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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权力”瓦解 人与人回归正常 3年来恐惧最少的时刻…

张3丰的世界|有玩笑有商量,保安又变回保安了

昨天石家庄的病例清零了,而我所在的成都,公布的感染数只有70多。

没有人会在意这样的数字,因为它完全是虚假的。它反映的无非是一个事实:不再全员核酸,我们就没有靠谱的统计数字了。网上有不少朋友在自己统计,很多微信群都在统计有多少群友阳性。

过去的统计方式,我认为上海市民使用的一个词最为准确,他们叫“大筛”,也就是通过核酸进行大筛查。这是一种自上而下的、由权力主导的筛选。它的成本是巨大的,9月份成都疫情的时候,每天感染几十例,但是全市2000万人做核酸。

这种权力运行机制还有一个严重的后果。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机制,我们可以从大白或者保安这种“末梢”上观察到权力的恶。脱掉大白服装,就成了普通人,而一旦穿上,仿佛就拥有了对他人生命的主宰权。

昨天在小区门口,一个外卖小哥要进来。他没有穿外卖套装,应该是真正的“临时工”。他也没有戴口罩。保安拦住了他,“你还是把口罩戴上呀。”外卖员笑着说:“既然每个人都要感染,戴不戴有什么区别?”保安也笑了:“晚一点总好一点嘛。”

那种临时的“权力”土崩瓦解了,因为有玩笑,有商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开始正常,“社会”就开始复苏了。

现在这种状态,当然也有让人担心的一面。昨晚在玉林和朋友吃饭,明显感觉到人流变少,很多人都窝在家里了。这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状态”,每个人都会对风险进行评估,做一些应对的准备。

很多人也感到困惑:现在完全不知道有多少人感染了,北京有多少,成都有多少,我们再也没有数字了。

当自上而下的“筛查”不能继续,就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因为我们没有别的统计工具和机制。

日本、美国的情况,我多少知道一点。因为政府权力有限,他们从来不做全员核酸,采用的是一种自愿汇报的统计办法。你发烧了,自己买一个抗原,测出来是阳性,可以打电话或者发邮件给卫生部门,就进入了统计渠道。

如果你“汇报”了,会得到一些回报,比如一份指南,也可能寄药物和食品给你(大多是病好了才能收到),或者是申请政府补贴的证据(很多国家会直接给个人发钱)。但是,如果你选择不报,也没有任何问题。

这是一种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统计模式,也是不同的思维模式:从个人开始,从权利开始。公共卫生部门得到的都是“上报”数据,不够精确,但是又能大致反映出来趋势。如果再建立一个可以推算的模型,也能获得更准确的数据。

这种统计本质上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的。政府信任个人,个人也相信以专家发言会代表的疫情判断。印象中2020年病毒还很厉害的时候,日本有一阵感染者很多,政府担心会出现医疗挤兑,呼吁轻症自己在家隔离,自己扛着——当时真有一种悲壮感,但是很多日本人就真的在家扛了。

这种基于信任的统计有一个好处,它是最不容易导致恐慌的。当然,恐惧病毒是人的天性,他们也会害怕。但是人们会在基于信任的互动中,最大程度克服恐惧。2020年,欧美疫情严重的时候,很多体育明星都感染了,他们都出来接受采访,向公众讲述自己的症状,这在很大程度上鼓舞了人们。

现在我们也到了这一步了。周围朋友纷纷中招,而我感受到这是三年来“恐惧”最少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