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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鑫宇事件发布会能挽救公信力吗?

在铅山县举行的胡鑫宇事件发布会,值得专门写一篇。一个原因是,这是一次出乎意料的发布形式,一个本可以用长篇通报就可以完成的发布使命,何以采取直播的形式?背后的决策动机自然无法了解,但表现出来的形式及其考虑值得探究。‍‍‍‍‍‍‍‍‍‍‍‍‍‍‍‍‍‍‍‍‍‍‍‍‍‍‍‍‍‍‍‍‍

另外一个值得,是需要分析一个问题,那就是采取直播发布会的形式,会否比单纯的文字通报更有效?我们也看到,列席参会的人都是念出准备好的材料,严格限制了发布会的自由问答,相当于将纯文字发布转成纯文字的视频版,为什么要这样?‍‍‍‍‍‍‍‍‍‍‍‍‍‍‍‍‍‍‍‍‍‍‍‍‍‍‍‍‍‍‍‍‍‍‍‍‍

一个猜测是,央视在本次舆情处置上介入程度高,作为一个建立在视频资料基础上的宣传平台,私心上对全程的视频呈现有专业追求。而且,在说服江西接受发布会时,有可能用两点公理来游说:1借用疫情发布会的通行模式并不难,2发布会比纸本通报更具说服力。‍‍‍‍‍‍‍‍‍‍‍‍‍‍‍‍‍‍

下面就试着分析这次发布会的形式、内容,以及发布会在实施上的讲究——这种讲究构成发布会顺利举行的基础条件,但它也会继续留下争议的把柄。所以,这里面包含着体制内相当层级的决策者的利弊权衡,是根据眼界力所做的“抓大放小”。‍‍‍‍‍

在1日预报发布会日程时,从“胡鑫宇事件”的措辞上,已经能猜测出调查的结论必定是自杀,而非他杀,否则就该用“胡鑫宇案”或者传出追捕的风声。果不其然,发布会开时不到一分钟,就抛出了胡鑫宇自杀,遗体场地为原始现场的核心结论,然后围绕它作证据铺陈。‍‍‍‍‍‍‍‍

看完整个发布会,能清晰地得出它力图实现的两大效果。其一是告知功能,胡鑫宇是自杀,尸检及现场勘察毫无疑问地证明这个鉴定结果,胡鑫宇有厌世求死的渴望与行为。第二个功能是震慑,披露了打击相关谣言的数个案例,潜台词几乎要明着说了。‍‍‍‍‍‍‍‍‍‍‍‍‍‍

发布会的告知功能,是以权威性来支持的,而震慑功能则以执法权力明示。这是两个相辅相成的功能,尤其是对后一种功能的宣告,是本次发布会重要的议程之一。它意思就是,以发布会告知的事实为准,最大限度挤压阴谋论在会后的生存空间。‍‍‍‍‍‍‍‍‍‍

为了实现发布会权威告知与严打震慑的两大功用,控制发布会的议程、内容及节奏就成为必须。首先,提问者必须可靠,严丝合缝承接回答者准备好的材料。人日、新华社、央视提问者的出场顺序自证了这个判断,这当然不是一个允许自由提问的发布会。‍‍‍‍‍‍

在这种情况下,发布会上的媒体业者其实不再是追寻真相的记者身份,而变成配合出演的工具人角色,成为政府信息发布的延伸与活道具。有一个细节暴露了本次问答掌控出现小小纰漏,央视的提问内容没有打磨好,预先准备的痕迹相当明显。‍‍‍‍‍‍‍‍‍‍‍‍‍‍‍‍‍‍‍‍‍‍‍‍‍

为了实现“我说你听”的告知功能,除了择定可靠的提问“支架”,还有一个关键是确保参与会议的其他“陪跑”记者不会超纲发问。为此,必须控制发布会节奏,即使有不识趣的非选定记者举手,也要视而不见,坚定不移地快速推进议程,而后果断宣布闭会。‍‍‍‍‍‍‍‍

考虑到发布会上毫不掩饰的掌控力度,用“竟然办了一个发布会”来论证胡鑫宇事件信息发布的“权威性”,两下并没有因果关系,除非为了混淆视听,否则在逻辑上是不成立的。这就涉及到胡鑫宇事件绕不开的公信力问题,它被发布会及其内容拯救了吗?‍‍‍‍‍‍‍‍‍‍‍‍‍‍‍‍‍

对忌惮舆情又不断制造舆情的上饶铅山来说,一定渴望知晓发布会两大功能的实现程度,尤其是:本次信息发布能否在公信力上得高分?从以下分析来说,成果不显著,情况比预期差。根本原因在于,发布会的事实披露与公信力得失之间的正向联动明显乏力。‍‍‍‍‍‍‍‍

即使许多心证胡鑫宇自杀的人——他们恰好是发布会可争取的对象——也承认一个道理,完美论证胡鑫宇自杀并不代表政府公信力瞬时满血复活。很简单。公信力涉及价值判断,事实判断对此有帮助,却是两回事,以迟来的事实论据追求即刻的公信力满足,近乎南辕北辙。‍‍‍‍‍‍‍‍‍‍‍‍‍

可以说,发布会在争取中产知识阶层里的中间听众群是有效的,但有效性仅仅体现在他们可以公开说出自杀推测,要让他们公开赞许公信力,恐怕是两回事。而对于那些靠某音某手吸收信息的人来说,发布会反而更容易搞混他们的头脑,效果也是不乐观。‍‍‍‍‍‍‍‍‍‍‍‍‍‍‍‍‍‍‍‍‍

当然,对于发布会上宣布打击谣言对象,上述两大听众群体都乐见:前者早就鄙夷、痛恨这些族类污染信息流,而后者则会无感于打击的成效与否,因为他们感知不到,也不认为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所以,带着目标的发布会能在分层的信息版图中能走多远。始终是要打个问号的。‍‍‍‍

这就要说到本次发布会的“硬伤”,它对论证胡鑫宇之死很用力,但是对涉及公信力的两大机制要素——搜寻效率与信息公开——一笔带过,作了极其明显的淡化处理,这让发布会在正面回应舆论质疑上缺乏诚意与事实,即使完美证明胡鑫宇死于自杀,也无法遮挡这块缺陷。‍‍‍‍‍‍‍‍‍

发布会上,公安专业人士自信地呈现了充分的司法鉴定成果,发布会在架设内容比例时想必也倾向于增加这块比重,同时减少对搜寻和信息方面的情况介绍与自我检讨,突出什么淡化什么早有设计。可若对标公信力问题,这种精心策划其实是露怯了。

确实,胡鑫宇发布会的掌控原则就是,权威在说话,而不是官民(媒体)在对话。形象地说,就是“你们怎么想不重要,我们怎么说才重要”。发布会上堆积了大量司法证据,但对无效搜寻与混乱信息处置语焉不详,民众希望发布会体现人民性,哪知道看到的都是专业性。‍‍‍‍‍‍‍‍‍‍‍‍‍‍‍‍

铅山县县委书记只说“痛心”,却无致歉之意,成为本次发布会上被诟病的地方。当然,对司法专业鉴定的强调,与对搜寻检讨的淡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如果早就定性胡鑫宇事件不是一起责任事故,如何承认行政有亏呢,为什么要主动揽责呢?‍‍‍‍‍‍‍

胡鑫宇失踪事件的人民性,体现在一个失踪的年轻人及其家庭有没有得到人道主义的关怀,以及基于高效施救所带来的、排除官僚主义的慰藉。完美论证自杀结论,再权威的司法鉴定及权威人士,只能供应专业性,有意无意疏远了事件中最影响公信力、国民最担忧的人民性问题。‍‍‍‍‍‍‍‍‍‍‍‍‍‍‍‍‍‍‍‍‍‍

就此而言,胡鑫宇事件发布会是不是一次成功的舆情应对样本,是需要追问,也值得追问的。这种“需要追问”建立在搜寻胡鑫宇106天而不得的事实基础上,对应的是权力如何对待未成年人失踪这一事件的本质。而“值得追问”,则因为要叫醒那些确实已经睡着的人。

概言之,胡鑫宇事件发布会虽然在确凿的事实前提下组织实施,丰富了蓝底白字的通报形式,却因为对该百日事件的功利性取舍,最后呈现出专业性有余,人民性不足的缺陷。重舆情处置,而轻民意抚慰,这让它的权威告知对挽救公信力难有建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