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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纸抗议者群像:从诉求到意识形态 他们竟如此不同

日本抗议集会现场

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发生火灾,官方声称酿成10人死亡、9人受伤。悲剧发生伊始,未经证实的网络消息流传指,因不恰当的防疫措施造成被害者无法逃生。正值中国各地不堪清零政策之苦,乌鲁木齐在一天之后爆发抗议,要求结束封控,随后中国各地都有悼念火灾死难者的活动,发展成对政府封控政策的抗议。

有人带上烛光及鲜花悼念,也有人举起白纸,现场喊起口号,“不要核酸要自由”、“乌鲁木齐解封”、“全国解封”、“我们要为没饭吃的人们说话”……从抗议封控政策,到有人喊起“共产党下台”、“习近平下台”、“罢免习近平”、“民主法治,表达自由”等跟政治诉求。

抗议蔓延到各个城市街头,上海、北京、乌鲁木齐、武汉、香港…在海外,英国、美国、日本、法国、荷兰、台湾等地都有华人发起集会声援。这一波抗议潮,有人称为“白纸运动”。

外界观察者多在讨论这一波浪潮会有怎样的发展方向;而尽管同在现场,抗议者的背景、诉求、政治倾向也有很大不同。歪脑采访了多位参加了国内、香港、海外行动的参与者,希望看见每一个不一样的面孔。

 

我听到很多尖叫,入夜后警察不再掩饰暴力

——上海,橙汁,90后

我大概初高中就觉醒了。那时还无法梳理这种愤怒来自哪里,更多投向人和政治环境。大学就明白具体原因了。

其实第一天晚上已经想去了,但最后因为有事没去;第二天知道前一晚有很多人,才又决定去。即便没有做任何事,走出来也会害怕,因为你知道“他们”是不讲道理的。但紧张感会逐渐消散,当你看到身边有那么多的人时,甚至有些人可能曾觉得TA不会站出来,但TA们在那里。

那天路上有很多女生或酷儿朋友,也让我感到一些安全感。有女生在路上看到落单女生,会说不要落单,大家一起走。这样的善意总让人觉得充满力量,很多时候大家一起调侃、吐槽、咒骂,也让紧张感消散些。

我去时是下午,警察已经封路了。开始其实现场氛围很好,大家只是站在那里,没有什么冲突。开始时,身上有反光标识的警察会说,让大家不要挡到路人走路。

但不久后,警察在逼仄的人行道上不断赶人走,态度凶狠,不管前面是否有路可走。这时,警察和原本静静待着的人发生了言语冲突,他们故意用闪电筒直射人的眼睛,让人非常不适。警察疏散人群时,丝毫不顾大家安全,但是群众在互相提醒彼此不要受伤。到晚上,人群被警察疏散了很多,警察更加暴力,不再掩饰。我在远处,也听到了很多尖叫声,觉得很恐怖。

我的诉求主要是:取消无休止的封控与核酸检测,政府为疫政导致的死伤道歉与负责,释放因此被抓的人。

我也并不惊讶有人喊出“共产党下台”等政治口号。我想这次抗议的发生,是三年来积攒的悲愤吧,各种政策造成的死伤、延误救助,都让人无比绝望。火灾后的新闻发布会,无疑是在人们的怒火上浇油。

我虽然会担心被算帐——因为这也是他们会干的事——但更担心那些更前方的人的安危。

 

有些男性的发言比较自我中心,和主题没关系

——美国,鼠鼠,00后

我从小莫名对权力有反叛思想。小学时,有个男生当了体育委员,明明不需要很凶地对大家,也会拿鸡毛当令箭,训斥同学,甚至动手。有个词叫“权欲熏心”,我感觉权力真的会连小孩的心都熏黑。我起草了联名信,让班上大家签名后放在班主任桌上,成功把他弹劾了。

所以我一直觉得民主是有效的。

我初高中都在国内,学历史时老师讲过六四的信息。高中期间在海外游学,遇上刘晓波去世,了解到更多这个政权的恶行。后来朋友运营一个LGBTQ账号,我开始关注性别议题。一次女权主义者组织的活动里,我了解到中国女权老一辈行动派和草根组织者。也因关注女权行动者大兔的伴侣小危,接触一些左派理论。

来美国上大学后,对留学生圈子比较失望。中国留学生学生会主导了所有的群,有女权主义者在群里发刘强东事件的帖,被男生骂,而且踢出群。我加入了一些本地美国人的左翼社团,包括较激进的无政府主义社团。因为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我都想支持边缘、弱势群体发声。

集会一开始,我纠结了很久要不要去,因为知道有些不太OK的男生会去。之前在一堂课上,我讲了女权五姐妹的事情,有个中国男生质疑我,还说刘强东是被仙人跳。他不是粉红,但他只是反对压迫他的中共,却并没有关注和反思更多弱势群体的议题。

到了现场后,发现比较杂乱,没人组织领导。发起集会的好像是新生,也没经验,就说想顺其自然。很多人来了后围着蜡烛静静站着,然后突然有个男生大声说他学宗教学的,想带领大家做祷告。他说了很长时间,但没有什么记忆点,都是笼统的口号,让人很不耐烦。

又有几个男性出来讲话,都在抢话头。有一个自称40多岁来重读本科的人,喊了些激昂口号。

我和朋友总体感觉,这些男性的发言比较自我中心,和集会主题没什么关系。还有一个男的暴怒地喊“习近平、共产党操你妈”,非常刺耳,我和朋友拒绝跟着喊这种厌女口号。后来我们鼓励一些女生发言,就比较多分享感受和经历,获得很多共鸣。

我比较难过的一点在于,我一直在社交媒体发中国对女性和性少数的压迫,包括疫情三年来各种压迫,但美国左翼无视我的内容,不会点赞或转发。可能因为在中美对抗语境下,我说中国“坏话”像在反中国和社会主义,“不够左派”。集会来了六、七个白人,我也用英语发言,希望美国人不要二极管思维,要支持中国人的抗争。

后来发生了冲突。有个过路的男生突然在外围喊话,说,你们反抗我能理解,但你们要去多学习中共的系统是怎么运作的,要多了解事实之类,就像来教课一样。那个40多岁的男性开始大叫,“你什么意思”、“你是想捣乱吗?”。大家有些惶恐,不知怎么面对这种冲突。

说刘强东被仙人跳的男生后来也来了,我非常紧张。他说,你们的愤怒已经很多了,情绪很多了,不需要再多了。你们现在该做的是把情绪落到实处,学政治的就该去研究体制,学那个的就该去怎样怎样,说了一大堆指导大家的话。四十多岁的男性又开始破口大骂,且有暴力倾向,后来很多女生把他拦下来了。

我感到很疲惫。

但也安慰自己这是正常的。我对中国的状况已经很绝望了,任何反抗的想法我都支持,做一点点都觉得很不错了,毕竟我们和八九一代断代了30年,没有任何经验。

现场没有提出共同的诉求,但至少有结束清零政策的共识在,这是最基本的。就我来说,我希望根本的体制改变,结束共产党一党专政,希望中国人有选票,能多党执政。反习近平更多只是发泄情绪,即使他下台,有更多独裁者可以上去。

我观察到一些女权主义者说,政权是男人搞的,反抗的也是男的,不要为男人送死,要保护好自己之类的话。但我们无法独善其身,计划生育、三胎政策,国家对女性的压迫是对所有人压迫的一部分。我想让女权和性少数的权益被纳入考虑,但如果没有民主,我们连选票都没有,没有途径去实现。

所以我的女权诉求和结束专制的诉求非常一致。我期待女权主义者一起反抗这个政权。

 

这件事目前只在非常狭小的精英圈传播

——北京,Woody Guthrie,90后

我的成长里,没有政治启蒙和觉醒一说,对我来说都一样。我的青年时代在微博冲浪中度过,那时没有审核,微博做了很多揭露真相的好事。我觉得很多人明知道世上有很多谎言,但仍愿意活在谎言里,因为没法挣脱,不是吗?

去抗议现场的原因是为了亲历现场,我是一个编剧,感觉很难得也有意义,估计以后很难遇见了,说不定是很好的素材。

我没什么太大诉求,就是想去现场感受感受,顺便跟着喊两嗓子,当然也希望能够改变疫情格局,但诉求并不强烈。这是我人生首次参与这样的事,出去时不害怕也不担心。

整体来说大家还是很和平的,很有秩序,警方也表示能理解,只是每个人屁股位置都不一样,都是人啊。现场气氛很好,大家都在唱歌,但是整体太重复、木讷了,更多是发泄情绪,不是真的有所诉求。

警察其实一直都在,大家对警察的反应有怨言,但也不敢怎么样,警察也不敢拿群众怎么样。

游行时警方想堵路,让大家往回走,没想到群众都停了下来,也不后退。警方领导就过来,让警察都让开,让大家走。北京人,还是比较懂怎么把握尺度,保护自己,说白了,还是怂。

对于有人喊起政治性口号,我不惊讶,之前各地不都有吗?我觉得这次抗议潮能释放压抑,做些改变,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吧,令人感觉有希望,争取权利
是有用的。因为情绪是最大的力量。愤怒是因为情绪积压了很久,太多人生活受到了影响。

我不担心秋后算帐。他们没那么牛逼,整体还是低技术手段,装的,不然也不需要“健康宝”了。也没做出什么太出格的事啊,算不到什么帐,顶多给警告。我没有“豁出去”的感觉。只要提前做好准备,戴帽子,不扫码,路上也开飞行模式——虽然后面开了网络,想想也无所谓。

我觉得这事会掀起一些波澜吧,促成一些改变,但是现实作用不会很好。这些事目前仅在非常狭小的圈子里传播,或说艺术圈、知识圈等受过教育的精英团体里;在中国的大众世界里,并没有太多认识。主要还是媒体的缺失。

 

香港人的反应情有可原,毕竟2019内地人说过很多难听的话

——香港,Barbara,90后

我来自中国北方一个城市,在香港定居五年。

我一开始觉得香港比较不友善,没有温度,人很mean,挺讨厌;但渐渐发现无法不喜欢这个地方,因为香港人的mean其实只是表面,穿过表面就发现,他们都人很好。她是一个有温度的,嘻笑怒骂的城市。

我感受是,香港跟内地最大裂痕在2019年出现。

现在我不再主动看微博了,内地的朋友都不再主动联系了,2019年后他们有时会问我,香港怎么样了?在我看来,他们就想用香港的不安稳,去证明自己的太平生活,用快感凌驾香港人的痛。我觉得再聊下去也没意义。

我不会主动去接收内地的消息。因为一开始武汉封城、李文亮医生、再到艾芬,很多事情发生,给了我太大压力:(内地)大家都无动于衷,如果我投入感情,但看不到其他有反应的人,情绪就有很大内耗。大家的愤怒都太短暂,一晚过去就没事,发朋友圈后就没有下文,大家是不是忘了?如果你只是发朋友圈,现实继续安稳、静好,那你不过想找参与感。

我觉得根本问题就是体制的恶,不是解除封控、还给香港自治就能解决的。体制的恶让它变成一块充满破洞的布,修修补补过后,到头来还是改不掉破烂本质,那为什么不换别的布?然而没人留意,也没人讨论。

那天醒来后,我发现各地高校学生组织起来了。真正令我愿意再走出来、接收内地信息的触发点,不是乌鲁木齐火灾,是终于有人不再停留在发朋友圈,而是走到现实里行动。

我其实不太在乎他们提出的诉求。各地控封模式不一样,民情不一样,上海、郑州有各自诉求,没问题的。但更重要是大家要想一想,既然各地都有自己的诉求,是否反证了执政者哪都做不好?

我不在意我是否活在夹缝中,我不在意别人怎样看我。一般香港人知道我是内地来的,就先入为主以为我是小粉红。对反封控抗议,我当然知道香港人有不同的解读和反应,但情有可原吧,毕竟2019年内地网民真的说了很多难听的话。

 

在现场,我听到“宁可先牺牲自由,也要搞定分裂势力”

——美国,Heidi,90后

我是台湾人。为了支持中国人要求解封、追求言论自由、反对威权统治的运动,我跟几个中国朋友一起翘课,开三个多小时车,从奥尔巴尼到纽约参加集会,我希望参与这个时刻。我很珍惜从天安门学运以来,第一次机会,中国人终于能喊出“我们要自由”。

大一那年,我第一次参加社会运动,台湾的太阳花运动。后来一直关注台湾、中国、香港议题,包括反送中运动。今年我们在奥尔巴尼组织了《时代革命》的放映会,发现其实有些中国人很关心香港议题,且愿意参加。所以我一直怀着强烈期待,能看到这一天。

但现场一件事让我感到震惊。当时人非常多,我站在较后位置,很难听清台上发言。可能是看到来了很多维吾尔、西藏、香港和台湾人,一群站在我旁边的男士,上一秒还一起高喊“我们要自由”,下一秒突然说,宁可先牺牲一下这些权利,也要搞定分裂势力。我愣住了,很愤怒:我们刚刚才一起喊出的自由,是同样的意义吗?我们刚刚一起喊出的人权,是同样的意思吗?

这刻我很怀疑,我们是否在说同一种语言;我们喊的是同一个口号,但显然我跟身边人期待的很不一样。

我对这个集会和中国人的支持,是基于对人的关心、对人权的支持。如果一个人相信的民主自由的意思,是人人自己定义想要的生活方式、尊重彼此的选择,那怎么会觉得统一台湾或镇压香港是自由的展现呢?

如果我们一起追求的,是政策需要真正考虑并尊重“人”;如果无论自认为是中国人、台湾人、香港人、维吾尔人,每一个人,都生而该被赋予自由,选择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并有资格如其所欲表达,那么,谁来定性什么叫内乱或分裂?凭什么?凭你是中国人吗?我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我就活该要被导弹打?这是人民做主,这是尊重自由吗?你们的自由才是自由,我们的就不是吗?

是,中国还有很长路要走,我也不是非得想这么多,反正死的不是台湾人,自杀的不是台湾人,防疫政策导致经济困难或亲友死亡的也不在台湾,我可以不用在乎。

但我在乎。我之所以在乎,甚至感同身受,想要站出来表态,根本无关国籍,我在乎每个因不平等政策死去的人,在乎应该获得正确讯息的人,所以来到纽约。我对纽约期待很高,觉得来这里的多是精英,会读海外文献,会反思。难道听中国政府说什么就是什么吗?

我愤怒的是,难道这场运动呼吁的“自由”如此廉价,这场运动的反思如此单薄?每一滴血,每一个死去的生命,都是一样的,同样都是底线。不是吗?

我不知怎样回应,就远离了他们,后来才开始慢慢处理自己的情绪。说到底,这场运动中国人是主体,之后可能有更多镇压,是你们需要继续背负接下来的事。我还是愿意支持中国人抗争,但很多问题需要你们内部讨论和反思。

我也想过,只有中国民主化,台湾才真正安全,身边的人都有同感。但第二句话是,推动民主化过程中出现的冲突,很容易让台湾变成一张安全牌被打出。毕竟极权需要重新获得合法性,以及团结内部,最简单方法就是对外开战。台湾永远是开战的第一选择。我担心这个运动会促进习近平攻击台湾的意图。除非运动有持续的能量,让他自顾不暇;但更可能的是,矛盾被转移到台湾,他通过打台湾,收获很多民意支持。

局势还在持续变化,现在说什么都还太早。

 

我没有勇气带头,但一定会加入

——上海,海怪吴,90后

我相信绝大多数人中国人都认为线下抗议很难再在这个地方发生,尤其1989年之后,即使有那么大部分人想这样做,即使有大部分人内心仍充斥理想主义,但我们没人真正有勇气再带头这样去做。

直到这次上海乌鲁木齐中路上大家自发悼念开始。我不清楚之后在场群众如何从悼念形成集体抗议,但当时在朋友圈刷到后,我知道我不能不参与。无论从对我的个体意义来说,还是这次抗议的历史意义来说,我都必须和大家站在一起。

这无关我是否有勇气,而是作为一个人类,看到、感知到残暴的事件后,本能应该去呐喊的。而且,这是如今中国人在困境当中的重要突破,无论结果如何,这样的抗议也需要出现,需要被大家看到,我必须必须参与其中。

这是我人生第一次参与这样的行动。我的政治启蒙大概是在16、17岁,当时认识了一个香港的朋友,他让我在Youtube看了天安门事件的纪录片。

我觉得自己是个非常理想主义的人,我想这样做很久很久了,只是我不是有勇气敢去带头的人,但如果有这样的声音,我是一定会加入的。可能很多人连到现场都不敢,但我相信勇气是可以从一个个体感染另一个个体,直到变成了群体的,所以我希望每个人都能这样做。

我是一个人去的,出去时也没什么担心,也不害怕,立马打了辆车去,在车上心急如焚,生怕到了群众已经散去,那时就是有种召唤感。那条路聚了太多人,快到时非常堵车,我让司机放我下车,一路几乎奔跑着到了现场。奔跑时的感觉让我想到娄烨电影《颐和园》里的大学生,我好像在那刻身同感受到了。当时手里还拿着当晚朋友还我的书,李沧东的《烧纸》。

到现场后,我没到最前面去。我所在的周围大家都在理性抗议,喊的口号有“健康码操你妈、保持愤怒、为人民服务”,有人举着白纸,有人拿着手机记录眼前一切,至少我感觉挺齐心的,周围也没人在故意搞什么事情。站在原地时还碰到好几个朋友,我就和朋友们一直站在一起。

我是基于对防疫手段的不满去的,后来上升至“共产党下台”,我表示理解,但就没再跟着喊了,因为我的认知是这样的事不会一步到位,对我个人来说,能做的就是表达出这次的诉求就好。

但有人喊出“共产党下台”,我一点都不惊讶,我内心当然也是如此希望的,只是觉得每次诉求要准确,这个事情刚开始,也不会一步到位。

至于秋后算帐我是不担心的,因为认识的、不认识的跟大家站在一起,反而安心。在一起很重要。对这次抗议,我的看法总体是乐观的,至少这么多年后,觉得在中国不可能再发生的事,真正的发生了!尽管只持续了两天。之后会怎样发展不好说,但一旦再有类似事情发生,就很难压住大家了。

 

一步到位表达要求共产党下台的话,很可能引起国内民众反弹

——日本,费列克斯小伙子,90后

我来日本留学快三年了,我的政治启蒙其实挺早,大概初中开始萌芽。中共的政治课本里写“为人民服务”、“选举人大代表”、“共产党为人民”之类的,当时我真的信了,所以现实与这些理念严重偏离时,本能地我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加上家里有人在体制内,我从他们的聊天中知道了更多。

乌鲁木齐大火的一触即发其实很好理解,可以理解为一次小规模的“总爆发”。已经“反人类”封控三年了,各种悲剧层出不穷,虽然中国人确实健忘,但是恐惧会深埋心底,总有一天会因为某个事情引爆这种恐惧,乌鲁木齐火灾就是引爆恐惧的种子。各阶层都有封控下痛苦的共同记忆。

我去悼念的原因很单纯。每天有大量令人愤怒的截图流出,我恰好看到一个近乎法西斯的言论,是核酸利益相关者要求继续封控,丝毫不管民众死活。加上我本身不想再无底线懦弱下去,所以看到活动相关消息就去了。

以前完全没参与过这样的行动,是第一次参与,但就算人在海外,肯定还是会担心,毕竟最近看到中共在海外压制人权的手段。到现场时,气氛确实热烈高涨,人挺多的,有六十人吧,我本来预期可能只有二十来个。我不认识现场的人,但有种连结起来的感觉。对我来说,这是第一次这么互相信任、最大限度地互相支持。

如果一定要说我的诉求,就是希望多个人、多一分渺茫的希望,我想尽绵薄之力促成国内解封、不核酸,就算不行,至少做到日本、台湾、韩国的防疫模式。很多人喊出“共产党下台”之类的口号,我承认我也想这样,但很担心现在的趋势,我知道现在绝对不是时候,如果搞不好的话,这会造成…类似六四的结果,虽然时代变了,不会那么严重,但肯定会导致流血。

现场其他人喊“共产党下台”时,我就感到顾虑了。我希望在海外参与能实际帮到国内人的诉求,中策和上策应该是要求解封、要求不核酸,最差也是要求财政赔偿火灾受害者,且有限度地要求习近平下台。目前一步到位表达要求共产党下台的话,很可能引起国内民众反弹,毕竟经过长期的洗脑教育。这不但帮不到他们,也会加重国内和海外华人的对立情绪。我真的希望我们可以至少先成功,拿到一次阶段性重大胜利。

 

我理解海外小粉红的心情,但那种“强大”不正义

——台北,莴苣,90后

我来台湾读书数年了。从小的环境是主流中国教育,但里面还是有民主、人权的,除了那套“大外宣”的东西,我其实真心相信里面的价值。

我的启蒙来自于我在微博就一些公共议题发表看法时遭遇审查。这对我来说是个重击。我如今是个写作者,不断跟审查玩捉迷藏,过程中也累积了一些斗争经验。关心议题的人会慢慢知道“线”在哪,自我审查不一定让我们声音变小,也可能让连结变广,这是在高压下发声的不得已。那对我来说,是一段在中国参与行动的记忆。

但这种同仇敌忾的密码,慢慢不奏效了。从反送中运动到疫情,我微博屡次被禁言,一年又一年半,它会追加责任,半年前发的还数罪并罚。所有发声渠道都关闭,最后只能剩下白纸。李文亮的事也让我很冲击,我跟朋友到平溪放天灯,周围人写的都是发大财什么的,我写的是“李文亮平反”跟“新闻自由”。

一开始来台,有段时间很失望,因为我没来过台湾,本以为是自由民主很友善的地方,结果大家听我的口音,仇中情绪就多少起来了。后来我认识的朋友变多,大家认识我的脉络、观念、更多的中国议题,我突然意识到,我好像也要承担这个仇恨。

有一次在公开场合,大家都不太说话,我得主持,就开口说:“大家好,我是敌国人”,场子一下融化了,大家都在笑,那瞬间我突然意识到,我只想到自己是两岸关系的受害者,大家的反应、敌对的情绪其实也是受害的结果。所以我选择承担这件事,既然我是这个身份,那我就更多地去交流这件事。

所谓“海外小粉红”现象一直是我觉得很微妙的。我从自己的经历里,理解了大家出国后被排挤、贬低,很想要一个强大的事物推着你的心情。但我的想法不是这样,对我来讲,那个“强大”是不正义的。

我观察到有台湾的大学的同学关心这件事,我很感动,因为我知道他们的成长中,一直被中国压在身上。有些人当然会觉得“关我屁事”、或“这不是场有效的民主运动”、“你们最终还不是想要统一”。可我其实就想分清楚,起码我的(中国)同温层里面,(朋友们)不是暴力去对待台湾议题,而是尊重台湾的民主,也想让台湾人自己作主。

其实我觉得台湾的大学生很体贴。就是会体贴我们的情况吧?没有想把议题变得更危险。但这也很讽刺,因为你在中国,想要任何基本权益,都会变成跟整个政府在对抗。

我希望这场运动是多元又不分裂的。但可能我比较悲观,看到各式各样的运动最后总会变成党同伐异的过程。虽然也许不会实现,但我的诉求可能是希望中国民主化,这可能是个特别像美梦的想像。

我希望把基础的诉求做好——释放学生、科学防疫、警察道歉。至于更激进的诉求,我自己没什么反对的感觉。这是个大坝溃堤的过程,它不该是个问题,而是责任,是身为运动者的责任,去厘清,去表达,去沟通。

 

我不抱任何期待,只想表达悲愤

——香港,木晴,00后

我的政治抑郁可能有四五年了,在疫情前就开始,已经习惯了。

Metoo运动是起点,而影响比较大的可能是2019年夏天,那时在香港,当时不完全理解发生的事,但直觉认为并非像内地朋友想的那样。所以每天看到内地社交媒体的新闻,都很痛苦,也试过和朋友讨论而被人身攻击、甚至被贴到网上。

2020年疫情爆发,内地社交平台充满不断被删除的求助信息和视频,李文亮医生的死也很影响我情绪,每天哭几个钟头。我自身经历的不多,但我没法不去听远方的哭声。总的来说,17岁后我就再没有开心过。我很悲观,觉得自己改变不了什么,但我坚持这种痛苦是必要的。

那晚我在中环悼念火灾死难者,现场很平和,大家很有秩序也很安静。我听说悼念有经过许可(编者注:实际上活动并未获得许可),警察也没有立刻干预,和我想像的不一样。本来只想放下花就走,但看到大家都静静地站着,也忍不住多站了一会。

跟内地相比,香港悼念规模算很小,感觉记者比悼念的人还多。他们绝大部份都是说普通话的内地学生,大家都有点害怕,但站在一起感觉会好些。还未到八点,警察以“限聚令”为由清场。离开后,我听说有“小粉红”殴打参与者被抓,感觉蛮丢脸的。

对于内地“道歉、复工复产、废除监控、废除核酸、言论自由”等诉求,一方面我觉得提炼得准确,但另一方面,那些牺牲、受伤让我很难过。无论是乌鲁木齐大火死者,还是广州南沙上吊的女子都让我很痛心,不表达出来我会良心不安,没法继续看似正常地生活。

可能见过这几年种种牺牲的人,深陷失望,我已失去提出“诉求”的动力。无论什么诉求,在此地都无法实现,也不抱任何期待,可能我只想表达一种悲愤。

我明白很多人只是因为封控、核酸不满,无法将这些事和真正的“大象”联系在一起。我们生活在一个缺少公共生活、实践机会、稍稍动作就得付出很大代价的社会。“不熟练”很正常,我同温层的朋友其实都比较悲观:造成改变需要策略、节奏、极团结的抗争,我不认为这样生疏的实践可以做到。但这无碍它造成一些压力。

在如今的中国,能看到那么多勇敢的人,已经是件离奇的事。我觉得那是种好的练习,至少可以慢慢习惯通过反抗获得想要的改变。就算不能,在这段历史中,我们有一刻“站在一起”,也是件好事。

(为保护受访对象隐私,以上皆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