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划生育科”里的已婚女性:从“人流”转成了“保胎”

医生陈素文的诊室是粉色的。

窗帘是淡粉色的,墙上的科普告示是深粉色的,桌上的注意事项、门口的门牌标识、地上的指引箭头,都是粉色。

三十年来,诊室窗外高楼鳞次栉比,院子里的柳树越长越高,但医院里这间计划生育科的粉色诊室巍然不动,陈素文和科室成了一个锚点,守着一条属于女性的避难船。

在这里,计划生育科医生陈素文接纳着来自不同时代、不同年龄、不同身份、背景、性格、观念的女性。在她身边,这些女性不用感到羞耻,不怕被看见,可以大声讨论面对生育时的困境、焦虑。

在接诊的大部分时间里,陈素文会安静地听完这些女性们的倾诉,仔细地给出治疗意见,然后温柔坚定地告诉她们:“不着急,慢慢来。”

在计划生育科这艘小小的避难船上,陈素文发现,随着教育、生育政策、人口的变化,来到船上的女性们的想法、年龄、诉求也都在发生变化——

更年轻的女孩来找她做人流手术,更年长的女性来找她“保胎”,流产手术越来越复杂、患有各种并发症的女性越来越多,而希望“上节育环”的女性,也随着政策开放重新走进了诊室。

这几年,计划生育科的工作重心也发生了变化,从“人流”转成了“保胎”。陈素文也感到,相伴三十年的“计划生育”这个词的意义,变得不同了。它不再是具有时代色彩的特定名词,而是更接近词语的本义:“该生的时候要优生优育,同时也要选择一个正确的、合适的生育间隔。”

如今,越来越多的女性更加迫切地想将生育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陈素文总是在想,或许“计划生育科”,也是时候换种称呼了。

二胎政策后,计划生育科的已婚女性

陈素文不是第一次见到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了。

3月底的北京,正值初春。下午的阳光温暖、明亮,斜斜地透过半透明的粉色窗帘,穿过这位母亲的发丝,洒在陈素文面前一叠叠病历本和诊疗单上。

陈素文隔着口罩向这位母亲打招呼,询问道:“女儿怎么样?”

“8周了。”这位母亲回答道,眼角的鱼尾纹流出笑意。

陈素文低下头,继续看着诊疗单。她的患者并非这位头发花白的母亲,而是她未到场的女儿——一位年轻孕妇。这位准妈妈经历过两次胎停,两个月前终于怀上了孩子,却又因此焦虑,不敢单独去陈素文的诊室看病。只能让由母亲代替她挂号,向陈素文递检查结果。

她告诉这位母亲,让女儿多补血,再来做检查,并叮嘱她向女儿传达,不要害怕,她会一直陪着她们,直到孩子出生。

陈素文本就擅长治疗不孕不育症。2020年“三孩政策”出台,许多因为胎停而需要重复做人流手术的已婚妇女,开始更加频繁地出现在她的诊室中。

这些女性大多已经过了35岁,最年长的有44岁,甚至有的女性已经育有一个孩子。她们几乎都属于高危产妇——除了年龄增长带来的亚健康问题和慢性疾病外,她们中几乎一半的人在初产时会选择剖腹产。剖腹产造成的瘢痕子宫,让这些女性重新怀孕的能力下降,怀孕位置风险度增加,让原本“简单”的日间手术变成了“高危流产”。

但这并不能让她们放弃。陈素文的诊室里,到访过太多重复胎停流产的已婚女性。她记得,最多的一次,有一位病人经历了6次流产,仍然希望能“再试一次”。

一次次的失败后,每位女性出现的症状都不近相同,但都会在诊疗结束时问陈素文:“我什么时候能开始再次备孕?”听到她的回答是至少3个月之后,就算隔着厚厚的N95口罩,这些女性们也无法掩饰脸上的失望。

焦虑,在计划生育科的诊室里,是陈素文和已婚女性的共同“敌人”。

除了重复流产和手术复杂度增加外,来问诊的女性年龄也开始两极分化——越来越年轻的未婚女性意外怀孕,排着队来找陈素文做人流手术:“二十年前,我接诊的最小人流患者是14岁,但这几年,我甚至接诊过11岁的。”

而越来越“高龄”的、甚至患有慢性疾病的产妇反而开始备孕、胎停、寻求“保胎术”,中间的年龄“断层”越来越大。

不仅在陈素文的科室,在北京另一家妇科医院的人流室里,20出头的年轻女孩们排着队,等着人流手术;而另一边的生殖中心里,50多岁的夫妇们,仍然在尝试做试管婴儿,努力乘上末班车,“再生一个”。

在中华医学会计划生育分会第六届主任委员程利南眼中,这与经济压力密不可分:“35~40岁的夫妻,家庭经济稳定了,这时候可能会再想生一个孩子。但多为独生子女的她们,上有四个老人,工作压力大,怎么会想多生孩子呢?”

即便越来越多的已婚妇女容易胎停,导致不得不人工流产,但很大一部分选择选择人工流产的已婚女性,仍然是因为“不想要孩子”。陈素文接诊过许多这样的女性,大多因为避孕失败或无效避孕而怀上了意料之外的孩子。

因此,已婚夫妇缺乏相应的性教育,在生育政策宽松的当下已经成为一个重要议题。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2010-2014年,全球每年有超过5600万例人工流产手术,其中73%为已婚妇女。《2006年~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提出,两次生育后的人工流产风险增加,意味着生育2孩后女性的避孕需求未能得到满足。

当陈素文问起这些已婚女性用什么方式避孕时,其中一位回答说,是体外避孕。

陈素文非常直接地说:“你自己也知道,这不能称之为避孕,”她皱起眉头,“根本不安全。”

这位年轻的已婚女性沉默了一会儿,问她:“什么样的人流方式能不伤子宫?”陈素文直截了当地回答:“生下来最不伤子宫。”

这位“北漂”女性,已经结婚并育有一个孩子。在这之前,她也曾做过一次人流手术。忙碌的生活和工作让她无力再去抚养第二个孩子,于是决定流产。

她问陈素文能不能“药流”,陈素文告诉她,因某些原因医院暂时没有提供“药流”了。这种方式效率没有人们期待的那么高,“流不干净”,容易引起并发症。“我们经常收治外院药流不全的患者,”陈素文说。

她听罢,思考了一会儿,与陈素文约了下周的手术时间,反复确认“到时候一定是陈主任做手术”后,才放心地离开诊室。

“一条龙保胎服务”

陈素文的工作重心,不知何时渐渐变成了“保胎”。

这需要从更早的时间说起。在更早的时候,计划生育科辉煌过,但现在是大多数妇科医生们不愿选择的科室,更有人简单粗暴地称其为“人流科”。如果说产科是迎接新生命降临,那么计划生育科则标志着一个幼小生命的“失败”、“失去”、甚至是“终止”。

但现在,像其他计划生育科的大夫们一样,陈素文的工作重心变成了“如何治疗那些反复胎停、流产和不孕不育的女性”。

“我总是告诉别人,我不是只做流产手术的。”陈素文说,“我是帮她们缓解生育焦虑,按照女性的自我意愿,去决定生命是否来到世上,或者圆她们一个做母亲的梦。”

在陈素文的诊室里,大多都是“回头客”。陈素文能叫得出每一个人的名字,了解她们每一段怀孕的经历。从这些女性胎停后来做流产手术的那一天起,陈素文的“一条龙保胎服务”已经开始。

从做完手术后查胎停原因、到调理、治疗子宫、再到指导孕前检查,优生优育,最后重新怀孕、长出胎芽和胎心,陈素文参与了其中的每一环。每一位挺着肚子从计划生育科走出、进入隔壁产科的女性,都被她称为成功“毕业
”。

陈素文会像对待孩子一样对待这些女性。她会在诊疗时称她们为“宝贝”、“亲爱的”;会用商量、哄着的语气与她们对话。她也会向她们仔细解释每一步诊疗方案的原理:“不要着急,只有先把子宫里的病治好了,才能慢慢怀孕。”

她还从不劝想要生育的女性们放弃。一位瘦削、肤色白皙的年轻女性告诉陈素文,自己有贫血、剖腹产生育了一个孩子,现在想要第二个。经历了三次胎停,她显得困惑又有些绝望。陈素文告诉她得有信心,“很多人都在我这里一直保胎,保不到最后都不能说放弃。”

造成胎停的原因复杂多样。除了慢性病、剖腹产外,过往经历的重复流产也是胎停的重要原因之一。程利南认为,由于曾经性教育的缺失,许多女性不懂得避孕,甚至将“人流”作为避孕手段之一,一旦怀孕就去流产。而现在,当这些女性想要生育时,过去重复流产带来的并发症会很容易使她们发生胎停。

临床上,一位女性一生中做过两次及以上人工流产,就称为“重复流产”。《中国育龄妇女人工流产水平变化趋势及相关因素分析》指出,世界每年大约有9900万非意愿妊娠,其中56%以流产告终。按全球每年流产数量为5590万估计,每千名15~44岁育龄妇女流产次数约35次。

而在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后,人工流产数量仍然巨大,每年人工流产例数在900多万例,
其中约有50%是重复人工流产,已育者平均重复流产次数是未育者的1.171(1.098-1.249)倍。预计未来几年,中国人工流产总数将稳定在每年970万左右,人工流产率约为27‰左右。

雪上加霜的是,除了重复流产外,如今,这些女性的年龄普遍超过35岁。程利南表示,胎停的比例会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增加,“当时的第一波独生子女政策下的女性,都想赶这个时间怀孕,我们在临床看到很多40岁甚至45岁以后再怀孕,其中有一半的人是胚胎发育不好的,是容易胎停的。”

一位妇产科大夫回忆说,自己认识一位女性,45岁了想要二胎,“拼了老命好不容易怀孕,结果流产了。”这名妇产科大夫记得,她得知消息后,哭得“一塌糊涂”,后来也没再怀过孕。

让“计划生育”回归本义

来计划生育科“上环”的女性变多了。

“上环”指在女性子宫内放置宫内节育器,俗称“节育环”。在近年来很多中文报道的叙事里,“节育环”是独生子女政策下女性身体遭遇“禁锢”的枷锁。许多年轻独立的女儿带着妈妈进入医院,取出体内埋藏多年的节育环,象征着两代女性在多年后,共同拿回属于自己的身体和生育主权。

但女性自我意识进步、性教育普及的当下,“上环”和“取环”的象征意义反而淡化了,取而代之的,是其实际意义——它不再与时代和政策挂钩,只是回归了其作为一种经济的、高效的避孕手段的本质,供女性选择。

与曾经被迫“上环”后十几年置之不理的女性相比,陈素文认为,如今主动要求“上环”的女性,对自己身体状况敏感,反而是一种避孕和性教育意识提高的体现。“她们完成生育计划了,就采取一种长效理性的避孕措施,”她说。一切都是能掌控的、有计划的。

同样需要回归本意的,还有“计划生育科”。这两年来,陈素文总是会接到别人的电话,问她生育政策放开了,是不是科室要消失了,这让她觉得很无奈。

在中国,“计划生育”四个字有着鲜明的时代感,是连接着特定生育政策的产物,使得人们总以为“计划生育”相当于“流产”、“节育”。

事实并非如此。在国外,长久以来,“计划生育”更多指的是一个家庭内的生育安排——选择合适的生育间隔,生育时间,优生优育,每个家庭都不一样。

在美国,“计划生育协会”也被称为“planned
parenthood”。在中国曾经的独生子女政策下,这种被强力干预的家庭生育安排几乎是完全统一的:“生完一个孩子后,所有家庭的计划都一样,都是终止妊娠。”

但现在,陈素文觉得,人们对“计划生育”这个词语的认识或许也需要改变。计划生育科本身或许可以换种称呼——“我们可以叫‘生殖调节’,或“生育调控”,帮想避孕的人避孕,帮想生孩子的人生孩子。这也是与我国现行的生育政策相符的。”

除此之外,就如同“家庭计划”所注重的“家庭”一样,“计划生育”的责任也同样需要落在家庭上,而非仅依靠女性的节育。

程利南认为,男性的计划生育责任一向是缺位的,“也许许多领域都是重男轻女,唯独在避孕和生育领域是重女轻男。”

从节育方式上来说,针对女性的节育手术,可及性更强,而真正提供针对男性的节育手术的医生和机构则较为稀少。社交媒体上,总能看到一些男性想要结扎,到处找男科医生,却没人能做。

实际上,在过去的50年里,相较于女性,男性能使用的避孕方法几乎没有变化。当前,男性唯一能使用的避孕方法只有避孕套和输精管绝育手术。而女性,除了输卵管结扎手术之外,还能使用节育器、皮下埋植避孕针、口服避孕药、和长效避孕针等多种避孕措施。

这种性别间的生育责任不平等,也体现在了妇产科上。尽管先锋的妇产领域理念鼓励男性参与进产科和生育健康中,但一些产房或妇产科科室的门口,仍然有时会写着“男性止步”或者“家属止步”。

许多临床医生认为,这是保护女性在做检查时的隐私和心理安全感,但另一方面,一些专家认为,这同时也限制了男性参与进家庭生育健康的决策中来,导致其对流产、胎停等生育创伤认识不足。

在陈素文接诊的患者中,有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曾问她:能不能不要在请假条上写因为流产而请假?那位患者在一个工作日下午找到陈素文。这个女孩是个白领,做着精致的美甲、戴着墨镜、烫着卷发。

她告诉陈素文,自己的上司是男性,不知道怎么解释流产:“我只能告诉他,这段时间得甲流了,要休息十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