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陷“塔西佗陷阱” 习近平很清楚…

聿文视界: 中国政府为什么走不出“塔西佗陷阱”

邓聿文

资料照:一名记者在北京一家酒店的中共二十大新闻中心阅读有着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照片封面的杂志。(2022年10月19日)

“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泛指一个政府或政权由于丧失了人民对它的基本信任,无论它作什么或说什么,都不会认为是善意。

最新一起验证中国地方政府陷入“塔西佗陷阱”的事情,是近段时间闹得沸沸扬扬的胡鑫宇事件。胡鑫宇是江西上饶铅山县致远中学的一名住宿生,去年10月14日在校内离奇失踪,家属、志愿者和地方政府多番搜寻未果,百日后才被人发生吊死于粮库内的树林,而此地距学校的直线距离不过200米。尽管公安部门在调查和技术分析后已认定胡鑫宇系自缢死亡,但依然有很多人不相信警方的这个结论。

也许胡鑫宇的确死于自杀,因为一个中学生社会面很单纯,而且是在密封的校园内,又是在防疫最严格的阶段,从警方展示的证据看,似乎无法得出他杀的结论。可现在的问题是,此案从头至尾,由于过于离奇,很多疑点按常识无法解释,即使在警方建立了自杀的逻辑链并出示相关证据后,一些疑点还是得不到合理解释,比如,胡鑫宇既然决定自杀,为什么非要找一个偏僻、杂枝丛生的,人们不易找到的树林自缢?从而给了大众各种猜想的空间。

网传视频截图显示胡鑫宇被学校监控录像头拍到的画面。

“胡鑫宇事件”,地方官员指责自媒体带偏节奏

在“胡鑫宇事件”的发布会现场,地方官员指责舆论尤其一些自媒体为博眼球、流量或其他目的,而故意带偏节奏,陷政府于不义。众声喧哗下,当然不排除官方眼中的某些“不良”自媒体,会这样做,然官方也有意回避此事背景,即胡鑫宇在校园失踪的时候,正是中国动态清零最严之时,普通民众如果不带身份证和核酸检测证明等防疫证件,要离开自己的住所和工作单位,尚且寸步难行,一个中学生能跑多远?而胡鑫宇竟在校内的监控摄像头前失踪,一百多天找不到人,连地方政府组织的“地毯式搜索”都没有发生他的踪迹,就像外星人一样人间蒸发!这本身就是多么好的“造谣”素材,故要说一些自媒体用造谣煽起民众对政府的不满,也是政府的回应不力给了他们这个机会。

地方政府可能并没有不重视这个案子,它引起的全网关注和出现很多针对政府的不利传闻,会让地方政府倍感压力。事实上,江西针对此案成立了省市县三级政府相关部门组成的专班,期间也回应了家属和外界的质疑。但正如人们看到的,官方的动作与回应非但未能打消舆论的怀疑,反加重了这个事情的蹊跷色彩,让舆论生出种种黑幕联想。

原因除了官方回应的迟钝和方式的生硬外,本质上是文章开头谈到的塔西佗陷阱。社会有相当一部分人根本不信政府的说法,认为地方政府从一开始就和学校管理层一起,在隐瞒事情真相,胡鑫宇不是“离奇失踪”,而是一起由校方、老师和官员共同参与的犯罪集团制造的犯罪事件,要不然,人怎么可能找不到!正因为预先认定了这种或者类似看法,地方政府的回应在他们看来就有点“此地无银三百两”味道,而此种声音在民间舆论影响很大,让那些本来对政府半信半疑的人也跟着怀疑政府的用心,从而导致一件单纯的中学生失踪案变得复杂起来。

这不是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第一次面对舆论风暴出现的“塔西佗陷阱”,远的不讲,去年的“铁链女事件”即是一个典型。尽管江苏地方政府处理了一批在“铁链女事件”中失职的官员,但是民众还是对“铁链女”就是小花梅的说法不买账。“胡鑫宇事件”和“铁链女事件”的一个不同之处是,中国政府刚刚经历了疫情清零的大反转,而它涉及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全民对习三年处理疫情的做法非常不满,导致其形象和信誉受到极大损害。“胡鑫宇事件”发生在清零的末尾,它让民众进一步恶化了对习和中共政权的印象和认知。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巴厘岛出席G20峰会。(2022年11月15日)

习近平清楚政府陷“塔西佗陷阱”

无论是习还是中国政府,都清楚人民对中共政权信任消失的可怕后果。2014年,习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到“塔西佗陷阱”,用他的话说,如果群众观点丢掉了,群众立场站歪了,群众路线走偏了,群众眼里就没有你。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就会危及党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

从这段话看,习明白中共一旦陷入“塔西佗陷阱”的可怕后果。事实上对这一后果中共历任领导人都知道,也试图去解决它。官方学者也为政府提出了很多建议,尤其是针对自媒体时代的政府公信力问题,比如认为政府应对突发事件要开诚布公,公开透明,不应简单辟谣或者回避;改变传统行政范式和观念,加强政府事务的解释力,官媒要第一时间传递真相,以正视听;利用微博微信等改进工作,及时辟谣;选择合适的新闻发言人;政府不能以家长式领导手段控制社会特别是舆论,放下权力身架,融入公共话语,知民情、理民意;等等。

习之所以在兰考县提出“塔西佗陷阱”问题,是因为兰考在毛时代曾经出了一个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习的用意很明显,如果党的干部都像焦裕禄那样爱民如子,政府就不会出现“塔西佗陷阱”。但习可能也知道,要今天的官员成为焦裕禄式干部,是不现实的,中共不是没倡导过焦裕禄精神,可干群关系并没有好转。

中国政府也试着根据今天的状况去探索一些新的办法改善和群众的关系。不过,如果说在网媒兴起早期,政府和官员在管理舆论和社会上,确实存在因为不熟悉这种新生的舆论生态而在回应热点问题和公共事件时手忙脚乱的笨拙情况,那么到现在,要说他们还不熟悉和了解自媒体,不掌握整个社会的生态环境,是不准确的。每级政府都建立了舆论发布的标准作业流程,一旦有突发事件,官方向外界释放的信号往往是“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可从实际效果看,经常是差强人意,很多时候并未做到在第一时间启动预案,几乎每次事件都是政府危机公关的失败,让其形象一次次受到伤害,以致现在到了不改朝换代,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就不可能恢复,中共政权的信誉危机就无法挽回的程度。

资料照: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与中共党旗

“塔西佗陷阱”是中共逃脱不了的“黑洞”

出现这种现象,每个案例有其各自具体原因,但深层的、共同的因素还是要从专制政权的自身逻辑去寻找。由于它不肯放弃对国家和社会的权力和资源的垄断,不和人民分享统治权力,越要巩固政权,就越要榨取资源,剥削大众;特别对专制统治下的各级官员来说,在为政权效忠的同时,还必须满足个人的私欲,才有动力去维护这个政权及其专制统治,维护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和地位。从而,专制政权就必须放纵一定程度的腐败。至于这个腐败放纵在何种程度,是根据当时的社会状况,民间对腐败的承受力度以及腐败对政权造成的破坏程度来决定的,多数时候专制政权对腐败是不怎么约束的,特别是在政权末期,但有时也会对官员严一点,就像习近平开展的反腐运动。可不管怎样,腐败是一定要允许存在的,否则就无人替政权卖命。

由于特权和腐败的存在——前者也是腐败之一种,不允许有自由开放的选举,有公民社会的发育和自治,有发达的媒体,让民间毫无阻碍地去监督公权力等,总之,凡是一切不利于专制政权长治久安的东西都会受到压制,即使在某个时点发展起来了,之后也会受到限制和打压。这就是中国政府“塔西佗陷阱”生生不息的根源。

现实中,鉴于中央政府“高高在上”,“塔西佗陷阱”看起来更多是由地方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造成的,可这决不仅仅意味着“塔西佗陷阱”只发生在地方特别是基层政府层面。由于地方政府的授权来自中央,地方执行的是中央的政令,中央当然必须承受由地方造成的信誉受损后果。从人民和政府的关系看,不存在一个中央和地方的划分,在人民的眼里,中央政府作为国家的代表,地方及其官员的一切腐败行为,皆是中央之责。所以,每一起不该出现的危机和事件,都在为中国政府制造“塔西佗陷阱”,是中共逃脱不了的“黑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