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低法定婚龄”,不是提高生育率良方

▲持续走低的社会生育率,让我国面临人口负增长的严峻现实。图/新华社

近一个时期以来,我国的生育问题广受社会关注。今年1月17日,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2年末我国人口比上年减少85万人,这也意味着,我国将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

这一人口发展现实,令如何提升我国社会生育率的相关议题,更见紧迫。在此背景下,有人再次提出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刺激生育,引发了讨论。

事实上,早在201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民法典婚姻家庭编草案时,就有委员提出这一建议,以此调节婚姻人数下降和老龄化上升趋势。当时这一消息也曾迅速成为热搜。

但是,从法律层面看,民法典规定,18周岁以上的自然人为成年人,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可以独立实施民事法律行为。婚姻权是一项基本民事权利,因此,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其意义主要在还权于民与赋权于民,保障成年人的婚姻家庭权益。

在晚婚情况普遍存在、低生育率已成趋势的背景下,降低法定婚龄到18岁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是否有明显作用,尚待现实验证。
▲养育条件是否具备,直接影响到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图/新华社

降低结婚年龄作用可能不大

18岁,是国际上普遍认可的成年标志。但我国现行法定结婚年龄男性22岁、女性20岁的规定,明显偏高。如,日本规定男性18岁、女性16岁,美国为男性18岁、女性18岁,印度为男性21岁、女性18岁,德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墨西哥、西班牙、俄罗斯、澳大利亚等国,则男女均为18岁。

由此也可以看出,18岁即可结婚成家,是多数国家约定俗成的共识。因此,如果将我国的法定结婚年龄降低到18岁,这是同国际接轨,同时也满足了小众人口的愿望。

但是,这一措施对于提高生育率的作用不能寄予厚望。因为,随着社会的变迁,我国年轻人的婚育模式已经转型到极晚婚极晚育的模式。全国已有多地公布的婚姻登记大数据显示,晚婚已经成为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

如据《中国人口普查年鉴-2020》,202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提高到了28.67岁,其中,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9.38岁,女性为27.95岁。而在2010年,我国平均初婚年龄为24.89岁,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5.75岁,女性平均初婚年龄为24岁。10年间,平均初婚年龄推后了近4岁。

在现实生活中,到了18岁就早婚的人口少之又少,而且早婚也未必早孕早育,只是在理论上提供了多生多育的可能性空间。可以说,试图通过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来提高生育率的想法,未免有些简单,18岁允许结婚也不等于18岁就必须结婚。

理想丰满,现实骨感,18岁还是20岁,只是可以结婚的门槛年龄。能否结婚涉及的因素则比较多,譬如能否找到结婚对象,双方是否有结婚意愿,是否具备相应的经济条件等。

我国适婚人群普遍晚婚的趋势说明,降低法定结婚年龄,对于提高已婚生育率作用,恐怕并不会如想象那么大。
▲提升社会生育意愿,也需照顾到女性职业发展需求。图/新华社

提振生育率仍需从源头做起

2022年末,全国人口141175万人,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2022年因此成为人口负增长元年,我国将由此进入人口负增长常态化时期。而这也将让我国面临少子化、老龄化、过度城市化以及国际移民输出的多重挑战。

问题的关键是,目前已经出现了以不婚不育和晚婚晚育为主体的低生育文化,决定着年轻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

“人口即命运。”正如18世纪法国思想家孔德所说,低生育率人口问题乃中国的“国之大者”,将极大影响未来中国的国运民生。人口安全问题,也将成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一维,成为新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此,自2016年全面实施两孩政策以来,如何回应生育率持续低迷的挑战,从源头上提振生育率到适度水平、打造生育友好型社会已经有了高度共识,亦成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的当务之急和重中之重。

建议将法定结婚年龄降至18岁,以促进生育,无疑也是对此严峻现实的积极回应。但是,要提高我国社会生育率,仍需针对我国目前主要面临的不敢生、不愿生、不能生情况,切实有效进行分类施策。

“不敢生”的原因是怕养不起、养不好。这需要从人的生命历程出发,建立大生育观念,降低婚嫁、生育、养育和教育的成本,国家和政府要拿出真金白银给予补贴,让每一个家庭生得起养得好孩子。这是国际上应对低生育危机的普遍对策,我国部分地方也已有一些探索,但力度要加大、进度要加快。

“不愿生”主要是指生育意愿低下,而不仅仅是养育条件是否具备。可以观察到,我国生育意愿出现了代际弱化的倾向,一代不如一代。这也直接导致我国育龄妇女生育意愿持续普遍走低。

而经济负担重、子女无人照料和女性对职业发展的担忧等因素,已经成为制约生育的主要障碍。为此,需要传播积极的种族繁衍文化和多样化适度生育文化,创造条件激发生育热情。

“不能生”则主要是指不孕不育症、人工流产等生殖健康问题。目前,我国不孕不育症发病率逐年上升,约占总人口的12.5%-15%。为不孕不育症患者提供优质的生殖健康基本公共服务,如将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等,也因此有其现实意义。

同时,也应纠正无痛人流的误导,设法降低人工流产比例,保护育龄女性的生殖健康和生育力,积极挖掘生育潜力。

总之,生育既是家事亦是国事,面对人口负增长的严峻现实,降低法定结婚年龄是一个应对尝试,但更需多方努力、多措并举,方能有效缓解育龄人群的生育焦虑、切实提振社会生育愿望,确保我国人口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