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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大前公安抓人逾百万 运动式执法再现

以党旗为背景的监测摄像头(资料照)

中国公安机关为确保中共二十大顺利召开,组织全国各级公安人员联合执法,至今夏季治安“百日行动”共抓获逾140万名犯罪嫌疑人。外界质疑这场历时三个多月的运动是否具备法理依据,以及维稳任务的背后有没有硬指标。

在9月28日的“百日行动”记者会上,中国公安部发言人仇保利表示,截至目前为止,行动共破获刑事案64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超过143万人。

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

上海退休教师顾国平向美国之音表示,临近中共二十大,当地公安进一步收紧对维权人士和访民的监控。

顾国平说:“在电话或微信讨论到去北京维权的话,警察和政府信访部门的工作人员会马上上门把人带走,把你弄到黑监狱软禁起来,很多上访人士都被关在度假村等黑监狱。以前的话,当局会在火车站或者在火车上把人拦下来。现在他们更进一步了。”

中国公安部对外表示,公安机关重点打击违法犯罪和治安乱点,采取强硬措施加强对妇女、未成年人、老年人、身障人士等弱势群体的保护。顾国平则认为,维稳才是“百日行动”的最主要目的。他引述消息人士的话说,当局就二十大维稳工作对警员下了硬指令。

上海公安据报加强监控异见人士

顾国平说:“根据上访人士透露出来的消息,今年(当局)维稳到了怎样一个程度呢?就是每一个访民所属户籍地负责维稳的警察,如果访民到了北京,警察就要下岗。这是非常严厉的处罚,所以警察拼命要把人控制在当地,不能让你到北京,一旦你到了北京,他就要下岗了。”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银估计,早在“百日行动”展开之前,当局就已制定指标。140多万名嫌疑人落网表面上是惊人数字,但以行动的规模而论其实在情理之中。

陈道银说:“1949年以来一再出现类似的‘政法运动’,从(上世纪)50年代的镇压反革命到以后的各场运动都是有指标的。这种运动式的治理是由上而下的。即使刚开始没有硬性的指标,但是随着运动的深入和持续。上面会给下面下达指标。100多万人放在全国三十多个省市、自治区来看,一个省也就抓五万人,也就不多了。”

北京一条街道上的监控摄像头。(2021年11月25日)

学者质疑百日行动法理依据

中国公安部在记者会上并没有把一百多万名嫌疑人归类,但陈道银估计,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异议人士。

陈道银说:“可能就是一些所谓的小混混、黑社会,很多异见人士,包括宗教团体都被纳入扰乱社会治安、寻衅滋事罪这个框子里面来,因为当局既然要营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从政府的角度来看,这类人士对于社会治安恐怕也是一个不稳定因素。运动式执法与依法执法是有冲突的。依法执法讲究的是程序、证据。运动式执法的话,苗头要早打早抓。运动式执法在程序上肯定是不严谨的。”

陈道银表示,既然当局的行动缺乏法理依据,滥捕、滥抓也就不足为奇。

陈道银说:“我们不能说它(当局)是有意识地去乱捕乱抓,但是因为有这样一个指标压力,它可能会对执法部门或具体执行部门造成压力,也就是‘应抓尽抓、应捕尽捕’,因为尺度不是你掌握的,程序上不严谨,执法的尺度就比较灵活,就不是我们从一个正常的法治意识下所应作出的判断。”

资料照: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革命党又回来了

本月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了习近平的重要文章,重申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陈道银说,文章的内容反映中国正在开倒车。

陈道银说:“特别是这五年以来,我们很少再听到‘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在毛泽东时期,(采取的是)这种运动式的、革命式的模式。要改革开放就意味着你不能再像革命党那样去做事了。所以后来就有‘民主执政、科学执政、依法执政’这种提法,但是习近平再次强调,‘我们既是马克思主义的执政党,又是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党’,也就是革命党又回来了。”

河北唐山今年6月的烧烤店打人案震动整个中国。陈道银相信,中国新任公安部部长王小洪希望以打人案为契机,在召开中共二十大的背景下,以“百日行动”检验自己的权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