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耶鲁毕业生「失败」的精英教育实验

一个耶鲁毕业生「失败」的精英教育实验

|魏晓涵

编辑|王姗

剪辑|张歆玥

自由的边界

郭祺的初中生活是在纯粹的应试中度过的。在深圳市一所”不那么好”的初中,他埋头做题一点点挤下千军万马,成为胜利的幸运儿之一,顺利进入深圳中学——全市最好的高中。和预想中的按部就班不同,他惊讶于过往没有体验过的自由。

“像一个饥饿的人进入自助餐厅”,一个新世界就此展开。

这里更像大学的样子。两三千学生,组织了两百个学生社团,模拟联合国协会、机器人社、推理社等等。在食堂门口,常年挂着一排花花绿绿的海报,新年游园会、化妆舞会、环保学术讲座,六七十个学生活动实时更新。可以不穿校服、谈恋爱,班上就有染着一头金发的女同学。学校临近热闹的东门商业街,有同学拿着外卖,碰到当时的校长王铮,引来对方好奇的目光,”点的什么?好吃吗?”

开放的氛围和这位”最富争议的校长”有关。2002年,王铮来到深圳中学担任校长,在这座具有改革精神的城市,践行他的教育改革。

学生们可以跨年级选课,一百多个选择等待他们——数学史、公民的政治生活、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陶艺设计。每个年级20个班被拆成7个单元。有参加高考的常规单元,竞赛单元,也有自由度更大的自主单元。在郭祺入校的2009年,一个独特的单元诞生不久——出国单元。

正值中国向世界开放的年代,送孩子留学,培养成世界公民,是城市中产家庭的潮流。不过在以包容和自由著称的深圳中学,出国单元依旧是个独特的存在。创立的老师江学勤不打算加入任何应试的色彩,准备SAT考试、背托福词汇,教学生写文书,他痛恨这些”功利”的方法。他要开垦一片精英教育的实验田——在这所顶尖的公立中学,选拔出一群更精英的孩子,通过素质教育,送他们去国外最好的大学,成为”改变世界的人”。

这些是郭祺后来才知晓的。他去参加面试的理由很简单,厌倦了初中的应试生活。第一次面试失败了,老师用英文问他喜欢什么书,他磕磕巴巴答不出来,随便扯了本《哈利·波特》;后来又增加了一次面试,面试官换成了江学勤,这个在加拿大长大的华裔,操着一口语调奇怪的中文,单刀直入地问,你为什么想选这个体系?

三四十个学生被选拔出来。名列其中,郭祺有些受宠若惊,在这个牛人辈出的学校里,当时的自己平平无奇,”他(江学勤)可能真的无所谓,谁来了都能教,他对自己的体系太自信了,更何况来深中的都是全深圳最好的学生”。

这个意气风发的年轻老师,似乎有足够骄傲的资本。”我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他常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又是学生们信任的王铮校长邀请来的。

江学勤为此投入了最好的资源,或者说,特权。他单独请来九位常春藤大学的毕业生担任外教;其他学生参加军训,出国单元的同学用户外徒步替代,还有瑜伽等美式高中常见的活动。此外,他开设了英文图书馆,藏书几千册,鼓励学生们多读英文原著,而非背单词应付考试;还有单独的食堂,饭菜是经过专业营养搭配的,水果必不可少;让学生自己开设经营咖啡厅,提供”讨论的公共空间”。

当然,这些仅供出国单元使用。他认为,”高考是一个死板的制度,在高考制度里改革是没有空间的,出国才是中国教育的未来”。

郭祺感激江学勤给了他这样的机会,他是江最忠实的追随者。对于一个高中生,这个国外来的老师和周围中规中矩的成年人太不一样了。他十分擅长讲述一些情节跌宕的人生故事,比如从贫苦的华人移民家庭进入耶鲁,比如缺钱的时候去拉斯维加斯的赌场,凭着很强的数学能力赢了一大笔,再比如去采访受污染的村庄,从摩托车上摔下来。”像是电影情节,又确实觉得像这个人会干出的事”。

一个耶鲁毕业生「失败」的精英教育实验

●江学勤与学生在一起。图片来源:《创新中国教育》

从小喜欢画画的郭祺,获得了一些探索的自由。即使只是在一张2A大小的《深中日报》做美编,后来成为主编——他们关注学校的社团大会,也关心甲型流感形势。中午见缝插针找时间采访,从下午四点下课,一直忙到晚上十一二点,第二天清晨拿着新鲜的报纸,放在食堂门口,满学校发放。

高中时代在忙碌中度过,后来才慢慢回味出它的意义。”在面对家长宣讲的时候,江会提到送孩子去常春藤,那只是策略性的。他的目的不是真的要送你去常春藤,而是教育一批全方面(发展)的公民,找到自己热爱的东西,投入进去。”

在课堂上,他们读过许多批判性的英文材料,郭祺对其中一篇讨论的话题印象深刻——教育资源是否更多地倾向权贵阶层?他得以第一次重新审视自己和身边的人,”在深中这么好的学校,有多少是特困生呢?(深中的特困生少)是因为他们没有我们聪明吗,还是阶层固化让更有权贵的人拥有了更好的教育资源呢?”

像是一个隐喻,和江学勤的教育实验暗合。出国单元在校内引发剧烈的讨论乃至围剿,它是否独占了过多资源,影响了公立学校的教育公平?更大的争议则来自于这位老师本身,这个西方来的闯入者,低估了变革会遇到的阻力。他粗暴、直接、自傲、语出惊人,搅动起风波。

闯入者

来到深圳中学那一年,江学勤32岁,正在经历人生低谷。

考入耶鲁大学,这个贫穷家庭出身的亚裔青年并没能融入其中,他觉得自己在那些精英出身的孩子中格格不入。他想到中国,这个遥远模糊的故乡大概会接纳他。那时的中国是一片待发掘的广阔天地。他怀揣雄心,想着要”改变这个世界”。

事业从外媒驻华记者开始。显然,这个骄傲的年轻人低估了事情的难度,他总是不断地和周围的人起冲突。”编辑让我写艾滋病(在中国)多么严重,我觉得当时结核病比较严重,但美国不关注。(这样选择)是违反职业道德
!”他接受不了,和编辑吵架,然后一走了之。几乎没在一个地方待超过半年,短则一个月。

一切都糟糕透了。小的媒体他看不上,向《纽约客》投稿又被拒绝,身边年轻的同行们逐渐成名,比如写出了《江城》的何伟。失意的他每天闷在家喝酒,打游戏直到天亮。

直到王铮递来橄榄枝,邀请他到深圳中学看一看。

他们相识于1990年代末的北大附中,他在那里短暂地做过外教。”年轻的王铮是一位理想主义的副校长,而我——一位年轻的老师也是典型的理想主义者,我们自然而然成为了好朋友”,江学勤后来在书里这样写道。那次邀请的起因是,原本负责出国的老师离开了深圳中学,需要一位继任者。

深圳的夜晚有热闹的烟火气,在江学勤的回忆中,他和王铮常常晚上十点去酒楼喝粥到凌晨,他反复描绘自己的畅想,不甘于只为学生写推荐信、联系学校,而要建立一套体系,挑选一些最精英的学生去国外最好的大学,成为影响世界的人。

他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这可能是最后的机会了。

这和他的成长经历相悖,但他有现实的考量——”只有有钱人才会为教育投资,穷人对教育是很保守的,要做教育创新,只能去有钱人的地方”。在他眼中,大概没有比深圳中学更适合的地方了——家长依靠个人奋斗获得财富,面对孩子的教育,也有充分的冒险精神。

然而,许多人都难以理解他的”冒险”。出国单元封闭而独立,不用多付学费,这里的学生就能拥有单独的外教、咖啡屋、食堂、外文图书馆;课程和别的单元不一样,还办了自己的报纸《深中日报》。这引起其他学生和家长的不满,投诉他搞特殊。

另一个争议来自他在一次学生组织的代表大会上,宣布了解散学生会的指令,没有经历任何民主评议过程。在他看来学生会人浮于事,权力过大,会成为改革的阻碍。当时的深中贴吧里对这位老师全是批评甚至谩骂的声音,认为他专断、独占资源,扰乱教育公平。

江学勤不理解自己怎么一夜之间变成了”魔鬼”,赌气一般,他要求所有参与出国单元的同学签署一份协议,承诺”不会发表对出国体系工作不利的言论”,把那些骂他的学生隔绝出去。

萧佳2009年进入出国单元,在她眼中,这位国外来的老师有些奇怪,时常发表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比如说学生会是黑社会,学长团是邪教”,被出国单元的学生录下来放到网上,他查到这个学生,直接把对方从出国单元开除了。

“大家都感受到这个人好凶啊,好害怕,班里一些女同学是不敢跟他说话的。读课文如果漏掉了单词,他也会责备,怎么注意力不在文章上?”

在这个封闭世界里,江学勤是”上帝”一般的存在。他以激烈的方式,杜绝一切他不认同的事物。”语文(课)有什么意义?不要学了”,其他班语文老师气得和他吵架;自己招来的外教,他也不满,这些年轻人寓教于乐的上课方式,在他眼中是不负责任的表现,再加上开会迟到,他最终让他们离开。

至于一定要过的SAT和托福两道关卡,他认为不能靠背单词和做真题,要通过阅读提升英文能力。发现高一同学看托福词汇书,他怒不可遏地责备对方,”该开始的时候我自然会教,为什么要提前开始(背单词)?”

这些源于他的个人经历。在加拿大读高中的日子,为了逃离被边缘化的环境,江学勤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书本里度过,图书馆、地铁上,高强度的积累,让他拿到了耶鲁的通知书。他相信自己的经验也能适用于这些孩子。

一些学生只能背着他,私下偷偷背单词。他们和江学勤太不一样了,来自城市中产家庭,一部分人早早就下了出国的决定,”尤其是升商学院的,高二这八九个人的托福成绩已经出来了”,萧佳突然有了危机意识,一年后申请就要开始了。

为了赶上进度,她常常连着几天备考,没空睡觉。至于那些素质教育,也是状况不断,有的课上了几周突然换掉,她觉得自己像一只小白鼠,随时处于慌乱中。

“江想完全打造成美国高中的感觉,但你的同僚和学生(是中国人),并不是很能接受。而且美国高中有四年,中国只有三年,为了赶上高三的申请季,高二准备就已经来不及了,所以留给他的时间只有一年,太短了。”

现在回忆起来,江学勤并不后悔自己的雷霆手段,只有这样才能迅速推进他的改革。他也承认,一两年的时间太短了,更何况严苛里掺杂了他的私心,”我那时候太急切地想要证明自己,要迅速看到成果”。

正值外界和家长对深中”放养式”教育的争议不断,学校的中考录取分数线在2009年第一次跌到了全市第三。很多人已经失去了耐心。有同学后来回忆,江学勤在深中的那一两年,正是校长王铮离开前的过渡期,一切都好像按下了加速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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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学学生刊物《涅槃》周刊对学校改革报道的特刊 讲述者供图

退场

离别的消息在2009年5月到来。王铮告诉江学勤,不久后,他将要离开深圳中学,去北大附中当校长。没有任何预兆,江学勤有些错愕。出国体系才刚刚建立,在高中部实验了不到两届,在初中部也才开始不久,离开了王铮的保护,这一片实验田岌岌可危。

他记得离开之前,他们有过一次对话。

王铮希望他留在深圳中学,”他说北京的环境不适合我,可能怕我去捣乱”,而江学勤则极力劝王铮留下来——

“王校长你这样做是害自己,我无所谓好吗?可是你在深圳中学可以成为一个历史人物,真的做一个伟大的学校,你为什么放弃?去北大附中当校长,你肯定会失败。”

江学勤对未来感到悲观,那大概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环境。可离开了王铮,他不知道还能去哪里,”我在深圳中学的这两年,变成了一个(大家口中的)魔鬼。”

他是孤独而自傲的,和老师们离得很远,看不惯他们的很多行为,比如在自习课上偷偷看股票涨跌;他猜测老师们大概也不爽他的高调,甚至”嫉妒他”。

他曾在一次全校的教师大会上解释出国体系,”我们(是为了)把这个项目做得精致一点,看效果如何,再把好的东西慢慢推动到其他的学校,不是为了利益,是纯粹的教育改革”。”你放屁!”一位女老师当场大声反驳。

在江学勤心中,王铮是他唯一的盟友,他们是一路人,有着漂亮的学历,纯粹的理想。而现在,盟友要离他而去了。

他很难对这段关系如何走向终结作出解释,回溯起来,裂痕是一点一点出现的。

他记得王铮让他给高三出国的学生写推荐信,他拒绝了,原因是建立出国体系的时候,他找这些孩子加入,被拒绝了。

“有学生背后说我是骗子。我做出国体系的时候他们在旁边(嘲)笑,(现在)需要我的时候就要我来服务了?挺功利自私的。但王铮就是特别爱护学生,他相信每个孩子都可以实现自己,作为一个教育家,你只能提供条件,然后等待”。

和江学勤一样沉溺在迷茫中的,还有深圳中学的学生们。校园杂志《涅槃》在王铮离开前,对他做了一次专访。采访的尾声,他们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万一,仅仅是万一,您的继任者没办法继续把您这几年所做的东西做下去呢?”

“那这就是深中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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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中学学生刊物《涅槃周刊》对校长王铮(左)的采访 讲述者供图

继任者为这个学校的改革按下了刹车键,单元制逐渐退出历史舞台。江学勤顾不得这些,”我百分百会被换掉”。不会再有王铮一样的校长给他那么多自由,”只要你想做事,他百分百支持”。跟着王铮,是他当时唯一的选择。他记得自己不停打了几个月电话,对方终于接了说,你来北京吧。

高中部的出国体系后来被另一位老师接管。在萧佳的眼中,一切终于走上了”正轨”,独立食堂关闭,AP课程(注:美国大学预修课程,成绩可以作为申请大学的重要筹码)从自学变成了有专门的老师来教,外语图书馆也开放给全校同学了,外教比例下调,除了英语课,尽量让中国老师来教。如江学勤所预料的,他建立的体系就这样短暂地终结了。

王铮把单元制带到北大附中本部,江学勤也把他的出国体系带到了北大附中国际部。那两年他过得有些麻木,但依旧在随时关注王铮改革的动向,北大附中从单元制度,改成书院制度,高一高二和高三彻底分隔开,前者进行素质教育,后者专心准备高考。他觉得,王铮似乎比在深圳中学的时候更激烈了。无从得知王铮的真实想法,他们已经许久没有过交集了。

靴子落地的一刻是2012年的冬天,回加拿大度假的江学勤,收到一封来自北京的邮件,寄件人是王铮,信里没有多余的字,只有一张红头文件的图片——北大领导班子通过讨论决定免去江学勤的职位。

他知道,自己被彻底放弃了。

无论是当事人还是外人看来,这都是一次不那么光彩的告别——被辞退、深圳中学的贴吧还随处可见对他的争议。这个36岁的、耶鲁毕业的中年人觉得自己正在坠入深渊,他投入了极高期待的教育实验、连同人生一齐彻底失败了。

失败的人

2022年初春,我在成都的一个地铁站口见到了江学勤。他胸前抱着半岁的孩子,脚步和语速都是飞快的。只有头上混杂丛生的白发在提醒着,他已经是46岁的中年人了。

显然,他没有过上世俗意义上”成功”的生活。房子是租的,118平米,一个月2800,在深圳或北京是不可想像的价格。四年前,他选择带着怀孕的妻子来到陌生的成都,较低的生活成本是原因之一。

疫情之后,他们在家做饭,午餐全是绿油油的蔬菜——苦瓜、花菜、豆角、莴笋,配上紫色的糙米,妻子开玩笑叫它”原谅套餐”。如果不下雨,两人一定会带着两个孩子去附近的公园走一走,”很少见到这么穷还这么开心的人吧”,他们调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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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学勤家的午饭 图/魏晓涵

离开北大附中之后,江学勤远离了那些顶尖的公立中学,某种程度上是被动的选择——

回过头看,他的确觉得自己太过极端,不应该把希望只寄托在出国上,而是让改革面向所有的学生。可环境和时代都不同了。他曾在成都的培训会上向中学介绍创新教育的项目,高中老师们似乎兴趣不大,他猜测大概因为”中学生忙着高考”;转而和小学合作,遇到疫情,这两年项目也几乎没了。妻子是全职太太,严重的时候家里一度拿不出生活费,只能去找妻子的父母借钱渡过危机。

他说,也不是没有赚钱的机会找来。耶鲁的学历、深中和北大附中的履历都是金字招牌,在中介机构帮学生写推荐信,介绍他们出国,可以有几十万的收入,但他不想那样,”违反了教育的本质,浪费了我的才华,对不起自己,也没有给孩子做好榜样”。

在成都,为数不多能互相串门的是美国作家何伟。他家有一对”谷爱凌”式的双胞胎女儿,理想中精英的样子——聪明、热情又努力,半年时间,数学就能从不及格到赶上学校的教学进度,长跑厉害,”搞不好以后真的能参加奥运会”。

江学勤四岁的大儿子似乎是那对双胞胎女孩的反面,不太擅长社交,自由惯了,在商场也光着脚溜达,脾气有些”古怪”。何伟的妻子建议他们约束孩子的行为,培养社交能力,江学勤并不赞同。幼儿园老师总给他打电话,他索性把孩子带回了家。”我小时候跟他性格是一样的,不听话,有很多想法,天天被爸妈打骂。”

这个孩子更像他过去精英教育实验的反面。

那个半途折戟的实验,让他对培养精英彻底失望。他一度极端地认为,通过选拔制度层层挑选出来的孩子,”本身就很功利”。细数那些过往——私下讲的话被学生偷录,放到网上被攻击;有学生和他维持表面关系,是为了一封推荐信;出国更像一门生意,有钱就能上,现实和他的理想图景相差甚远。

我问他,如果能再来一次呢?

“再来一次,我不会有任何的录取标准,也不会有浓烈的个人色彩和任何的偏见,把资源开放给所有的学生。精英教育是要把‘聪明’的孩子选出来,但如果你有心有爱,可以改变每个孩子的人生,他们都是有灵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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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9月,湖南株洲外国语石峰学校,江学勤给四年级的学生上课。图片来源网络

这也是当下西方学者们在反思的,过去我们是否太过认同”精英教育”和”培养世界公民”的价值了?因公开课《公正》广为人知的哈佛教授迈克尔·桑德尔,在新作中反思精英的傲慢——”他们忘记了成功路上的运气因素和助力——家庭、老师、社会阶层、国家和时代,相信那些在底层挣扎的人也一定是罪有应得,优绩是暴政”;而牛津大学教授项飙则认为,”西方想象中的‘世界公民’,把人培养成了孤立的人,你不再接触到其他教育方式,也不再接触到真实生活,比如渔夫怎么打渔?失地农民怎么斗争?”

江学勤很认同”优绩是暴政”,即便是公立教育,也是关于精英的选拔。这样的认知是他离开了精英的圈子之后感受到的。

从北大附中离职后,他回到加拿大,体验了许多和教育无关的事,跳伞;学厨艺,上拳击课、唱歌、写书等等。班里厉害的同学并非都接受过精英教育,反而是耶鲁毕业的他成了那个”笨学生”,做的饭难吃,恐高,当五音不全的他被老师责骂时,他突然理解了那些被他责骂过的学生。

他尝试讲了人生第一场脱口秀。过去,他最讨厌的就是被人嘲笑,但脱口秀不就是把自己的伤口拿来自嘲吗?在一家餐厅里,面对二三十个陌生人,他忐忑地讲完了几分钟和前女友有关的段子。看着台下在笑着的人,他感觉得到了释放。

他接受了自己的失败,重新梳理那几年的改革,何以置于被孤立的窘境。”90%是我的问题。我那时候32岁,年轻有理想,但没有经验。太极端、太焦急,没有尊重这些孩子,也没有和他们交流解释。为了让这个体系运转下去,着急出成绩。这是我最后悔的。”

回到中国后,他有了更多的时间,埋头在写作的世界里,梳理过去的经历,或是沉浸于写科幻小说。他有一个温柔的妻子,也是他最好的读者和倾听者。”现在我比以前更幸福,身心健康,有爱”。

只是不会再有那样的机会了。

他还是执着于”改变世界”的教育理想。比如想找乡村教育的企业家,把创意课程推广到乡村学校,在同样从事教育的人看来未免太理想化——一个机构推动乡村教育改革都很难,更别说他一个外来者,还单枪匹马的。

“我的人生不会再有那么好的机会了”,说到这里,他忍不住惋惜,”在2008年中国教育最开放的时候,(原本可以)为它创造一个新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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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学勤在家中做饭 图/魏晓涵

「小说家」和「阅读家」

莫一夫再次见到江学勤,是在去年12月深圳江学勤的新书分享会现场。这位深圳中学贴吧的前任吧主,曾经站在他的对立面。在过往的记忆中,江学勤是权威,也是充满争议的老师,上一次他们的交集还要追溯到十多年前,那并不愉快,作为学生代表的他想和江学勤聊一聊大家的抱怨,谁知对方见到他,扭头就走。

十多年过去,莫一夫成了一个创新教育机构的负责人。那天他坐在台下,听江学勤讲起自己的教育理念,第一次理解到”原来他是一个人本主义者”。多年未见,他的语气和状态好像变得柔软了,没有那么激烈,也更有力量了,”可能是当爸爸了吧”。

这个昔日的学生领袖也在反思,高中时代是否只顾着享受自由的权力,师生缺少沟通,才导致那些对立的发生?现场有些匆忙,他加了江学勤的微信,想着以后有机会,要和他坐下来好好聊一聊。

我向江学勤转达了莫一夫的想法。他没有流露出和解的念头,但他理解那些谩骂,”他们的出发点是想保护深圳中学。他们不反对我做的事情,而是反对我的方式”。

离开深圳中学和北大附中之后,江学勤陆续收到了一些学生寄来的邮件。有人说,因为高中的一位历史课外教,他对国际关系产生兴趣,在大学选择了相应的专业,而刚进入北大附中的时候,他还是天天打游戏、浑噩度日的状态;还有一位同学写道,在出国体系学到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领导才能也不是写作技巧,而是一种无时无刻(不)挑战自己,跳出自己的小世界,拥抱新鲜事物的意识”。

江学勤和深圳中学的学生交集不算多,他在纽约见过杨粤祺一次。当年这个想进入跨国公司的女孩,从沃顿商学院毕业后,去了纽约大学读新闻,现在在美国一家著名媒体做财经记者。

在她的大学时代,身边的人不断讨论和催促着,去投行,去咨询,进华尔街做高薪的工作。她也在华尔街实习过,却不喜欢压力巨大、一天只能睡五个小时的生活,于是离开了。

在沃顿商学院,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选择。她有时会觉得自己和身边的同学格格不入,有点孤独,高中时代培养的价值观,在这样的时候保护了她许多——”不受外界影响,听从自己的内心”。

和余乔不同,萧佳的记忆是灰色的。那个不成熟的实验,给她留下了许多不愉快的回忆,”拿高中生做实验,说实话挺不负责的,我们正好赶上了,成为小白鼠”。

她没有申请到理想的学校,几经周折,转校才去南加州大学读了自己喜欢的影视专业,现在做了制片人。她调侃,高中时代留给她最大的经验大概是,”学会了如何顺利渡过一些变动的环境”。

郭祺追随自己的兴趣去了罗德岛设计学院,也如愿回国成为了一名建筑设计师。他很珍视那场短短的教育实验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东西——学会面对一个开放的世界,并持之以恒地,把自己喜欢的事做下去。

对于那个教育实验的”失败”,他有另一种观点。”就像一个作家,他自认为写了一部非常糟糕的小说,但他的读者或许能结合自己的经验,甚至是误读,发现一些有价值的东西。”

他们好像没有如江学勤设想的那样,有改变世界的雄心,但成为了更好的自己,这大概也是教育的价值所在。几乎每一个接受采访的深中学生都会提到王铮在任时期的校训,警句一般,有人甚至一直挂在自己的QQ签名上——”培养个性鲜明、充满自信、敢于负责,具有思想力、领导力、创造力的杰出公民。他们无论身在何处,都能热忱服务社会,并在其中表现出对自然的尊重和对他人的关爱。”

一位学生评价,”没有王铮的教育改革,大概江学勤的教育实验也不可能存在”。无论是激进者,还是保守者,都在其中获得了一些跳脱出传统教育之外的空间。

2021年冬天,时任北大附中校长的王铮被免职,通告中没有提到具体的原因。他的任期原本要到第二年的六月。

江学勤和王铮已经许久没有过联系了。说不清具体的缘由,他从蛛丝马迹中隐隐感觉到了这一天的到来,没有觉得意外。

在王铮被免职的那天,他在朋友圈中写道——

“今天起床看新闻,知道王铮要离开北大附中了,我心里很复杂,想哭,也想笑。想哭是因为中国教育太需要王铮的理念、勇气和行动力。想笑是因为我了解王校长,他是斗士,绝对不会放弃他的理想。”

不出意外,不久之后江学勤会入职北京一所国际学校。他幻想着找机会见见这位昔日的校长,或许能重新像朋友那样重新坐在一起叙叙旧,甚至有机会再合作一次呢?他想,离职对王铮的人生未尝不是一种幸福,终于没有那么多事务缠身,也没有那么多人来找他。他可以自由地牵着小狗,在北大附中的校园里散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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