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经济形势“十问”:中国经济真的复苏了吗?

就当前经济形势以及深层次的经济结构问题,我提出十个问题,与经济学界、广大社友共探讨。

一问:当前经济核心问题是总需求不足,总需求不足到底是投资需求不足,还是消费需求不足?

总需求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基本概念,分为投资需求和消费需求。但是,中国宏观经济学家以及宏观政策高度重视投资需求,而容易忽视消费需求。历史上,几乎每一轮总需求不足,都是通过刺激投资来处理的。

凯恩斯在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的经典解释是,以政府“投资诱导”促进私人投资需求复苏,带动家庭收入及消费增长,最终烫平经济周期
。若国家自由市场中,竞争性政府的债务和货币受刚性约束,逆周期调节政策可以作为私人用品纳入经济学的一般解释。

但是,当下软约束时代,公共债务与投资过度扩张,推动名义价格上涨,难以提振家庭的有效需求和真实收入,反易造成通胀、债务风险和资源浪费。弗里德曼用真实价格、卢卡斯用理性预期理论揭穿了这层面纱。

实际上,总需求不足,表面上是投资需求不足,根本上是消费需求不足,更准确说是普通家庭购买力不足。投资扩张最终依靠消费来化解,不管是外需还是内需。当出口下降、内需疲弱,大规模扩张投资的结果是产能过剩、价格下跌、经济下行、债务高企。消费是经济发展的最终目的,消费还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

因此,当下解决总需求不足的核心矛盾,关键不在继续刺激投资,而是增加家庭收入和消费需求。

二问:当前宏观经济政策到底是在扩张,还是在收缩?

今年一季度社融开门红、信贷创纪录,宏观经济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的。从两个指标来判断:

指标一,利率下降速度跑输通胀率,即利率下降幅度比通胀率下降幅度更小,相当于真实利率上升、货币收缩。

今年,中期借贷利率没有下降,LPR也没有下降,但是CPI快速下降,下降了2个百分点左右,真实利率不仅没有下降反而上涨,相当于加息1-2个百分点;真实融资成本反而增加,真实偿债负担、房贷压力反而增加。可见,今年的货币政策表面上是扩张的或结构性是扩张的,但是在市场中实际效果是收缩的。

通常,通胀稀释债务,实际偿债下降,而通缩推高偿债负担和融资成本。一般,美联储抗通胀,联邦基金利率要跑赢通胀率;抗通缩,则相反操作。弗里德曼在其《美国货币史》中论证了大萧条蔓延的原因:不是凯恩斯所说的流动性陷阱,而是美联储实施了错误的货币政策——加速收缩货币供给

美联储过度紧缩政策“额外”地加剧了流动性紧张,加速价格下跌,增加偿债负担,恶化债务风险,导致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欧文·费雪的“债务-通缩螺旋”。

指标二,财政支出增长速度跑输GDP,即广义财政支出增速比GDP增速更低,说明财政在收缩。

去年,GDP同比增长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1%,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2.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还是跑赢了GDP增速,体现了逆周期调节的特点。

今年一季度,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同比增长6.8%,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同比下降15%,广义财政支出增速只有0.6%,远低于同期的GDP同比增速4.5%。5月末,专项债发行规模约1.9万亿,发行进度50%,低于去年同期的56%。5月城投债净融资额转负,进入收缩区间。

以上两个指标说明今年的货币和财政政策,表面上在扩张,但在市场上的实际效果却是收缩。核心问题是,决策者对当下的经济复苏界定为顺周期还是逆周期。若逆周期,是否继续扩张投资,还是调整思路?

值得高度警惕的是,当前低通胀、高利率反推真实利率和债务负担反升,需要避免正在艰难出清的市场陷入“债务-通缩螺旋”。

三问:今年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受约束,到底过度举债问题,还是难以纳入经济学一般性原理解释的问题?

今年社融开门红,投资却弱开局。前4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明显弱于往年同期,同时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下降。

当前,政府投资受多重约束:一是地方政府债务;二是房地产泡沫风险和债务风险;三是出口下降和家庭购买力不足;四是上游产能过剩;五是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

在多重约束之下,财政和货币扩张呈现两大特点:一是流动性陷阱,大量货币在银行里空转;二是公共支出乘数效应下降,不少债务融资借旧还新。

辜朝明在其《大衰退》中指出,当资产负债表衰退,货币政策失效,财政需发力
。当前,LM曲线斜率趋平、右移惰化,但债务投资为主的财政扩张受约束,宏观经济政策扩张力度明显下降。

宏观经济政策受多重约束、效果下降,是施策中过度举债务问题、经济结构问题,还是难以获得经济学基本原理支撑的问题?

四问: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是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所致,还是下游家庭消费需求和购买力不足?

这轮从上游到下游的价格下跌正冲击而来,导致整条产业链利润下降,抑制了投资信心恢复。企业忙着清库存、出售亏本业务、甩卖劣质资产、修复资产负债表,减少贷款、投资和雇佣,进入“白忙”模式。这是今年投资疲弱、就业不振的原因之一。

这轮价格下跌的原因:上游原材料市场出清与下游普通家庭消费不足构成双重“夹击”。前者是投资刺激所致的短期因素,后者是家庭购买力不足积累的长期因素。

每一轮刺激政策退潮后,经济便进入价格下跌周期。当前这轮价格下跌源自全球疫情刺激政策:刺激性政策并未增加家庭的真实购买力,而价格扭曲引致企业过度投资、产能过剩。去年四季度开始,外需出口回落,国内需求又无法消化产能,企业主动降库存、价格出清。

这轮价格下行周期更深层次的原因是,家庭购买力长期不足积累的消费需求疲弱。

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通胀率,更能反映普通家庭的真实购买力。核心通胀率近一年没有超过1%,5月份只有0.6%,说明家庭购买力不足。

今年消费复苏呈口红效应和分化效应:需求弹性弱的日常消费、低价消费反弹,需求弹性强的可选消费、大类消费依然低迷。家庭收入和失业没有明显改善,日常消费和旅游消费抢占了家庭购买力,汽车、手机、家电等大类消费更难。

只有提振家庭收入及购买力,才能彻底走出价格下行周期。

五问:长期低通胀格局与广义货币快速增长是否构成矛盾,对国民经济是好是坏?

广义货币近十年增加170万亿,近三年增加80万亿,货币投放持续加速,但GDP逐步减速,CPI维持低位波动,核心通胀率呈疲软态势。CPI近十年均在2%上下小幅波动,核心通胀率近三年未超过1.5%,与PPI、GDP走势相关性明显走弱。

这种长期稳定却未充分反馈经济周期的价格,对国民经济与消费福利是好是坏?

弗里德曼在其论文《货币数量论—重新表述》中重新论述货币数量论,此后他大量分析美国金融历史数据后得出结论:长期来看,货币供应量决定了物价水平。其对通胀的通俗解释是“太多的货币追逐太少的商品”

不过,美国2008年-2019年、日本1990年-2022年、中国2012年-2023年,大规模货币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共存,货币主义遭受挑战。其实,只需将货币供应量调整为货币流通量,一切皆可解释。

涓滴效应和反向涓滴效应失灵,到底是科斯定理、经济学的失败,还是现实经济的失灵?

货币供应量扩张与长期低通胀格局的背离,说明经济结构性日趋固化。大量货币在流入金融、房地产、基建等结构性市场,资产价格通胀或资源浪费,而下游消费市场、家庭部门成为货币匮乏部门,长期紧缩。这就是结构性通胀(通缩),投资部门通胀,消费部门紧缩。

所以,长期货币扩张下的低通胀格局,经济结构趋于固化,价格机制趋于钝化,而价格不张则易弱化对供需的调节,无法警示与调节风险。只有打破货币、财政、产业体制及其政策构筑的货币“藩篱”,才能充分释放价格活力与货币力量。

六问:只有救房地产才能救经济吗?

房地产周期似乎决定着经济周期。拯救房地产意味着拯救家庭资产、地方债务和私人投资,降低银行爆发系统性金融风险和宏观经济过度衰退。

但是,房地产泡沫和债务风险巨大,刺激性政策只会押后然后快速放大风险。如此,房地产陷入救与不救的“两难”境地。

有人试图找新产业、新市场,如新能源、新制造、新基建,替代房地产来托举与拉动国民经济。

其实,房地产市场陷入“两难”,本已说明问题。试图将资源集中在一个产业以带动经济狂奔、资产膨胀,此产业思维乃计划思维。若找到第二个替代产业,狂奔几年后定然也是债务高企、进退失据。

实际上,最大的市场是消费市场。若家庭可支配收入占比提升至80%,以14亿人之购买力,足以拉动大量产业快速增长,消费福利和经济规模均大增。国民经济便从房地产是解脱出来,进入内生动力的正反馈、正循环。

换一个思路,从计划经济到自发秩序,一切阔然开朗。

七问:这轮人民币汇率下跌对降息操作的影响有多大,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今年人民币汇率快速下跌,其原因是内外金融周期不同,利差扩大推动资本流动。那么,这轮人民币贬值是否对市场期盼的降息操作产生影响?

今年以来,通胀率下跌2个百分点至零附近,而存量房贷利率并未下降,市场利率下降速度跟不上通胀率,这意味着市场真实利率上升、偿债成本上升。价格下行周期叠加真实利率上升,债务-通缩螺旋机制或得以强化。

通常央行需降息应对之,然而利率按兵不动,是否有降息拖累汇率的担忧?如今,是担心人民币贬值,还是升值?

东亚模式的历史经验显示,在国家转型早期,国内资本匮乏,资产价格低迷,政府选择压低汇率价格以吸引投资、刺激出口。当国家逐步接手“世界工厂”,国内资本日渐富余,甚至央行外汇占款和商业银行信贷软约束引致资本过剩,资产价格膨胀,并在特定的汇率机制中累积成“堰塞湖”。而原本低汇率刺激出口的模式,反成了资本外流与泄洪的风险因子。当汇率被动快速下跌时,降息降准的外部空间被压缩。于是,特定机制下的汇率陷入“两难”。

可否效仿日本央行:放弃保汇率或将汇率风险置于债务风险之后,坚持宽松到底和财政赤字货币化,以提振需求和刺激出口,避免宏观经济陷入“债务-通缩螺旋”、金融市场出现“戴维斯双杀”。

去年,日本金融遭遇美元大涨和石油危机的双核冲击,日元汇率崩溃式下跌;今年,在经历山穷水复后,似有柳暗花明之势,持续货币“输血”最终得以提振通胀,日股开启牛市。

然而,中国今日之金融条件,与日本完全不同。

在泡沫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互联网泡沫危机三轮暴力去杠杆、极限挤泡沫后,日本央行在资产价格超低周期中开启量化宽松和负利率之“魔盒”。同时,日本在90年代末实现了汇率自由化。此后,日元汇率作为一种有效的国际价格机制,持续地调节国际收支,不断地释放宽松政策累积的资产价格风险。

当前,中国处于资产价格与债务之巅峰,非自由汇率并未有效地警示与释放风险,若放弃保汇率而大规模降息,以保债务、保资产与保增长,后果可能是股债汇楼“四杀”。

那么,汇率约束到底是好是坏?是增加风险还是释放风险?

蒙代尔在其论文《固定与弹性汇率下的资本流动与稳定政策》中阐释了开放条件下货币与财政之策
,后被克鲁格曼概括为“不可能三角”。但“不可能三角”误人不浅。从价格理论来看,“三选其二”为伪命题,浮动汇率机制可以更有效地警示、释放和调节资产累积风险,同时约束货币和财政过度扩张。

所以,汇率“两难”格局,如地方债、房地产,既增加了利率、汇率市场化改革的风险性,又增加了其迫切性。

八问:A股长期过度“稳定”,到底是股票市场本身的问题、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市场的问题,还是宏观经济基本面的问题?

与美国股市明显的周期性不同,A股更多体现结构性。那么,A股到底是充分反映了基本面,还是一直走“独立行情”?

其实,当经济基本面进入景气周期时,A股对这一信息并未充分反馈,周期性波动不大,但结构性颇为明显;当经济基本面进入非景气周期时,A股相对有效地反馈这一信息,但仍存明显的结构性。

其中的原因在于,最近十多年的名义经济增长,部分源自宏观政策层面从货币-财政-产业政策的资金传导,进而形成结构性涨势,股市最终呈现结构性的反馈。可见,A股还是能够反映经济基本面,只是其反馈的重点不在周期性上而在结构性上。

除了经济基本面,A股的前景对金融市场化程度提出更高的要求。股票上市、退市以及定价完全由市场做主,投资者“用脚投票”。全面注册制改革旨在将选择权、定价权下放到市场,而这次改革的难点在于如何实现交易所的市场化。

当前金融市场以商业银行、间接融资为主,投资银行、直接融资较弱。这种金融市场是否有利于降低企业的融资成本、提升经济效率?

作为一种重要的直接投融资市场,股票市场一边为中产家庭提供理财渠道,另一边为企业尤其是技术企业提供直接融资渠道。股票市场、投资银行以及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难题,与当前的金融市场结构是否有关系?能否在商业银行与投资银行之间,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实现更加充分的金融竞争?

九问:强投资、强出口经济模式为何没有转化为“强消费”,该经济模式还能否延续?

以日韩为代表的东亚模式,一条成功的经验是,以廉价的劳动力和土地吸引外资和技术,发展出口制造业,通过出口创汇获得更多资本,国内资本逐步从匮乏到富余,家庭收入提高、消费福利提升,最终构筑形成经济的内生动力与内外一体化。

萨缪尔森在其《国际贸易和要素价格均衡》等多篇论文中,基于赫克歇尔、俄林的研究进一步论证了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萨缪尔森认为,只要存在产品价格的差异,两国就会继续开展贸易,但最终的结果将是两国产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相等

林毅夫借此理论推测,只要持续对外贸易,国内资本逐渐富余,中国劳动力价格与美国趋于均等化,家庭收入逐步跟近美国。

改革开放前二十年,中国资本匮乏价格高,劳动力丰富廉价,美国则相反,资本富余廉价、工资高,要素价格差驱动两国贸易,美国对华投资,中国对美出口。结构性的要素均等化确实在两国之间发生。随着外资与外汇大量进来,国内资本快速富余,与美国资本价格趋于均等化;同时,国内劳动力价格有所提高,与美国工资收入差距在缩小。

然而,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劳动力价格均等化的速度,远低于资本均等化的速度。换言之,资本快速增长为何没能推动家庭收入快速增长?

该理论建立在要素完全自由流通的基础上,相当于假设交易费用为零。交易费用越低时,出口创汇带来的财富增量,转为劳动者工资、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就越多。在2001年到2008年贸易腾飞的时代,这个趋势颇为明显。

但是,2008年金融危机中断了这一趋势。此后三轮扩张性的刺激政策,以及上游非竞争性资源型经济体和下游银行、电力、电信等基础服务经济体,愈加强化了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市场的结构性。

如此,强出口换取丰富的资本以及货币扩张创造的名义货币,大量转化为固定资产投资,更少流入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当家庭收入增长速度跑输资本扩张的速度,“强投资、强出口”无法转化为“强收入、强消费”,经济内生动力和家庭消费福利不足。

数据显示,中国家庭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43%左右,近些年略有下降,低于全球平均水平60%。其中,美国超过80%,成功转型的日本接近60%。

如今,宏观经济依然是强投资、强出口与弱消费的结构。投资占GDP的比重超40%,远高于国际普遍水平的20-30%;消费占比只有50%多,低于国际普遍水平的70-80%。

所以,调整经济结构,从强投资转向强消费,将强出口换取的富余资本、无效投资节省的大量资本转移到家庭部门和消费领域,是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方向。

十问:走出当前宏观经济困境的有效办法,是继续实施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还是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现在的宏观经济政策到了十字路口上,是时候考虑改变宏观经济政策的思路。

基于“强投资、弱消费”的经济结构性,以及扩张性政策强化的杠杠率与弱化的内生性,建议启动国民收入计划,实施一系列提振家庭收入和消费福利的微观经济政策,替代过去以投资刺激为核心的宏观经济政策。

国民收入计划包括:一是通过国企利润、增发国债、节省基建投资三种方式,直接给普通家庭无差异发放现金,考虑每年1万亿,连续三年;二是降低存量房贷利率;三是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给中小企业减税,给低收入家庭提供税收补贴;四是大力划拨国有资产充实社保基金,大幅度提高农村家庭的养老金额度。

国民收入计划,旨在短期内直接提高普通家庭的收入,缓解当前消费需求不足的问题,而解决深层次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必须上升到制度改革层面。

当下,所有人的注意力都在货币、财政和产业政策上,是否降息、是否增发国债、是否拯救房地产,而忽视财政、货币以及经济制度的改革。

布坎南在其著作《同意的计算》中,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将人们对公共政策失效的关注点,从政策层面上升到公共选择的过程、逻辑以及与之形成的制度
。换言之,与政策调整相比,更需要关注制度改革及其程序。不论从逻辑上,还是从历史上,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靠改革开放。

例如,地方债务风险,是债务扩张性政策的结果,还是跟地方债务软约束和银行信贷软约束有关?宏观经济政策收缩和过度的债务抑制政策,是抑制风险,还是可能诱发风险?

地方债、房地产和汇率的“两难”,说明政策空间更加狭小,亟需通过改革来突破。比政策调整更重要的、比“以时间换空间”更有效的是,启动新一轮改革开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包括利率、汇率、土地、商业银行以及国有企业领域的市场化改革,从间接税转向直接税的税收收入改革,从基建投资转向家庭福利的财政支出改革,等等。

以上“十问”,抛砖引玉,旨在共同探讨如何解决实际问题,以增进国民经济、家庭收入及消费福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