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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外教师漂在阿富汗7个月 给塔利班警察写来华推荐信

汪段泳: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研究员、中国海外利益研究中心主任

采访汪段泳并不容易,这位上海外国语大学教师正在阿富汗做田野调查。趁他回到首都喀布尔休整有网络期间,我们通过视频进行对话。

汪段泳的研究方向是中国的海外利益,主要关注海外投资与海外公民安全两部分。从2011年起,他陆续到非洲、北美、南亚等地十多个国家进行田野调查。由于疫情之下回国不易,他已在海外漂泊了两年多。

近些年,海外田野调查越来越成为热词,茂密的山林、清澈的河流、乖巧的动物,再配上当地民众朴实的笑容,一张张高颜值照片仿佛暗示一切都那么岁月静好。

那么,滤镜之下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南非国父曼德拉有篇著名演讲《自由之路无坦途》,而汪段泳喜欢说“田野之路无坦途”。

在接受完这次视频专访后,他又要进山了。

“只要没有肉眼可见的污浊,

泥塘里的水也要喝下去”

自2021年11月从巴基斯坦进入阿富汗至今,汪段泳已四赴当地,陆陆续续生活7个多月。在这个山地和高原占国土面积80%的古国,他的陆地行程已超万公里,足迹覆盖大半个国家。

采访中,汪段泳一直在为田野调查“去浪漫化”:“我有时会和同行交流,你有没有被当地人敲诈、欺负、虐待过?有没有被歹徒拿刀劫持过?有没有在贫民窟路边摊买过吃的?有没有在荒郊野外喝过土坑里的脏水?如果都没有,就我个人经历而言,我们对田野调查的认识或许不太一样。”

还是以阿富汗为例,经历了几十年战乱,这个人均GDP500美元的国度,基础设施超乎想象的差。除了几座主要城市外,其他地方道路车速超不过每小时15公里,一路颠簸后,车辆出故障成常态。

最险的一次是走山路时,越野车刹车完全失灵。周边荒山野岭人烟稀少,最近的修车点也在百公里外。“求援脱困的时间远超预期。尽管车上有饮用水和食品,但还是不够。”他说,这时就不能太讲究,只要没有肉眼可见的污浊,泥塘里的水也要喝下去,“最重要的是保持体力能干活。如果还要保持国内卫生习惯,就田野工作而言是不适合的。”

即便回到喀布尔城内,生活也相当艰苦。阿富汗长年电力缺口达50%以上,最近由于经济形势恶化,向外购电能力进一步下降。即便条件较好社区,从凌晨一直停到下午也属正常。此外就是做饭,它的意义早已超过填饱肚子,“经验告诉我,在海外哪怕能烧出一个不糊锅的中国菜,也就可以在当地华人圈迅速拓展人脉了。”说到这里,汪段泳笑了。

就在我们对话的那天,喀布尔又发生爆炸。阿富汗目前是全球恐怖袭击风险最高的国家,“没有之一”。

谁也不希望遇到危险,但在海外田野调查中,很难避免不可控的风险。“到现在没出事只是运气好而已。”汪段泳坦言,很多时候危险往往是“擦肩而过”,不能指望永远能“顺风相送”。

因此,即便越来越多人给田野调查戴上耀眼光环,但汪段泳坚持认为,田野调查只能作为个人选择,而不应该作为学术要求。这位经济学博士看来,每个人的行为都要有明确边界,不要产生“负外部性”,“我以前没有、现在也不愿,将来也不会以派往风险地区进行田野调查的方式来培养学生。”

田野调查就像断案

这些年,汪段泳的田野调查既是惊险之旅,也是发现之旅。

11年前,他开始第一次海外田野调查,去非洲矿产大国,也是最乱国家之一的刚果(金)。“在那里的50天时间,打破了我之前对非洲的所有认识。”在之后10年间,他去过埃及、苏丹、吉布提、乌干达、安哥拉、尼日利亚等国,总共在这块炎热大陆生活了4年,“与当地人打交道是必须的,即便心存恐惧。经验告诉我,努力想办法,不少情况下还是能实现交流的。”

同样的,阿富汗之行也让他对这个古国有全新认识。他举了个例子,刚到喀布尔几天,他就被路口检查的塔利班警察扣留并带到小黑屋。之后他通过交流发现,这位警察是当地一所名校的农学毕业生,还参加过国际学术会议。这与外界对塔利班的固有印象不同,汪段泳于是壮起胆子和对方聊了起来。

“他主动介绍阿富汗农业发展情况。我读硕士时也学过农学课程,这次阿富汗之行前也做过功课,就指出对方一些错误。”汪段泳回忆,等聊到兴头时,这名警察还请他为自己写封来华深造的推荐信。

名校学生为何会当塔利班警察,背后有没有这个国家深层次的原因?每段类似的小插曲,往往能为了解这个神秘国家打开一扇窗户。于是,随着田野调查步步推进,当越来越多的“违和”被发现,离真相或许也就越来越近。

有种观点认为,田野调查就像断案,是一种证实或证伪的现场应用。具体而言,导致一个事件发生的因果链条理论上有很多种,但真实世界中起作用的只有几种甚至一种,“很多情况下,只有贴近现场观察,才能发现究竟哪种在起作用,或许还能发现事先未知的新因果链。”

采访中,汪段泳还提到个小故事,十多年前他在刚果(金)做田野调查时,关注某个中企在当地项目。在查阅资料和实地走访后发现,研究这个中国项目的都是欧美人。在当地,汪段泳访问了一位比利时女博士生。当被问及“害不害怕”时,女士淡定回答:“我在这待了一年半,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在街头咖啡馆见面聊天。”

汪段泳很是感慨,如果想做真正的区域国别研究,那在对象国的物理存在是种“标配”,有的大家在对象国生活了十年甚至二十年,“我在非洲4年、巴基斯坦一年半、阿富汗7个月,远远不够”。

田野调查只是点石成金

尽管田野调查经历很夺人眼球,但在采访中,汪段泳反复强调,千万不能迷信或神话在海外的那段时间。

他以2016年第二次去刚果(金)做田野调查为例。虽然在当地只待了10天,但行前围绕课题读了167篇文献资料,涉及国际关系、投资贸易、自然科学等领域;回来后,根据现场发现补充了行业统计资料等大量数据,“艰苦的阅读和枯燥的数据分析,才是所有田野工作的基础。”他认为,田野调查更多属于边际贡献,案头工作与之比重至少需要20比1。

他就此还向中南大学中国村落文化研究中心胡彬彬教授请教,后者已从事田野调查近40年。胡先生告诉他,20比1可能说明案头工夫还没下够。按他经验,再翻一番也是常有的事儿。

由此可见,田野调查从来不是“见山是山,见水是水”。相反,很多时候由于闯入陌生领域,探索过程就是“以无知求未知”,甚至是“摸不着头脑的摸索”。这一过程中,要想保持充分的常识感来应对不确定性,那准确掌握方法论尤为重要。这也就再次说明,探索和调查并非只发生在田野现场,而是需要平时不断案头积累,以提高自身素养。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或许,田野调查只是那“点石成金”的一瞬间。

从这个角度来说,真正的田野调查从不是让研究走上快速路的终南捷径,相反它需要准备更多知识、投入更大工作量、延展更长成果生产周期。现实情况是,一边是田野调查“变现”过程相当漫长;另一边是在知识半衰期迅速缩短的当下,学术体制要求学人快速成长,田野调查的性价比需精细计算。

“好友反复批评我‘不田野、无文章”只是给自己低产出找借口,我是同意的。”汪段泳说,11年前的初次海外田野调查或许是误打误撞,但没想到从此就在这条“不归路”上越走越远。

好消息是,越来越多的上外师生希望投身海外田野调查,汪段泳倍感期待:“我外已经明确要推动国别区域研究,相信大家会通过田野工作做出更多有价值的科研贡献。整个学术共同体队伍的繁荣壮大,也意味着学术生态环境在优化改善。”

采访最后,我们谈到田野调查的学术伦理。汪段泳认为,研究的终极目标还是“活在当下”。所以,田野调查绝不是把他处看作是“人间动物园”或“历史试验场”,而是要时刻怀抱同理心与自省精神,视“他”为“我”,以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代入式观察,发现我们的过去、检视我们的现在、估测我们的未来。

他引用当代著名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的话来总结——“通过对他者的观察,来完成对自身的审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