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坏胚:把自己的人生强加于人、鼓励别人无私奉献…

夜路上有人掌灯,也总有人想扮鬼。

四川省社科院的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孙成民,发了篇长文,呼吁年轻人响应“知青精神”,上山下乡,为国分忧,无私奉献。这简直比前阵子北京那个历史研究院,鼓吹“闭关S国”的文章更叫人恶心。消息出来后,引发不小的轰动。这年头的专家怎如此堕落,别人的专家都是研究如何进步,怎样提高民众的生活品质,这些研究所的专家尽研究些恶心人的东西。

我生平最反感两种人,一是总想把自己的人生经历强加于人的老家伙,二是憋着劲鼓励别人无私奉献的坏胚。马云这么辉煌的人生也坦言自己的成功无法复制,马斯克的传奇履历也仅仅出了本自传供人参考,你一个老废知青有什么脸面教唆年轻人以你为榜样?你是有什么伟大发明创造呢,还是有什么科学技术创新?

知识青年下乡运动要真这么带劲,你们怎么不鼓励自己的儿子女儿,孙子孙女上山下乡去?一边让自己的孩子考公务员,出国留洋,一边鼓励别人的孩子无私奉献,去农村消磨青春,还能要点脸吗?这也不单单是我一个人的愤慨,很多网友也是慕名前往献骂,其中不乏一些当年饱受其害的老知青。

这种满脑子都在规划别人的人生,总想着入侵别人私人生活的坏胚,确实应该人人喊打。别动不动就打着为国分忧的旗号,你孙成民要真忧国忧民,就该发文呼吁一下改善农民的福利待遇,提高下医保质量和养老系数。作为社科院的知识分子,拿着纳税人的经费,也算干了件正事。

让知青下乡能有什么作为?从历史来看,不就是一群原本拥有无限可能的年轻人,把青春和激情荒废在了农村里嘛。能有几个是心甘情愿的?又有哪个知青不是离开农村和荒山之后,才迎来人生的转机?

然后从数据来看,上山下乡运动的那些年,包括整个建国前的30年,中国的GDP数据都毫无波澜,人均始终在100~200美元之间徘徊。后期的动乱十年官方也有明确的定义,或错误决定,或艰难探索。由此造成的社会秩序崩塌和经济混乱,也是早有公论。所以,知青运动本身既谈不上社会贡献,也毫无经济价值。它唯一的现实意义,或许就是为那个时代奉献了一部部催人泪下的伤痕文学。

比如严歌苓的代表作《天浴》,就讲述了少女文秀为逃离下乡生涯,却不幸沦为一群男人玩乐工具的故事。供销员答应帮助她回到父母身边,骗取了她的贞洁。随后那些盖章子,发批文的人,一个个都拥有了支配她身体的权利,争先恐后地侵入她的帐房。就这样,一个涉世未深的纯贞女孩,一步步堕落为公共娼妓,怀孕后连孩子父亲是谁都分不清,在医院里千夫所指,被骂做妓女。

故事虽是虚构的,但文秀俨然成了那个时代的符号。严歌苓在写《天浴》之前,创作灵感就是来自一个牧马班,得知那里的姑娘们都曾被指导员“特殊”指导过。我想现在真正怀念那段时光的人,除了指导员和那些盖章发批文的人,估计也没谁了。

因为他们恰恰活在天堂里,手头上看似不起眼的权力,却可以控制别人的生活。莫言的《丰乳肥臀》里,那个仅仅掌握食堂盛饭权的张麻子,利用区区俩馒头,轻而易举就侵犯了医学院校花乔其莎的身体。

那个荒诞又令人窒息的年代,留给我们的不单单只是关于贫乏的记忆,更是一种悬梁刺股般的警戒。他告诉我们,当整个社会的自由枯竭之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任人鱼肉的棋子。即便是那些最基层的管理者,一个馒头,一个盖章,一份批文,都能成为摆布她人的本钱。

鲁迅总说,我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揣测中国人。这是我们这个民族最痛彻心扉的觉悟,因为我们几乎看不到底线在哪里。唯一能让我们感觉安全的,就是一份自由的保障。而坏人往往痴迷于限制别人的自由,什么知青精神,无私奉献,无非是把侵犯说得冠冕堂皇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