下哭了起来。

我一下呆掉了,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我就跟医疗组说,要死了,小姑娘都哭了。

后来也巧,有几个病人协调好了需要社区医生上门打针,就一并帮她丈夫处理了。

小区老人多,需要配药的也多。大多数配药需求,通过社区医院或者药房基本能搞定。也有一些要去指定医院买。

刚封没两天,我在小区附近兜了一圈,找了几家还开着的药房,要了联系方式。居民需要药,走得动的,我开个单子,让他们自己去买;走不动的,我或者志愿者去给他们配。

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乳腺癌病人,她需要打一种针,为了给她配药,我一个大男人,还去挂了妇科。

医疗组一开始也配不到这种药,后来好不容易联系到普陀区中心医院,我过去后,医生说,这种药必须得住院才能开,只有药房有。我就又跟医疗组联系。

没想到我在为她服务,她还打了12345(投诉),我就很火大你知道吧?

后来还是社区医院通过私人关系,联系到医院病房的一个主任,才配到药。

前两天,我还帮人配了止疼药奥施康定,它是属于一级管控的麻醉药,有很多门槛,很难配。

配药过程一波三折:去普陀区中心医院配药的时候,我发现这款药只有门诊能开,但医院当天发现了阳性,门诊停了;我就跑到同济医院,发现只有凭麻醉卡才能买到,想重新办卡,没人帮忙办;最后还是医疗组托各种关系,才开到药。

还有些药,不是我们这个层面能搞定的。15号早上,我去帮一个90岁的老教授配药。老人失眠严重,经常吃一种安眠类药物,家里只剩三四粒了。

这种药是一级管控的精神药物,我试了好多方法,跟医疗组打听,跟认识的医生打听,街道负责药物的也问了,都不知道哪里能买。老人大概知道找我没多大用,直接通过他的学生,学生再去找学生的学生,最后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配到了,我再去帮忙拿。

“你有没有尝试过累过头的感觉”

我们基层社区工作者,经常面对这些特殊需求。对我来说,可能是小事,但是对居民来说,那是天大的事情。

只要能帮他们解决,我肯定尽力;确实有困难的,他们会直接说,这个做不到也不怪你。这些理解的声音,对我来说是非常大的安慰。

社区工作每天都是各种说不清道不明的鸡毛蒜皮,经常会接到一些怒气冲冲的电话。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静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心态还算比较放松的,凡事看乐观一点。

但有时候,把我骂得火吊起来了,实在憋不住了,我也会还嘴。

跟你(记者)聊聊,对我来说是一种压力的释放,平时没时间也没人倾诉这些。这段时间我也反思过,自己在组织、协调方面有些欠缺。(居民)不理解的很多,但是理解的人更多,对我来说就可以了。

小区现在(到19号)有17个阳性病人,2栋楼被封。我几乎每天跑阳楼。分发物资的时候,普通地方我让志愿者去,所有阳楼都是我自己去。万一他们防护不到位,感染了就麻烦了。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小王准备上阳楼采样。

老实说,你说(完全)不怕那是假的。3月25日三村封小区开始,我就睡办公室里,很少回家,怕万一自己感染了,会影响到老婆孩子。办公室没有洗澡的地方,实在忍不住了,我才回家洗一次。

我儿子今年上二年级,他会跟我说小心,注意安全这种话。老婆肯定是担心(我)的。有一次凌晨三点多,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她打电话过来,边打边哭,说她做了个梦,问我第二天早点回去行不行?

当时我好久没回家了。第二天我就回去了一趟。

没回家的时候,我也没时间跟家里视频,偶尔打个电话,督促儿子的功课。平时他的功课都是我辅导,现在我不在了,他就“放飞”了,都没做完。

我每天只有晚上八九点之后才有空看手机,白天根本没时间。给我发的消息,有些消息一个一个回,有些就不回了。每个都回我也吃不消。

有时盒饭我都不吃,没胃口,已经饿过头了。

13号晚上12点的时候,我跟朋友聊天。他说,你这么晚还不睡,你不是很累吗?我说,你有没有尝试过累过头是什么样的感觉?就像一个轮子不停地转,突然你让它停,说停就停得下来吗?

我现在巴不得变成密接,可以休息一天也好,确实是吃不消了。

之前,有个小姑娘找我,她楼下有6个阳性,楼上有一个,隔壁又出现了两个阳,她吓死了,一直问为什么不把阳性的转走。

小区受到关注后,阳性病人都转走了,还进行了全面消杀。她给我发消息,“虽然现实不美好,但也只能相信慢慢会变好……加油小王!”。我就感觉很温暖。
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居民的关心和问候让小王觉得温暖。

(14-19号)这几天,小区里又查出3个异常的,19号终于全部转走了,我心里的石头落地了。

即时新闻:我在“公开求助”的上海小区做“居委”:天天被人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