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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差距、资质差距…寒门子弟上名校之后

33岁的郑雅君的故事可以写成两个版本。一个版本是:本科、研究生就读于复旦大学,本科毕业论文获中国社会学年会优秀论文奖,硕士论文获首届全国教育实证研究论坛优秀学位论文奖。获得「复旦大学优秀毕业生」、「上海市优秀毕业生」称号,目前在香港大学攻读博士学位。标准的精英。

另一个版本是:她生长在地处偏远的甘肃省张掖市,少年丧父,由母亲独力抚养。中学时的郑雅君把全部时间都用来学习,却因过于紧张,导致第一次高考失利,只能复读。第二年考入复旦后,她听不懂老师讲课,甚至听不懂出身大城市的同学聊天。大四时,她发现自己找不到毕业出路,只好申请延毕一年。

某种意义上,是后一个版本里的郑雅君造就了前一个。在大学受挫后,她开始思考:大学生的出路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弱势背景出身的学生,到精英大学后常常碰到障碍,难以融入?同样是金榜题名,为什么出路千差万别?

郑雅君访谈了两所精英大学的62名同学。他们来自不同的背景,拥有不一样的大学生活体验和职业方向。郑雅君发现,精英大学是一所精心布置的「迷宫」,学生需要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个出口,并拥有一套认识和安排大学生活的技巧——大到职业规划,小到选课、参加各类活动、刷实习履历,才有可能顺利「通关」,在毕业时获得尽可能理想的出路。

在此过程中,那些优势背景出身的学子通常会因为对这套规则的熟谙而占得先机,弱势背景的学生则往往会经历茫然无从的阶段,有的甚至在临毕业时才匆忙抓住某个够得着的机会。上大学的方式,制造了毕业出路的阶层差异。

郑雅君以此为课题写成了硕士论文,进而扩展成了一本书《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在书中,她根据访谈案例进行了剖析,呈现出路分化的原因和过程。作为一个不算优势背景出身的学子,她更多地共情和自己相似的同学。她认为,一时的所谓「落后」并不太重要,更重要的是找到自己真正的意义和价值感所在,并努力践行。

以下根据郑雅君的讲述和《金榜题名之后》中相关内容整理而成——

文|罗兰

编辑|楚明

图|(除特殊标注外)受访者提供

1

2018年,我正在香港大学上博士一年级。八月的一晚,我和一位师兄站在校园的路边上,聊着我新一轮田野调查的感受。那时我刚结束了对复旦大学选调生的访谈,自觉有不少新发现。

那时,关于大学生出路的问题,我已经研究了近5年。从复旦到港大,我一直在追索:大学生的出身背景和他们在一流大学接受的精英教育,怎样对个人的生涯选择共同产生影响,造成他们毕业出路的分化?

我在复旦上本科时,母校本科生的去向大约是三成出国留学,三成保研,三成就业。看上去光鲜的整体数据,抹不平个体的差异:有人手握多个优质offer,有人临近毕业才匆忙找了个工作,还有人不确定该干什么,依照好学生的惯性选择了直研甚至直博,将未来五六年漫长的时光交付给或许并不真心喜爱的学术研究……而我自己大四时甚至找不到出路,只好申请延期毕业一年。上的是同一所大学,为什么出路千差万别?

恰好在那时,我偶然发现了社会学的视角和解释能力。虽然我是社会学专业的,其实之前一直并不真正理解社会学,也不知道它能用来做什么,只是按部就班跟着老师,把社会学作为纯粹的「知识」来学习。

大四那年,我选修了一门通识课,《中草药概论》。原本以为会讲开方抓药之类的,没想到上课的是一位研究生物化学的老师,完全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讲中草药。

例如某种中草药里起作用的是什么化学成分。我突然受到启发,想到同一个课题,可以用不同的视角去看待。再回过头看社会学,我发现它提供了一种结构性的视角,去看个体的命运被什么更宏大的因素影响。就这样,临近毕业时,我终于意识到了社会学在做什么。

我找到我们系的周怡老师,跟她说想用文化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大学生。虽然我那时候在我们班根本不算出挑的,但周老师还是给了我很多支持,她建议我继续读书深造,「任何题目其实都能做出东西来,只要找到好的切入口」。延毕那年,我静下心来读了不少相关的书。我想,既然已经决定做学术了,就慢慢来,慢慢来比较快。

本科毕业,我进入复旦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研,正式开启了研究。为了增强自己的社会学功底,我在高教所读研的时候还「篡改」培养方案,主动选修了不少社会学系的研究生专业课,继续和我社会学系直研的很多同学厮混在一起。我们有一个五六个人的小圈子,都对教育社会学感兴趣,一起去上李煜老师新开的「教育与社会」,吃饭也是聊研究相关的东西,有时候也拉着李老师一起吃,俨然是一个迷你版的学术共同体,我研究能力上的很多长进都来自于这个共同体。

我先在复旦找了18名同学做访谈,之后又到北方一所著名大学访谈了20位同学。了解他们的家境:家庭的经济地位、地域、父母是否接受过高等教育,自己在校的感受和投入,以及未来的职业方向。

一开始和那些出身背景好、精英气质浓郁的同学聊时,我心理上有些紧张。我来自西北小县城,在我的印象中,那样的同学都很自信,也更容易对人对事进行评判,甚至挑剔。

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像数学院的经纬家在上海,父母都是企业中层,家在上海市区有4套房。他毕业于上海「四大名校」之首的某所著名高中,学校开设了500多门发展课程供学生选修。经纬的高中生涯,和普遍印象中的苦读完全不同。和他聊天时,他经常用来形容自己的一个词是「有趣」,并且毫不讳言地批评数学院的很多同学学业绝对优秀,但「不够有趣」,「最后还是去了四大这种很普通很稳妥的地方」。

相形之下,出生背景较弱势的同学整体显得茫然、保守。冰倩是留守儿童,从湖南乡下考进复旦。家里从没出过大学生,没有人告诉她应该怎么上大学。冰倩觉得上了大学就自由了,懵懂地凭着兴趣上课,刷剧,到大三才发现自己的绩点根本没有保研资格。她也没有任何实习经历,匆忙准备考研也失败了,陷入无路可走的境地。坐在我对面,冰倩眼中流露出失落与懊悔。北方大学的禹海来自山西农村,虽然成绩不错,但他意识到了自己和其他同学的不同。比如同学要出国了,他才意识到还有这样的路径:「自己的经历以及所处环境的限制,导致自己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会比别人晚个一两年,差别很大。」

随着案例累积越来越多,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大学是一个精心布置的「迷宫」,并不存在一条「主路」或标准走法。每一条小路(例如科研、学生会、社团等)都各有乾坤。学生们在各条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选择路线,一边在路途上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迷宫」出口的路主要有三条:出国留学、国内读研和求职,对应着不同的筹码要求和兑换率。比如打算毕业后出国留学,就要着重提升成绩和外语能力,最好还能参与学术研究和境外大学交流项目;如果准备求职,成绩就仅是次重要的要素,实习经历和对行业的了解更加关键。

进入精英大学,学生需要尽早决定自己将要去哪个出口,并拥有一套认识和安排大学生活的技巧——大到职业规划,小到选课、参加各类活动、刷实习履历,才有可能顺利「通关」,在毕业时将手中的筹码兑换成尽可能理想的出路。而这套技巧,更多是由优势的家庭经济文化背景带来的。换句话说,那些出身背景好的同学,比其他人更加「会上大学」。

在北方大学做访谈的那个冬天,告别被访者后,我常常迷失在庞大的校园里。就像我,以及和我相似的同学,因为缺少优越的文化背景加持,在大学四年里,难以找到一条合适的路。

2

大四上半学期,我到香港中文大学做交换生。宿舍区在半山,正对着吐露港,一眼望出去,大海茫茫无际。我感觉自己的人生也是那样,看不到出路。

这是三年茫然无措的大学生涯带来的结果。进大学第一年,我特别想不通一件事。从小到大,我已经够努力了,没有浪费任何一天,为什么和其他同学相比,我看上去那么差?

怎么差呢,甚至连别人说话都听不懂。同宿舍3个室友,一个上海的,一个昆明的,一个沈阳的,我是唯一一个来自省会城市以下的。她们很友好,但我发现自己听不懂她们聊天。她们说托福,我一脸懵,那是什么?

一入学有个英语测试,根据成绩分到不同层级的班里上英语课。室友们都进了最高级的班,我进的是倒数第二层级的班,据说哪怕不参加测试,也能分到那里。更挫败的是,连这个层级的课我都听不懂。我高考英语136分,不算是个太低的分数,但一直是按应试去学的,我当时的实际英语水平不足以造出一个日常生活中能用的句子。

选课也让我摸不着头脑。课程不该是学校安排好的吗,怎么还要自己选?室友们也不太明白怎么选,不过她们会找学长学姐们请教,带回来一些经验。比如尽可能把通选课安排在大一修完,其他课程也尽量往前赶,为高年级出去实习争取时间。我就照猫画虎地学着大家的方法选。我还得去学校的机房,因为我当时并没有自己的笔记本电脑,因为在我老家「据说」这不是必需品。

到了专业课上,迎头又是一击。大一的专业必修课有徐珂老师讲的《社会学概论》,徐珂老师课讲得好是有名的,因为这门课是很多社科专业的基础课,别的学院的同学也对这门课赞誉有加。新闻系都有很多学生修他的课。他上课经常用很多电影来举例,像《玫瑰的名字》《巴别塔》《楚门的世界》《肖申克的救赎》,来帮助学生理解当时对我们而言还很陌生的社会学理论。但我从来没听说过这些电影,更别说理解背后的理论了。

后来和徐珂老师熟悉了,我告诉他,那时一到他的课堂上我就睡觉,因为听不懂。一次迷迷糊糊醒来,只见徐珂老师两手在空中托举,说「社会就这样浮现出来了」。我心里嘀咕这是啥啊,社会咋还能浮现出来?

还有一次,老师表扬一位同学的课程作业。我到现在还记得那篇作业叫《金色拱门之下》,讲社会的麦当劳化。理解那套文化符码的人一看标题就明白是说社会像麦当劳一样,正在变得快速、流程化。但我不懂,只觉得同学好聪明好厉害,我只知道麦当劳是吃的,他们怎么还能抽象出一套东西来?

复旦的生源很多来自江浙沪比较发达的地区,那些年自主招生又占了相当比例。你知道,自主招生的要求更倾向于筛选出那些家庭文化背景好、视野开阔、很早就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而我中学时除了三毛,基本没看过别的课外书。三毛还是在刷N遍题后,挤出空偷摸看的。对人文社科知识,我的了解可以说是零。我妈是学农林的,她也不懂那些,不可能给我什么启蒙。慢慢地,我意识到自己和很多同学的文化底色不同。他们在用那套彼此洞悉的语言交流,我身处他们之中,就像个山顶洞人。

就连参加社团,背后也是文化资本在起作用。我加入过校园媒体,但不会找选题,判断不出什么值得做报道,写出来的稿子也不符合要求,不久就退出了。还曾经想进学生会学术部,觉得听上去挺高端严肃的。面试时学长问我,假如我们举办一场活动,嘉宾迟到了,你作为组织者需要唱首歌维持气氛,你会唱什么歌?你知道我唱的什么吗?我唱:小鸟在前面带路,风儿吹向我们。

结果当然被刷掉了。后来想想,学长的问题其实也是在对「文化密码」,看我和他们的要求是否匹配。如果我唱一首年轻人都喜欢的流行歌,或是更小众、显得更有品味的歌,肯定就能通过。但高中三年我是不允许自己听歌的。因为一听歌旋律就会刻在脑子里反复播放,会影响我学习。打车去考场考试,我都会特意请司机不要放音乐。当下流行什么歌,我根本不知道。

后来我在访谈中了解到,很多来自弱势背景的同学都经历过和我类似的冲击。因为不具备精英大学中默认掌握的文化知识和文化技能,我们撞上了「文化障碍」。

整个大学四年,我都在追赶周围的同学,试图至少看上去和他们相似。别的不说,成绩不能落下。我找教材,画重点,背诵,应对考试。需要写论文或读书笔记的,就慢慢摸索老师喜欢什么样的文章套路,照着去写。毕竟也不笨,整天花心思经营这些,成绩还过得去。但其实骨子里没变,还是做题家那套思路和方法。交际圈也限于和自己背景相似的几个同学。后来我读到哈佛大学教师安东尼·亚伯拉罕·杰克的《寒门子弟上大学》,书中指出「入学并不代表融入」,那时的我,并没有融入大学的主流文化背景和生活。

到了大四,我得到机会去香港做交换生。这其实也是一个随大流的举动,因为同学们都去境外大学交换,大部分是大二大三去,我因为英语不行,一直拖着不愿考语言,拖到了大四。当时还是很高兴的,虽然晚了点,毕竟看上去和同学们一样了。

体验了一段时间新鲜感,寻找毕业出路的压力来了。我才发现,在主流的几条路径上,自己几乎都没有做好准备。我在一个做社区建设的公益机构当了很久志愿者,工作能力很受肯定,就想着要么去那里工作。结果机构里带我的老师跟我说,国内的社工发展不算理想,以你的学校背景,没必要做这样的工作,拒绝了我。如果想保研,则要从10月份开始准备一系列手续,而我人在香港,在复旦处于休学状态,没办法申请。至于出国留学,也没有提前筹划。

那几个月我特别焦虑,每晚要到凌晨三四点才能入睡,白天又醒不来,大把大把地掉头发。一次起晚了,想起还有广东话课的口语考试,急匆匆赶到考点,考试已经结束,教室里空无一人。我站了一会儿,怅怅地离开了。

错过这个考试对我的成绩没什么实质性的影响,但带来了很大的心理冲击。我觉得自己的状态已经糟糕到连正常生活都维持不了的地步。到了年底,出路仍然没有着落,我终于决定,延期毕业一年。

不能按期毕业,感到挫败是必然的。好在那时,社会学的养分已经能够给我提供一些帮助。我想,陷入这种困境不全怪我,而相当程度上在于我生长在西北小县城,起点比别人低,来到名校,我需要更多时间去适应。当时我就是这么告诉自己的。

我至今都感谢复旦,在我无路可走时给了我一个缓冲期。当时我已经修完所有课程,没有所谓正当理由要求延毕。但学校很快批准了我的延毕申请。

从香港回到复旦,好舍友在宿舍区门口等我,帮我拿大包小包的行李。在被关爱的氛围中,我舒缓了下来。延长的一年,也让我终于能有个空隙缓口气,寻找方向。

从那时起,我开始想要研究大学生的出路。大家不是都说,上了好大学,接受了好的教育,就会有光明的出路吗?为什么我4年下来一个出路都没找到?到底卡在了哪里?教育和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到底有什么关系?我迫切地想要弄清这些问题。

在校园里做访谈的郑雅君

3

我自己算是依靠教育实现了向好的流动。中学时,我一直是小镇做题家,臻于化境的那种。

小时候,确切地说五年级前,我过的就是普通小孩的生活,挺无忧无虑的。我家在甘肃张掖市临泽县,我爸在发改委工作,妈妈在林业系统。他们是上世纪80年代的大学生,靠上大学跳了龙门,从农村老家走了出来。

那时我爸爸工作上挺顺利的,做到了发改委主任,我妈觉得,一家有一个人干事业就够了,她应该把重心放在家庭和孩子上。单位要她下基层锻炼,方便将来提拔,她不肯去,宁可不提拔,就是为了不离开家。

我上五年级那年,我爸出了车祸。好好地出门,人就那么没了。一夜之间,我妈的整个行动逻辑都变了。她觉得她没了依靠,我也没了依靠,只能靠自己了。从那时起,我妈生活里最重要的主题只有一个,就是动用所有她够得上的资源和力量,去支持我的学业。

她把我转到相邻的一个县城上初中,寄住在亲戚家。因为临泽县太小了,大家都知道我们家的事,当时我在学校当班长,有时要管理调皮的同学,有人就会用你没有爸爸这样的话来嘲笑我。我妈怕我受影响,给我转了学。生活一下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从一个什么都不用忧虑的掌上明珠,突然就背井离乡,没有依靠似的。

其实那时我并不理解死亡是什么,爸爸不在了对我会有什么影响。我爸在的时候也不管我,他只负责给我买好吃好玩的,日常照顾我的事是我妈在做。最直接影响我的是我妈的焦虑感。我才11岁,她就老念叨,你将来考不上大学怎么办,考不上大学怎么办。

有时我妈半夜睡不着,会一个人自言自语,好像在对我爸说话,抱怨说你一了百了,我怎么办,现在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我听到后会有负罪感,觉得要是没有我的话,我妈就可以跟着我爸去了。也想不通,自己怎么就从一个宝贝变成了累赘呢?

我那时候经常做梦,梦见我妈可能哪天自杀了,或者说精神分裂,没办法照顾我了。我就老在盘算,如果真发生那样的事,我们家房子值多少钱,能不能卖,应该找哪个亲戚求助。后来很多年里回顾自己的生命,我才发现我的很多恐惧、恐慌,其实都来源于那时。

到我初中毕业,我妈觉得张掖市区的高中更好,想尽办法把自己从临泽县调动到了张掖市。你知道想从县城调到市区特别难,但她就是做到了,为了让我能在张掖市上高中。

高二读了文科后,我真的是努力到了极限的程度。因为高一时不太适应,数学学不好,英语也一般,整体成绩比较差。我妈找了各种人来给我做思想工作,像我爸有个同学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民乐一中的校长,我妈就把我领到他家里去受训,听他说以你现在的成绩根本考不上大学,你不可以这样,看看你妈妈对你付出了多少,你没有选择,必须要好好学习。

我们上学本来就早,7:30或者7:00就要早读,我为了能多学一会儿,会再早起半个小时,晚上学到一两点才睡。学校规定每天要跑操,我要么溜号,要么跑操时也带着小纸条,边跑边抓紧背几个单词。真的是所有时间都用来学习。渐渐地成绩赶了上来,在年级位居前列。

那时我肯定是那种非常令人讨厌的好学生。比如考试的时候,我们按成绩排考场,我永远在第一考场的头几个位置,周围都是成绩接近的同学。答卷的过程中,我会故意做出轻松的姿态,翻卷子翻得很快,表示我已经做到第二面了,你们还没有翻面,给周围同学施加心理压力。现在反思,一个人想要在竞争中获胜的想法太过强烈的时候,真的会催生出一种人性的「恶」。

但其实私下里,我根本没有那么气定神闲。每次考试前我都会压力爆棚,情绪崩溃到哭,担心万一没有考到前面的名次怎么办。有时我妈看见了,会跟我一起哭。高考对你来说是唯一的机会,你觉得这辈子的前程都压在上面,命悬一线。

第一次高考,我在这样巨大的焦虑下考砸了。考试时紧张到什么程度呢,连勾股定理都想不起来,结果比我平时的成绩差了七八十分。下了数学考场,我就知道完了,要复读了。

那年我的成绩可以上个一本,但我没报志愿。我又不是考不上好大学对吧?要是去个一般的大学,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付出,还有我妈的努力。她每天在家把饭做好,给我送到教室,我吃完屁股都不用挪就可以继续学习。从我家走到学校也就15分钟,但她想帮我把这点时间都省出来。

复读那一年,我延续着高三的学习强度。我想,高考发挥失常,说明我对知识的掌握还是不够扎实,那就再一遍遍压实它。做题到后来,我一看题就知道出题的意图,它的考点,容易犯的错,做完就知道自己能拿多少分。焦虑还在,但焦虑已经大不过我的实力了。

第二次高考,考完数学后我想起算一道题时公式可能带错了。那道题是4分,我跟我妈说,要是那道题没错,我就是146分,如果错了就是142。最后果然是142。所以说,那时我已经是个臻于化境的做题家了(笑)。

最终我的成绩是全省第40名,进了复旦社会学系。当时我妈带我去兰州见复旦的招生老师,对方说以我的分数,进复旦只有法学和社会学两个大类可选。我不喜欢争讼,不想学法学,而且高中时看一些新闻调查节目,觉得社会调查挺有意思。虽然不知道社会学是干什么的,但感觉应该和那相关。我觉得如果能当一个新闻记者,去做些为社会争取公平正义的事,挺不错的,就选了社会学。后来做了访谈我发现,很多同学进大学时都是这么稀里糊涂报专业的。

在复旦门口和送我的妈妈告别,我对她说:妈妈你放心,我会好好学习的。我朦胧地知道大学和高中不一样,但并不清楚怎么不一样。跟我妈那样说的时候,我想的大致还是继续拿出做题家的努力和韧劲,在大学里拿好成绩。

后来大学上得不算顺利,在香港交换时那么焦虑,我从没告诉过我妈。延毕那个暑假我没回家,在学校跟着高等教育研究所的熊庆年老师整理数据,其实也有点不愿回去面对那些关心的问询。不过,那时我已经确定了下一步要做什么,些许挫折感不会再困扰我。同班的同学们毕业时,我还和他们一起开开心心走了红毯。

在本科大五的毕业红毯上,郑雅君(右二)与妈妈和两个去年已毕业的好朋友一起走。

4

访谈完复旦的18个同学,我自觉已经找到了家庭背景和职业偏好间的某种联系:出身背景不具备优势的同学往往把更多权重放在了回馈家庭、求取稳定上,更倾向于回家乡做公务员这类工作;出身背景好的则更喜欢选择赚钱多,或是自己感兴趣的职业。

当年年底我到北方大学访谈,原本只是想验证自己的发现,却遭遇了挑战。在北方大学,公认最好的学生很多会去体制内,大家都觉得那样很光荣,赚钱是什么玩意儿,不值一提。我之前建立的框架一下就坍塌了。

回到复旦,我对导师诉苦,导师笑呵呵地说,解释不了也是一种发现,想想为什么解释不了?

一年后我再赴北方大学,在访谈中,北方大学和复旦的同学的共同之处清晰地浮现出来。我才意识到,问题出在我自己的预设上。之前我预设,每个同学的出路都是自己深思熟虑后选择的。我曾认为这个假设很自然,这么大的事,怎么会有人不多方思考对吧?但众多同学的真诚讲述让我看到,的确有相当多的人没有意识到自己需要做选择,并据此来规划大学生活。

在此基础上,我把大学生组织大学生活的模式分为两类:「目标掌控」型和「直觉依赖」型。前者大部分来自优势背景的家庭,了解大学迷宫的规则,职业目标清晰,行动明确。而后者则无意识地陷入无目标状态,主要倚靠直觉和旧有习惯来组织大学生活。通常,前者能为主体带来更优势的出路。

和目标掌控型的同学交流,我时常能感到他们的自信和对职业方向的主动求索。像把「有趣」当作重要标准的经纬,本科期间数次创业,最后选定金融作为未来行业。为了入行,他跨专业考了金融类研究生,毕业后收获了好几个理想的工作邀请。最终经纬选择了做一家全球顶尖投资银行的交易员,工作地在香港,起薪50万元。他对此很满意:「这个工作可以让我用钱对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投票。」

追求的过程中,目标也可能发生变化。有个和我一起去香港交流的学弟学的是新闻,原本满怀新闻理想。那几年新闻媒体遭受了很大的冲击,他跟我说,「理想不能当饭吃,我现在都羞于跟人家说我是搞新闻的。」他决定转向金融,开始费尽力气找各类金融实习,「我要洗白自己的简历」。因为跨行业,他找工作并不很顺利。求职期间我见到他时,他一脸疲惫,但仍坚信自己的选择:「既然都是当『打工狗』,我为什么不找一块肉多的骨头?」

目标掌控不一定都通向更现实、获利更多的出路,也有人走向了相反方向。我在北方大学见到一位陕西同学,他的选择令我充满震撼。他从热门的经济学逆流转到相对冷门的社会学,为的是「致力于社会的改善」。后来他回到陕西做选调生,经常在朋友圈关心社会时事、公平正义。

与目标掌控型相对应的,就是类似本科时的我这样的直觉依赖型。囿于文化资源的不足,意识不到要及早规划未来出路,或是迷茫度日,或是延续中学时的好学生惯性,一心只关注成绩。不少人到临近毕业,才匆忙抓住自己够得着的某个机会。禹海一直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在大三下学期选择了符合主流的路径——推荐免试博士。即便已经有了看上去光鲜的出路,禹海仍在后悔,没有早些思考自己的未来。

看到许多同学和我一样,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出路是怎么来的,我的很多困惑得到了共鸣。意识到这样的困惑不是个体的困惑,它是一个结构性的现象。也在很大程度被安慰,明白了本科时的茫然并不全是自己的错。

听了众多故事,我慢慢明白,为什么有时教育看上去对于改变命运很无力。社会本身就有强烈的「再生产自己」的惯性倾向,也就是说一个稳定社会的运转,总是朝着巩固和再造现存秩序的方向去发生。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源会自然流向那些本就富裕的地方。认识到这个,你就不会再那么naive地觉得读书理应改变命运,不然就是社会不公平。可这个社会就的确是不公平。

当弱势背景的同学苦苦摸索大学和社会的规则时,优势背景的同龄人早已从父母或更多信息源那里获取了信息。他们中有些人的父辈甚至是参与规则制定的人。前者只能遵从规则,得不到好结果时责怪自己不够优秀,后者则有底气质疑和无视规则。经纬高三时参加过复旦的自主招生,成绩并不理想,因为文史科目需要识记的题他大多答不准确。「我绝对不会记哪一年发生了什么事,没有任何意义。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会发生,这才是最重要的。」

上博士后的两个暑假,我又在复旦开展了两轮针对农村学生和贫困专项学生的访谈,激发了更强烈的共情。一个大四女孩告诉我,奶奶从小就跟她说要好好读书,要有出息。但在进入复旦前,她连电脑都没有接触过,实在不知道「有出息」到底是什么样的出息。

看着女孩的眼泪,我暗自决定,我的书要为和我一样经历过迷失无从阶段的学子而写。从故事中,我挖掘出不少直觉依赖型同学最后获得较满意出路的例子,告诉同类学生,自己同样有过上好生活的可能性。

例如有个出生在农村的女孩,进入复旦后适应得较快,也很努力,学业绩点高,还拿到出国交流的机会去了芬兰。视野拓展后,她决心以后要环游世界,体验更多未知的风景。本科毕业,她到香港读了研究生。在她看来,这段履历增加了她求职的筹码和做人的底气。回来后,她如愿进入一家著名企业工作。

同样重要的是,从外显角度(比如职业获得)去测量,「直觉依赖者」因为付出的努力缺乏方向上的集中性,表现很可能不如「目标掌控者」。然而如果从多个衡量内在个人发展的角度测量,在大学里的散漫发展和自由探索,却可能让「直觉依赖者」在内在自我的探寻上取得进步。从迷茫到探寻,再到找到吸引我的路,我自己的经历,就是对此的一个小小注解。

在书里,我还剖析了大学迷宫的规则,希望为同学们顺利通关提供参考。社会的确不公平,但我想尽可能为被嘲讽为小镇做题家的那些学生做点什么。否则,我都对不起将自己的经历与心路历程向我敞开的同学们。

复旦刚入学,身着「志德书院」书院服的郑雅君

5

刚上研究生那段时间,我经历了难忘的自我破碎。原因不是像本科时那样不适应,恰恰相反,是由于我突然成了优秀学生。

本科论文我根据和熊庆年老师整理的数据,写90后名校学生成绩和家境的关系,很意外地拿到了中国社会学年会的优秀论文奖。这是全国性的会,入围评奖的都是很好的文章,作为本科生能拿奖,我挺受宠若惊的。进入高等教育研究所读研后,熊庆年老师是我的导师,他挺肯定我,加上好多研究生同学是从外校考来复旦,和他们相比,我对复旦肯定更熟悉,一下有了优势似的,成了出挑的那一个。

但我完全没有享受这种变化,反而陷入了深深的错愕。以前总怪自己不够优秀,现在明明什么都没有改变,换了个地方就成优秀了,难道是真的变优秀了吗?其实没有,只不过是评价环境和标准变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此前很多年追求所谓的优秀有多荒谬。既然优秀不是个客观存在,而是取决于某个评价体系,那么我难道要为了被评价而耗尽自己的一生吗?

困惑接踵而至: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想干什么,如果我的目标不再是赶上其他优秀的同学,那么我的目标是什么?它有什么意义?

那段时间我像着了迷一样,碰到人就和对方讨论,你觉得你现在做的事有什么意义?甚至还去问了熊庆年老师。几天后,熊老师给我发了个邮件,附着他职业生涯中发表的所有学术论文。在邮件里他说:这些论文,现在看来大部分都是「垃圾」。

熊老师的个性非常谦和,他的话一定有谦逊的成分。但我也能感觉到,他可能的确认为,从长远来看,自己的很多论文或许不是很重要。

老师的话给了我又一个冲击。过去习惯外界的评价体系时,我觉得做学术挺体面的。但当我开始向内寻求,熊老师让我知道,做学术也可能变得没有意义。并不是说走了学术这条路,意义就自动来了。

2017年硕士论文答辩现场郑雅君与熊老师的合影

我在访谈中加入了这个话题。继而发现,这似乎是这个年龄段的同学普遍的困惑。包括那些曾让我觉得有距离感的精英同学,他们和我一样,也要面临意义制造的问题。

我意识到,能够自由地去探索我的答案,还可以通过研究听到别人的答案,这是个非常大的特权和幸运。熊老师曾建议我把本科论文扩展一下,写成硕士论文,这样两年就可以毕业,能把延毕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但我坚持要做出路问题的研究,我说不为别的,我就是想解决自己的困惑。我不仅想弄明白大家的出路是怎么来的,还想知道他们是怎么从出路中找到意义的。

复旦的昌盛生长于甘肃偏远农村,高考前没有出过省。到复旦后,他发觉和条件优越的同学比,自己的差距「不是努力就可以赶得上的」。他陷入长达一年的轻度抑郁,不去上课,拒绝社交。昌盛向我描述自己那段时间的状态:躺在三楼的床上看着窗外,「外面阳光很好,但我不愿意出去,我感觉我和外面是隔绝的。」

帮助昌盛寻求到意义的是他所学的社工专业。社工面对的大多是弱势群体,昌盛学习了如何帮助他们,也在情感上产生了共鸣,慢慢从抑郁中走出来。后来他做了选调生。

还有给我深刻印象的梓桐,是从云南农村考入复旦中文系的。经历了兢兢业业刷绩点、参与支教、去台湾交流后,开始重新审视自己:「成天想,工作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大三时,梓桐开始跟随老师做一个古典文献学的项目。他渐渐发现,自己对读书和思想最有兴趣,确立了做学术的志向。「提出有启发的洞见或者观念,能够帮助今天的人理解自己的处境,这是我最想做的事。」他认为读了这么好的大学,如果满足于过小确幸的生活,「我觉得你是没良心的。」「只追求独善其身,不求道的话,那没有价值。」我问他所说的道是什么,他回答:是张载的横渠四句。

有些同学让我看到,有时,意义来自选择后的建构。前段时间我去都江堰旅行,见到了访谈过的一位复旦学妹。她毕业后作为选调生去了都江堰,现在在当地机关的政研室工作,专门负责写材料。她告诉我,可能自己写的东西80%落不到实处,但想想只要有20%能落实,也是善莫大焉。她与家乡有深刻的情感连接,愿意去服务当地。

我开始感到自己的研究是有价值的,不需要谁认可或是发表,而是它自身具备内在价值。它滋养了我的生命,扩展了我的认知边界,也让我更理解他人。你发现生活可以有很多种,看待生活的方式也可以有很多种。特别是虽说像家庭背景这样的参数无法改变,常会让人觉得无力,想躺平,但当你走到每一个活生生的人的故事中去的时候,你会发现现实比理论精彩得多。人如何看待自己无法改变的因素,如何创造意义,都有很多可能性。你也会觉得的确需要对自己有所交代,而不是说简单躺平完事。不夸张地说,在做研究的过程中,我整个人都脱胎换骨了。

修改书稿时,我特意在硕士论文的基础上加了一章,讨论价值信念。我觉得,如果仅仅指出上大学需要具备的技巧,导致大家都钻营式地去学套路,这个没有意义,无非是换一种方式卷,搞成了成功学。而我觉得更重要的是,要想获得长远的发展,可能必须得思考自己到底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到底想干什么,什么事情对自己有意义。这些问题是不能回避的。

书出版后,我给每一位接受过我访谈的同学都寄去了一本。出乎意料,他们都很高兴,有人甚至在朋友圈主动披露「我就是书里那XX」。两周前,我在一档播客节目里分享了自己研究过程中的一些体会,并且公开了微信号方便接受反馈意见。没想到真的有很多人加我,绝大部分都是大学生。他们有的给我写了很长的信,表达自己的共鸣,告诉我这个研究对他产生了什么影响;有的就是一两句话,单纯表达祝福和支持;也有的什么也没说,大概只想躺在我的朋友圈里,当一个安静的支持者。

博士六年,我继续着寒门学子如何突破文化障碍的研究,即将论文答辩。全力将我从小地方托举出来的妈妈,将会看到我学业的最终成果。最近出了书,好多叔叔阿姨知道了,在朋友圈转发媒体对我的报道。我妈挨个点赞,回复「谢谢您长期以来的鼓励和支持」,再加两个抱拳的表情。

即时新闻–背景差距、资质差距…寒门子弟上名校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