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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做核酸大喊”憋了很久” 上海公务员用英语安抚

4月11日下午1点半,我背着书包、拖着行李、扛着睡袋,来到虹桥街道荣华居委会荣一工作站,开始了我的市级机关公务员下沉一线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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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一为口述者。

巴黎花园、马赛花园、维也纳广场、伦敦广场……小区名字听起来是不是挺国际化?荣一工作站所在区域算是古北一期,从1992年起陆续开发,现有约有2000多老外居住在此,占整个荣华居民区外籍人士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概是“专业对口”的考虑,我被组织安排到这个国际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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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我来说,在一线参与抗疫并非第一次。2020年2月29日,作为首支中国援外抗疫医疗队成员,我随同中国红十字志愿专家团成员赶赴伊朗德黑兰。在之后的27天日子里,我们既向当地官方、民众介绍抗疫经验,也为中国大使馆、中资企业、华人华侨提供帮助。如今,我的“战场”从海外移到家门口,更应该奋发努力,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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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红十字志愿专家团成员在伊朗机场。左一为口述者。

“我憋了很久、我要‘自由’”

下沉到荣一工作站不久,居委会就安排社区全员核酸,初来乍到的我负责扫码。居民陆陆续续下来,一个白人老外刚见到大白就开始大声用英语嚷嚷提“抗议”,大意是“我憋了很久了”、“我连小区门也出不去”、“我要自由”之类的。中外居民在旁边看着,整个场面有点尴尬。

外事工作经验告诉我,多数外籍人士未必真正不满上海的防疫政策,只是很多时候在家时间待长了,需要找个途径来发泄情绪。于是,我就用英语告诉他:我们也很想出去。我们现在是同一条船上的人。你如果想尽快出去的话,就应该配合做核酸。哪天能出去了,我和你一起走。他听了,冲我笑笑,做了个表情,然后就去排队了。采样现场恢复了之前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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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上大白工作服

还有一次,下来了两个沉默不语的西班牙人。按常理来说,南欧人都比较热情开放,喜欢叽里咕噜讲个不停,因此直觉告诉我,他们今天的精神状态很一般。当时扫码的人不多,我就和他们聊起了在西班牙的经历,包括我在巴塞罗那、赫罗纳的所见所闻。聊着聊着,就感觉他俩开始眉飞色舞起来,话也越来越多。

从工作角度而言,我希望让他们的精神状态有所改善。毕竟老外的生活习惯、对疫情认识,都与我们有所区别,我们不妨多和对方交流交流,或者听听对方的牢骚,也是在提升他们对我们抗疫工作的配合度。因此,与有的工作人员扫完码就让老外往前走不同,我很愿意跟他们多说几句,比如“早上好”“祝你过得愉快”等。考虑到这里日本朋友比较多,我还会用简单的日语对其表示感谢。

“感觉你们太不容易了”

居委会干部告诉我,多数老外平时不会和他们打交道,但这次静态管理加上全员核酸,使老外看到了基层人员的工作状态。有时候晚上10点多通知第二天一大早测核酸,我们这拨人有的赶忙通知居民,有的准备采样点、做好现场预案。老外看着总是这几个人在张罗事情,不管是否完全理解我们的工作,但我们的认真与坚持还是让他们有所感动。这段时间下来,除了有人发发牢骚、宣泄情绪外,真没见到谁在捣蛋、故意不配合的。

人心都是肉长的。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看着居委会工作人员没日没夜地忙,有家不能回,多多少少会产生一些共情。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跟老外讲大道理其实是没啥用的,只有做给他们看,他们才可能在主观上予以配合。就有一次,几位做完核酸的外籍居民还特意跟我们说,“你们辛苦了,感觉你们太不容易了”。

这段时间相处下来,我和一些外籍居民成为朋友。有位日本中年人,第一次下楼测核酸把钥匙落在家中,我找锁匠帮他开门,他花了500元有点沮丧;第二次下楼,我见到他就问“钥匙带了吗”,他赶忙说“带了带了”;第三次下楼,他刚见到我,就赶忙从口袋掏出钥匙,乐呵呵地朝我晃了晃。我俩都笑了。

那么封控期间,老外的物资怎么解决?就日本籍居民而言,除了居委会发放外,他们自己就会组织团购,小区的团购也会带上他们。至于就医,他们多去附近的国际医院,居委会按规定都会为他们开出门证。不少日本居民在古北一带开餐馆,反正现在也没有生意,店开着更浪费钱,于是索性就安安心心在小区待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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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景

热心的“洋雷锋”

我发现,在这个国际化社区里,还有几位热心的“洋雷锋”。获得过上海白玉兰荣誉奖的丹麦人李曦萌算一个,他逢人介绍自己是“上海女婿”,有时还能说上几句上海话。他们夫妻俩都是热心人,夫人是小区的“团长”,先生当“团长助理”,帮大家采购搬运物资。

更重要的是,李曦萌在小区有影响力,有些工作由他出面更方便。比如,前段时间小区成为“防范区”,但考虑到周边情况决定提级为“管控区”,这让一心盼着出门的老外很失望。为了让大家继续安心居家,李曦萌和居委干部一起做工作,稳住了人心。

还有位很热心的日本女士。前段时间区里的物资到了,她就带着4位日本男士与一个小朋友来帮忙。在做核酸的时候,她还会来帮我们维持秩序。看得出,她在小区日本居民当中说话好使,有不小的号召力。

我个人感觉,有些老外支持我们工作,甚至愿意当志愿者,大概有三个原因:一是理解我们的防疫政策;二是我们居委干部在小区扎得很深,和中外居民关系处得比较好,老外信任他们;三是这几个老外本身就是热心人。很多时候,因为这三个原因,让老外与我们走得更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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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场景

忙完一天的活儿,我步行回“宿舍”,其实就是小区附近一家停业教培中心的小房间。没有床,直接打地铺。洗漱用的是儿童版的水龙头与脸盆,有点小但能凑合用。和我在一起的居委会干部比我辛苦多了,有的人已经20多天没回家了。

“今天我们准备启程回国了。”我在2020年3月26日从伊朗回国前的日记上写到,“刚到德黑兰的时候,当地民众认为不需要戴口罩,如今街头民众出行大多佩戴口罩。抗疫工作已经走上正轨。”同样的,虽然我不清楚这次还要下沉多少时间,但我相信,离开的那天,一定是上海取得抗疫胜利、恢复烟火气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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