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母高龄生二胎的尷尬：“我有一个小我21岁的弟弟”

随着二胎政策开放，越来越多高龄女性选择追生二胎，她们生下二孩时，一孩已进入青春期，两个孩子相差十几岁甚至二十岁。

这种不常见的家庭组合，对每个家庭成员都是全新的挑战，尤其是对一孩来说。面对同胞之间的代际鸿沟，父母被瓜分的注意力，以及突如其来的责任，一孩该如何去适应？

不寻常的手足关系

下午五点，杨安潦草几笔在黑板上留下课后作业，将备课材料塞进背包，匆匆走出教室。双胞胎弟弟妹妹所在的幼儿园下午四点半放学，她已经迟到了半小时，“今天又要被老师翻白眼了”，杨安心想。

到了幼儿园，弟弟妹妹一看见她，立刻从保安亭冲到门口大喊：“姐姐，我饿！”杨安一边讪笑着给老师赔不是，一边把弟弟妹妹的书包挂在手臂上。说起来，这样的生活持续近一年了，但她至今无法适应老师充满责备的眼神。

回家路上，弟弟妹妹不停地和她分享学校里的事情，但她总是走神，这是她每天为数不多的放松时刻，她不想对两个小孩的叽叽喳喳作出回应。回家后，她先给弟弟妹妹安排晚饭，监督他们完成作业，然后才开始自己的备课。

杨安今年21岁，双胞胎弟弟妹妹3岁，大学毕业后，她原本打算去大城市打拼一番，却被父母的请求中断了计划——父亲忙于药店的生意，高龄母亲产后身体虚弱，外婆也病倒了，照顾弟弟妹妹的担子只能由她接下。

图|电影《我的姐姐》剧照

有时候，杨安望着弟弟妹妹和她幼时极为相似的脸，感到一阵错愕：“我明明只是姐姐，为什么担负着妈妈的责任？”杨安觉得，自己对弟弟妹妹的感情是复杂的：一方面，他们“绊住”了她远走高飞的脚步；另一方面，她也清楚这不是他们的错。

“如果所有父母在生孩子前，能先假装自己是即将出生的孩子，问问自己是否愿意出生，得到答案再做决定就好了……”杨安时常这样幻想。

随着二胎政策的放开，越来越多中年夫妻选择高龄生子，在这样的家庭，一胎和二胎往往会有较大的年龄差距。这种手足关系不仅会重塑家庭关系，对一胎来说也意味着新生活的开始。

不同于杨安默默践行着“姐姐的责任”，张帆总是试图逃离这种令她不适应的角色转换。三年前弟弟出生时，张帆已经18岁，一整个暑假，她在家感受到了父母“前所未有的冷落”，从那时起，她便将弟弟视为毁掉自己温馨生活的“元凶”。

“我大部分时间都是讨厌弟弟的，甚至可以说是痛恨”，张帆说。她解决这种不满情绪的方式，是故意冷落弟弟。当弟弟吐奶弄脏了衣服，母亲手忙脚乱地擦拭时，她只是在一旁冷眼看着；当弟弟刚学会爬，咿咿呀呀扯她的裤腿，“邀请”她一起玩游戏的时候，她也并不理会。

美国儿童心理学家伯顿·L·怀特(Burton
L.White)曾整理出一份《最全二胎“年龄差距”影响对照表》，显示当两个孩子年龄相差6岁以上时，父母往往会更轻松，但一胎却容易心理失衡。年长弟弟16岁的陈浩，与张帆一样，也总是刻意与弟弟保持距离。他将这种疏离视为对母亲的反抗——将母亲对自己的忽视，复刻到弟弟身上。

这种疏离，有时会滑向另一个极端——控制欲。过去十年，陈浩一直将弟弟视为自己军校理想的“继承者”。他曾因为身高与军校失之交臂，一度灰心丧气，转而将这个愿望移交给弟弟，“我大他16岁，懂的肯定比他多啊”。弟弟小时候的服从，一度让陈浩沉浸在这种掌控感中，直到步入青春期后，13岁的弟弟开始反抗：“我为什么一定要上军校？我为什么不能当老师？你只是我哥，不是我爸！”

研究显示，当年龄差异足够大时，一孩通常会表现出一种父母意识，即将弟弟妹妹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对待。很多年以后，陈浩开始反思自己身上的这种意识，因为这更倾向于控制欲。但对王乐乐来说，这种意识更像是一种“不计回报的母爱”。

自从小自己17岁的弟弟出生以后，王乐乐最开心的事情就是放假回家，从小到大，弟弟对她的依恋，总是令她感到快乐。“他很黏我，总是偷偷用妈妈的手机给我打电话，老是问‘姐姐，你啥时候回来’，‘姐姐，我想你了’。’’每次接完弟弟的电话，王乐乐都恨不得立刻冲回家里，一到家就跟外界“失联”了。看着弟弟一天天长大，王乐乐说自己有种“养成的快乐”。她甚至觉得，有了弟弟，自己生不生小孩也不重要了。

图|王乐乐和弟弟的合照

被瓜分的偏爱

儿童心理学家佩里 克拉斯（Perry
Klass）曾说，出于本能，孩子总是在寻找“谁是爸爸妈妈最喜欢的小孩”的证据。因此，父母的态度会直接影响多胎家庭的手足关系。

这在王乐乐身上，得到了直观的印证。她认为，自己和弟弟的和谐关系，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父母的公平。弟弟出生以后，父母对她“甚至比以前更贴心了”，那是一种有意维持的平衡——给弟弟买零食时，也会给姐姐买一份；姐姐想出去玩了，也不会把她拴在家里照顾弟弟。

但更多一孩却没有王乐乐的境遇，作为年长的孩子，他们“理所应当”地承担起照顾二孩的责任，被父母要求表现出谦让、包容、体谅等特质。

陈浩用“性情大变”来形容母亲生下弟弟以后的变化，曾经他印象中的母亲是“温柔的、总是笑盈盈的”，但自从有了弟弟，母亲就“总是挑剔我，责备我不带弟弟”。一次，陈浩打游戏入了迷，没有理会在一旁的弟弟，弟弟的嚎哭很快引来母亲，母亲一把将陈浩的键盘摔到地上，愤怒地质问他：“游戏比你弟弟重要？”说完抱着弟弟离开。陈浩心里一颤：“至于吗？”

父母态度的倾斜，一直令陈浩难以释怀。弟弟一岁那年，正赶上他高考，但全家人“好像没人记得这件事”，他独自完成了报考、体检、填志愿等一系列事情，甚至独自面临不理想的分数，而比起这一切，母亲似乎更关心商场打折的奶粉，以及他有没有照顾好弟弟。填报志愿时，陈浩只选那些远离家乡的城市，“想逃得远远的”。

图|陈浩和弟弟为数不多的合照

与陈浩一样难以亲近自己弟弟的张帆，也感受到了父母的忽视。“去公园玩的时候，他们只给弟弟买玩具和零食，只顾着逗弟弟开心，而我永远像个外人一样，抱着弟弟的水杯和衣服，不尴不尬地站在一边，也没人搭理我。”

对年龄差距较大的手足关系来说，父母的注意力被瓜分，不仅仅表现在情感上，还包括经济资源的倾斜。

根据《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2版》，0-17岁城镇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3万元；0-17岁农村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30万元。并且，从将一个孩子抚养到18
岁的成本和人均GDP的倍数来看，中国的养育成本几乎是全球最高，其中澳大利亚是2.08
倍，法国是2.24倍，德国是3.64倍，美国是4.11倍，中国是6.9倍。在高昂的养育成本面前，中国人的平均生育意愿几乎是世界最低。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绝大部分国家的平均理想子女数均超过2个，而中国人的平均理想子女数低于2个。

对于一个普通家庭而言，选择了二胎，就意味着家庭整体生活水平的下降。张帆曾多次体会到这种改变。自从生下弟弟以后，家里原本一年两次的旅游取消了，过去饭桌上的欢声笑语也被关于钱的争吵取代了。以前从不在她面前提钱的母亲，开始频繁抱怨育儿的开销——“奶粉要喝进口的，纸尿裤要穿最好的，现在都流行上双语幼儿园，兴趣班也少不了，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张帆想不明白，年近50的父母，拿什么和80后、90后父母比呢？

图|弟弟出生前张帆和父母游玩

年长的一孩，早已过了对金钱没有概念的时期，他们能敏锐感知到金钱所触发的竞争。张宇回忆起最初对弟弟产生反感，是因为“他动了我的蛋糕”。弟弟出生前，父母曾向张宇承诺：“你放心，再生一个，你还是我们家大儿子，房子、车、结婚的钱早就给你准备好了，一分不会少你的。”但后来，说好的婚房、婚车都打了水漂，就连结婚场地也从酒店换到了祠堂。如今，张宇已经结婚四年，儿子也三岁了，一家三口仍然挤在出租屋里为凑首付发愁。谈到自己的心结，张宇说：“我不是非要靠他们，是他们承诺了却做不到，我也是他们的孩子啊。”

有时候，经济压力对一孩产生的影响，是以一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形式出现。李心就曾是其中的一张骨牌——当她了解到男友还有一个小他21岁的弟弟后，思量再三，决定分手。李心的男友读大三时，他的弟弟出生了，从此男友的学费和生活费全都靠自己赚，他不得不在学习之余兼职打工。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李心不由地担忧：“他父母连退休金都没有，老了以后拿什么供他弟弟上学、结婚呢？如果我和他结婚，这些会不会变成我的责任，这简直是硬生生塞给我一个儿子。”

躲不掉的责任

不同于旁人说走就走的洒脱，身处家庭关系中的一孩，往往无处躲藏。已经成年的一孩，甚至会主动揽下对家庭的责任。

大学刚毕业时，杨安曾想过远走高飞，“只要按时给父母打钱就好了”，她这样想。但很快她就心软了，“总觉得这样是不孝”，让不再年轻的父母独自抚养弟弟妹妹，她做不到。

父母的一次意外怀孕，带来了杨安的双胞胎弟妹。当时召开家庭会议，母亲和杨安都表示反对，“家里已经有两个孩子，再生只会增加家庭压力”。唯有父亲执意要生，并放话说要独自抚养两个新生儿。那一刻，杨安感觉这个责任自己躲不掉了，“他连一个小药店都需要我和妈妈协助，有什么能力做这样的保证呢？”

早已做好心理准备的杨安，对三年后那通匆忙叫回她的电话并不意外。电话里，父母对她说：“外婆病重了，弟弟妹妹还小，家里需要你”。他们甚至积极地帮她在家乡谋求工作，“你可以来离家很近的学校教书”。而电话另一头的杨安，只觉得“自己在往下坠，抬头看，悬崖边站着父母，微笑着向她招手……”

过去一年，杨安每天奔波于学校、药店和家庭之间，有时候会恍惚觉得“回到了忙碌的中学时代”，但不同的是，这一次她“不能以读大学为借口逃避了”。她时常在夜里辗转反侧，回想起17岁的那个夏天，“如果当时自己强烈要求不要留下这两个孩子，父亲还会坚持吗？”但看见弟弟妹妹稚嫩的脸庞，她又觉得自己不应该有这种“罪恶”的想法。

杨安说自己至今仍不打算恋爱，“这是不敢想的，哪个男生会想和一个整天追着孩子喂饭、根本没时间约会的姐姐谈恋爱呢？”“弟妹还有20年才能自立，到时候我40岁，爸妈65岁。这20年是我人生最好的20年，却注定要拖着我的家庭沉重地走。”

而对弟弟才4岁、父亲已经50岁的张帆来说，虽然理性上意识到姐姐对弟弟负有法律上的抚养责任，但她目前并不想面对，
“现在不想养，说不定以后会想通。”

(文中受访者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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