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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不是放不放开,而是如何放开

前天,广州宣布全面解除所有疫情防控临时管控区;昨天,一度传闻“核都”深圳也要取消常态化核酸了,虽然很快被辟谣,但确实深圳不少商场、小区已不验核酸——事实上,这种传闻竟然会出现,本身就表明人们普遍预期将要放开了。

更多的新消息似乎也在印证这一点:11月16日,钟南山院士表示,奥密克戎感染症状轻微,“类似感冒”,不必过于担心。武汉大学病毒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团队证实,在小鼠实验中,奥密克戎的致病力相比原始毒株,已下降了40倍。

至于很多人最担心的“后遗症”,广州中山大学附属第三医院感染科教授、黄埔方舱医院总领队崇雨填教授11月30日称,目前没有证据表明新冠有后遗症。这与张文宏医生十多天前的说法一致:当下“急需复工复学”,让社会能继续运转,病毒带来的“后遗症基本上都没有”。

像这样的话,以前也不是没人说过,但没有像现在这样得到公开讨论,甚至即便说出来,也可能遭到群嘲。和今年春上海封城那一阵相比,这半年多来最大的社会心态变化,恐怕就在于此:越来越多的人觉得,放开不仅可以接受,而且是自己想要的,因为他们真正怕的已经不是病毒了。

不过,并不是所有人都为此做好了心理准备,日前流传着一个段子:

我坚决反对放开!

我大女儿是社区的,我小女儿是做核酸的,我老婆是卖菜的,我儿子是建方舱的,我孙子是做口罩的,我孙女是做防护服的,我姑父是当小区保安的,我是焊铁皮的,放开你要我们一家老小怎么活啊!

这极有可能是编造出来嘲讽那些“防疫爱好者”的,未必是真的(连孙辈都工作了,那本人都得60多了,哪个小区还会请八九十岁的老人当保安?),但它很好地契合了当下的一种普遍想法:反对放开的都是一些既得利益者,而且多是自私的老人。

实际上,如果仔细观察一下当下的舆论动态就会发现,随着“放开”的呼声渐起,连那些“防疫爱好者”的观点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他们很少直接反对放开(毕竟这看起来已经是大势所趋),转而强调,一旦放开会出现什么样的“严重后果”。

曾写过《投资魔法书》的作家端宏斌日前在一篇10万+的雄文《可怜的中产,还没意识到共存后的危险》中写道:

现代社会其实是一个非常脆弱的社会,城里人生存的一切,都依赖于城外的供应,你吃的、喝的、穿的、用的,还有给你提供服务的外卖员、快递员、餐厅的服务员,都是从农村来的,当这些人害怕感染,逃回去的时候,谁来给你提供服务?当共存之后,医务人员必定一定且肯定会离职。到时候所有商品和服务涨10倍,那才是合理价格,涨20倍你也不要觉得奇怪。

当城里的中产阶级庆祝共存的时候,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等待他们的是什么。

公平地说,他开头所说的倒也没错,现代社会确实是相当脆弱的,所以才格外需要高超、精细的治理能力管控风险并维持其持续运转;问题在于他的推论:他似乎认定,一旦放开,城市就会在恐慌之下陷入停顿,进而所有物价都会暴涨。

他没有解释这是怎么推断出来的:国外的“现代社会”放开后没出现这样的状况,为什么中国会是个例外?当然,他说的那种情形,在国内倒确实出现过,不过是在城市被封控的时候。

尤为奇怪的是,他似乎认为物价暴涨中最脆弱的受害者是“城里的中产阶级”,但根据定义,中产阶级至少总还有点相对可以的收入和积蓄,而他所说的那些外卖员、快递员、服务员,其实才真的是更难承受的群体。

让他们回农村去,种地就能养活自己?别开玩笑了。且不论很多人离乡多年,早已不会务农,按现在各地的防疫封控,菜都烂在地里,城市的停顿,对他们的伤害才更大。

还有一种颇具代表性的观点认为,防疫到现在,已经陷入了一个两难的“电车难题”,放不放开都代价巨大,问题只是什么样的代价。

“洋恺宏观”的一篇《防疫的天秤》就持这样的看法,它承认毒株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防疫形势也大为不同了,但“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的选择都要付出代价”:

如果是选择放开,在医疗防线没有被击穿的情况下,我国将超额死亡上百万人口。如果是因为疫情传播过快、感染人数太多导致医疗防线被击穿,超额死亡的人数只会更多。

所以防疫就是个天秤,天秤的左边是3.5万亿元的财政缺口,天秤的右边是上百万人的超额死亡。社会公共领域的任何决策都比想象中要复杂得多,任何选择都会有代价。关于防疫的取舍,不同人心中应该有不同的答案。改变路径要勇气,不改变路径也要勇气。但最终的决策,一定得建立在保障14亿国民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

在此,它给出了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似乎放不放开都有道理,也都要“勇气”。然而在我看来,此处设定为“要钱还是要命”的两难,其实是虚假的。

它暗示我们可以“要命不要钱”,但现实是:当整个社会的经济活力下降,“钱”和“命”都会没了。“上百万人的超额死亡”听着确实惊悚,但这并不意味着不放开就可以完全避免——也许这些人没死,但另一些人却死于其它原因。

有研究表明,美国GDP增速每下降1个点,会超额死亡5万人,因为经济下滑会导致失业、酗酒、暴力、健康恶化、自杀等一系列次生灾害,按中国的人口规模,1个点就是20万人。

一个社会的延续,依靠的不是静态的严防死守,而是动态的生生不息。一百年前的“西班牙大流感”曾导致上亿人口损失,但疫情过后,活下来的人获得更强健的抗体,人口增长迅速反弹。

也因此,中国才有“千棺从门出,其家好兴旺”的古话——谁都难免一死,关键是更多、更健康的后代来新陈代谢。这三年管控下来,且不说别的,多少人因此打消了结婚生子的念头?因此少出生的人口,恐怕都不止百万了。

最重要的一点是,放开不放开,到现在其实已经不是选择了,因为我们无法想象五年、十年一直这样封下去,这不是死多少人、财政损失多少钱的问题,而可能对社会心理、经济活力乃至整个国家的未来造成深远而不可逆的潜在伤害。

继续陷入这样的繁琐争议,已经意义不大了。试想一下,如果1978年也为是否“开放”展开争论,那主张不开放的人恐怕还更占上风,理由也多的是——有些担忧当然也不无道理,就像窗户打开也难免有苍蝇蚊子进来,但真正的问题是:要是这样一直争下去,我们可能就此丧失了与国际结构的历史契机,最终要在更严峻的形势下被迫仓促开放。

所以真正的问题是:如何为放开着手准备,尽可能地减轻可预见的损失,摸着石头过河。“不放开”这个选项根本就不应该存在,“放开”也不是二选一的问题,而是讨论和行动的前提,由此迎接新的风险和可能——朋友们,这才叫“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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