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娃考上北大: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

他不知道要干嘛

这是李天然在北京大学上学的第二年,他没怎么出过学校,按照他的话,北大就像一个小镇,能满足日常生活所需的一切。离北大3公里的中关村购物中心,今年2月下旬,我请他吃饭,他才第一次来。

上了大学,没有高中班主任,也没有任课老师再对李天然提各种要求了,这种突然的自由,李天然刚开始很不适应,他不知道要干嘛,课表上说去哪里上课,他就去哪里,说上什么课,他就带什么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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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的很多时间,李天然就躺在寝室的床上,他状态不好,经常没什么食欲,懒得吃东西,“没什么想法,活着就行”。同寝室友问他,你怎么考上高中的?你怎么考到这里的?你怎么活到现在的?

李天然敦实白净,戴副眼镜。他来自距离北京大学2163公里的云南镇雄县的农村。北京大学不用再多费笔墨介绍,能考上的无疑是中国最优秀的一帮学生,李天然入学那年,北大从973所中学招收了4006名学生,其中校本部共录取了农村户籍学生442人,占内地学生比例为15.1%,北大称该项数据为近年最高。

新生开学时,李天然和同学一起从云南来北京,他来早了两天,就在学校附近的宾馆睡了两天,除了吃饭,他没有再下楼。

两天后,新生报到,天气晴朗,天空很蓝,在北大的邱德拔体育馆内,几十个学院几十个摊子,还有乐队在吹吹打打,校长穿过热闹的人群中往李天然的方向走来,学院摊子上的学姐对他说,那是校长,校长要过来了。校长戴着眼镜,显得慈眉善目,他走到李天然的身旁,轻轻地拉了下他的黑色的棉外套袖子,“这么热,还穿得这么多吗?”李天然在喧闹的人声中不知道说什么,他确实有点热,就微弱地回,“习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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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被室友拉着参加迎新活动,李天然的生活可能就只有教室、寝室和食堂,北大200多个学生社团,李天然一个都没报名。学校声名在外的百年讲坛,李天然也是被室友拉着去了几次。未名湖畔,李天然很少去走,“那里多是情侣在散步”。

学校里不少学生穿着带有北大logo的衣服,但李天然几乎没有穿过,他喜欢深色黑色的衣服,一年到头就那么几套。李天然甚至有些自卑,因为镇雄此前是贫困县,他走的是国家专项计划,他觉得自己不到680分的高考分数在北大太普通了。

到大一结束的那年,李天然就和保送研究生没有关系了,他的综合成绩只能算是中等,考到80分,他就觉得血赚了。

走过一片坟墓才能去到学校

每到寒暑假,李天然就会准时回到家乡——云南省镇雄县,家乡湿润的天气总是让他怀念,虽然县城杂乱无序,会出现斑马线用栅栏挡住,行人只能绕过斑马线才能过马路的荒唐事,但李天然还是觉得回到这里,内心要比在北京舒服很多。

镇雄县地处乌蒙山脉北部,是云南、贵州、四川三省交接之处,2020年,国家到了全面脱贫指标的最后一刻,镇雄县才顺势摘掉了国家级贫困县的帽子。当地人民政府印发的《镇雄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0三五远景目标纲要》显示,2015年,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为62.76%,2020年才上升到91.6%。

一名和李天然同届的的男同学说,他在乡镇读的初中,班级有73人,最后能参加中考的不到一半。他印象深刻的是班上的一个女同学,成绩和他差不多,但女同学初一下学期就辍学了,等这名男同学上高一时,女同学已经生了孩子。

作为云南省县城人口排名第一的大县,镇雄县的人均耕地不足0.8亩,多数的青壮年不得不选择外出务工,李天然的父母也远在浙江义乌打工,没有能力为他的学习分忧解难。

李天然在父母的打工地义乌市读了六年的小学,之后回到镇雄县读初中,那是一个乡镇中学,一米左右的桌子坐三个人,只有两个抽屉能放书,两百多人挤在一间大教室。学生们肩膀挨着肩膀,书本顶着后背,坐在后面的同学很难看得清黑板的板书,老师上课用“小蜜蜂”,同学们就像在听劣质播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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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幸李天然一直坐在前排,拥挤的教学环境并没有影响到李天然的学习,他天生有个聪明的脑子。唯一让李天然觉得有点害怕的是冬天上学的路,学校在镇上,而包括他在内,许多学生的家都分散在村里,有些同学凌晨4点多就要起床,他不需要起那么早,但他需要翻山,走过一片坟墓才能去到学校,冬天的天色亮得晚,墓地在清晨更显孤凄,他从来不敢去看墓碑的字,不想知道躺在里面的是男是女,是老人还是年轻人。

当然,有关害怕的一切,李天然都不会告诉远在义乌的父母,这是不值一提的小事,何况,告诉他们也解决不了。

2018年,李天然初中毕业,考入镇雄县城南中学。这是所带着使命成立的年轻学校,镇雄县原县委书记曾接受《经济日报》的采访称,因为贫困、闭塞,长期以来,镇雄教育基础薄弱,教育质量低下。多年来,镇雄县经济条件较好的家庭几乎都把孩子送到外地读书。在此背景下,2016年,镇雄县委、县政府与云南师范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创办了云南师范大学附属镇雄中学(即“城南中学”)。

后来提到这所高中,李天然会说是“衡水模式”。学校是完全的封闭式管理,就读的学生全部都要住宿,不允许走读,请假出学校需要重重审批。学校的作息表让李天然觉得读书就像在坐牢,早上6:30抵达教室晨读,中午12:00下课,半小时后,需要回到教室,自习到1:00可以选择是否回寝室睡觉;2:20,下午的课开始,5:30下课,半小时后,6:00,学生必须到教室,直至晚上10:30放学,到了高三中期,晚上放学的时间则延长至午夜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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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天然的老师觉得李天然有希望上清北,给了他很大的压力。物理考试,铅垂线和重锤线是一个意思,李天然写铅垂线,老师给他扣分,“不行,你要写成重锤线”。父亲来学校看李天然,老师告诉父亲,少来看,别让孩子分心。

李天然不喜欢这种压迫。有时候,他写写日记,逛逛校园,做些和学习无关的事情放松放松,但在一次日记被发现,公开宣读后,李天然逐渐陷入一种抑郁的状态。“不知道一直这样读书有什么意义,什么都做不了,非常无聊,有时候在想,干脆跳下去算了,特别厌学,又厌食,不怎么想吃东西,吃的话又暴饮暴食。”

一本上线率、985上线人数、班上是否出了清北生,学生的成绩是一位老师在学校安身立命的根本,在这样的从上往下的压力中,李天然用“躺平”来抵制对他的高期待。有一阵子,是高三了,李天然晚上从寝室逃出来,去学校机房通宵打游戏,打到天亮,晨读,他第一个到教室,睡觉。

但李天然的成绩依然维持在670分左右,除了归因于天赋聪明之外,按他的话说,坐在教室的时间太长了,十七八个小时,即使不想认真听课,也避免不了听一听。

高考那天,运气的成分不能说没有,物理110分的满分他考了107,而那些平时物理接近满分的同学有的只考了70多分。

2022年暑假,李天然回镇雄县当补习老师,我就是在这儿认识李天然的。起初,我到镇雄是为了寻找跟他一起当补习老师的另一名学生的故事,这个学生叫付云飞,高出李天然一届,他也考上了北京大学,不同的是,付云飞初中、高中全部在镇雄县辖下的乡镇中学——芒部中学就读。

付云飞在他的志愿填报上没能作得了主

芒部镇地处镇雄县的西北部,距县城约30公里,镇上汉、彝、苗三个民族聚居。从县城驶向镇里的唯一公共交通是14路公交车,车辆在穿过关口隧道后,还要在群山重重的山间公路行驶一个多小时。

芒部中学是镇上唯一一所中学,而付云飞是芒部中学建校以来第一个考上北大的学生。

我在这所中学第一次见到付云飞时,他穿着白色短袖,黑色的运动裤和运动鞋,肤色也被晒得黝黑,五官分明的脸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他主动跟我握手,热情地打招呼,看上去很像这座学校的主人,我们走到学校办公室后,付云飞马上烧了水,给每个人泡了一杯茶,学校的老师总是说他情商智商都很高。

付云飞和李天然是截然相反的性格。李天然说话很轻,讲到他觉得不好意思或者有些好笑的地方时,他会习惯性地用手捂一下嘴,面对一些让他不舒服的事情,他更愿意选择沉默。

而付云飞自称“社交牛逼症”,在高中,同年级的学生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喜欢窜着班玩,十几米开外的老师,他看到了也会主动上前打招呼,连学校附近奶茶店的老板娘,在他毕业两年后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并自豪地说,“付云飞的妈妈、女朋友我都认识。”

付云飞在大学前的教育经历全部在乡镇,他是在三滴水村上的村小,三滴水村地处芒部镇北面,在全面脱贫之前,三滴水村是乌蒙山脉下连片特困区的典型贫困村。

三滴水村的滴水小学一个年级只有一个班,学校在山顶,他的课表上开设了英语课,但却没有英语老师,英语课偶尔由语文老师或者数学老师兼任,在这深山更深处的村落,付云飞的数学老师六年换了六个。

到了初中,很自然的,付云飞被分配到镇上的中学,他就在镇上的芒部中学念了六年。

和李天然一样,付云飞的父母远在外地打工,家里由爷爷奶奶照料。在村里,上学、写作业似乎不是那么重要的事情。付云飞高中同寝室的室友回忆,读小学时,中午吃的是从家里带去的土豆或者饭团,每天放学回家,最紧要的事情是趁黑天前背着竹篓上山砍柴、割猪草、先喂猪,猪吃完了还有鸡啊牛啊等牲畜,最后才轮到自己吃饭,“这时还写啥作业啊,睡吧。我小学很少写过作业。”

但付云飞的爷爷是军人出身,对付云飞要求严格,如果作业没写完,就不让吃饭。付云飞经常在卧室写作业,卧室里是两张用砖头垫起的木床、一个衣柜、一张桌子,墙顶挂了一盏不是那么亮的白炽灯,没有台灯,也没有椅子。

不写作业时,付云飞就去干农活,割猪草、种土豆、刨玉米。他家的门前就是一座连着一座的青山。当夏天来临,山上开满了金钱花时,付云飞就摘了这些花晒干了去卖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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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事情”“小问题”,这是付云飞经常挂在嘴边的话。他对自己的评价是自我调节能力很强,“不然一个人怎么生活?”初中时,他接到过诈骗电话,电话那头的男声告诉他,不交钱要被立案,当时付云飞还不到十五岁,电话里说要六千块钱,可他一周的生活费才100块钱,他坐在床边想来想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立案就立案”,他不会打电话给外地打工的爸妈,他宁愿被立案也不会问他们或者爷爷奶奶要多余的钱,徒增所有人的烦恼。

每个星期,生活费用完了,他就走路回家问爷爷要钱,从镇里的学校走向村里的家,那会还是土路,付云飞要走40分钟左右。去年夏天,我去到付云飞家里时,这条路翻修成了公路,打上了水泥,扩宽了不少,付云飞用电动车载着我在路上驰骋,下坡时他还想加速,说可以开到70码,我想到自己还没买人身意外险,让他握紧了刹车,风在我的耳旁呼啸,付云飞说,他读初中,摸黑走这条路回家要钱时,从来没怕过,山峰静寂,有时没有任何声响,有时几声狗叫,“我就敢一个人晚上去山上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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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钟爱飞驰的速度一样,上了高中后,付云飞用一骑绝尘的分数成为学校的统领者。高中三年,他都是年级第一,最多时拉开第二名100多分。

“他很有天赋,那些题就是会做”,一名同班同学记得,老师在课上某个题卡住了,“他刷刷两下就能弄出来。”

乡镇中学,相比县城里城南中学的封闭式管理更粗放,付云飞的高中生活比起李天然要舒服得多,至少他每天可以自由地出入校,和老师们的关系也更为亲近。他和同学会经常去老师家吃饭,冬天,有些同学还会被老师喊去帮忙搬运煤块,老师打他们、骂他们,又像父母朋友一般关爱他们,寝室里,任谁买了一碗米粉,都要几个人一起分着吃。

但另一方面,这么一位“明星”学生,也免不得遭受老师时不时地揪耳朵和耳光。在高中,学校禁止什么,付云飞就去做什么,学校反对谈恋爱,他交了女朋友,学校不准课间喧哗打闹,他经常窜着班找同学吹牛。

当付云飞691分的高考分数出来时,一位老师曾开玩笑:“这次付云飞的祖坟何止冒青烟,简直是熊熊烈火。”

校长亲自出马,帮付云飞填报了北京大学医学院的护理专业,一所学校考出了清北生,意味着太多,无论就读专业是什么,也要先挤进去。付云飞在他的志愿填报上没能作得了主,如果不填护理专业,他可能上不了北大。

考上北大,付云飞拿到了学校和当地政府所给的奖金:20万——付云飞的早熟在此再一次显露:他帮家里在县城购了房,还借了一部分给同学。

就像走迷宫一样

今年春季,我来到北大和李天然一起上课。李天然选了一门晚上的《周易》课程,老师在黑板上划了一横一横的线条。老师问大家能不能推算出卦象,我问旁边的男同学听懂了没,他说没有,但李天然好像懂了,他的脑子真好使啊,他说变化的规律一共就两种情况,再变一次就能把它变回去。

“就像在走迷宫一样,原路进原路出。”

迷宫这个词,让我想起郑雅君近期出的一本书《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迷》(以下简称“金榜题名之后”),她访谈了北京、上海两所顶尖院校的62名同学,试图揭示不同家庭背景出身的同学在名校接受同样的教育,但在做个人选择时,是什么对他们产生了影响,造成了毕业出路的分化。

郑雅君写到,大学的生活可能像一个被精心布局的异彩纷呈的迷宫。每个人在各个小路之中穿行探索,一边做选择,一边收集着有价值的筹码(成绩、经历、奖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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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不同社会出身的探索者来说,迷宫的神秘度是不同的。有人对里面的布局相当了解,有人半知半解,而有人只能通过道听途说略知一二:并不是所有人都清楚当中的游戏规则。李天然和付云飞都是那个刚开始不清楚游戏规则的人,在其他同学为大学的绩点竞争时,他们还不知道绩点的用处,等他们知道的时候,那些奖学金、研究生的保送名额已经和他们说拜拜了。

李天然还选择了一门《中国现代戏剧课》,任课老师是孔庆东,在一间很大的阶梯教室里,孔庆东向百来个学生发出他的问题:把妇女节说成女神节,甚至是女王节,这是什么样的罪恶?究竟想把各位男同学女同学引向何处?

选课之前,李天然不知道孔庆东是谁,他没有微博。

对于孔庆东提出的问题,李天然没什么想法。有时候,他会思考下,现在知识是不是贬值了?这个社会究竟需要些什么?李天然在网上刷到有的视频博主说,年轻人,在座的,都应该有100万的存款吧,30岁以前有100万的存款是很基础的事情。这话语让李天然觉得不可思议,“太害怕了,我现在都不敢刷这些,看一眼我直接跳。”但李天然仔细一想,这是营销吧,博主自己30岁前未必有100万。

李天然是个忍受力很强的人,小学时,他跑出去上网,为了不被父亲打,他干脆不回去,就在外面流浪。

在北大读了两年书,李天然不怎么认识别的人,也没有谈恋爱,他的生活似乎一切都是被动的,不像如今的新世代,他也没有什么表达的欲望,李天然的朋友圈干干净净,他一条没发过。他不知道朋友圈发什么,发了有什么意义。“如果将来我发朋友圈了”,他说,“第一条朋友圈,可能来自领导的命令吧。”

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

整个大学,付云飞一直独立地支付自己的学费和生活费。

大一的暑假,他留在北京带旅行团,一天250块钱,带到了开学,卡里的钱还不够交7000块的学费,妈妈问他,还有没有钱,他说,有。他疯狂地接家教,三天时间最多做了11个小时的家教,吃饭就在食堂点最便宜的,之前借他钱的同学也还了一些,付云飞自己交上了这笔学费。

大二的暑假,付云飞回到了老家镇雄县,和李天然一起在一个乡镇中学辅导学生的作业,在那里,干一个月,老板答应给他们一万块,这足够开学的学费了。

大学期末考试,100分钟的考试时间,付云飞提前40分钟交卷,他在心中算了算,考试成绩只占总成绩的40%,多做对一个题多一分,折合下只有0.4分,“0.4分,四舍五入等于0”,不如早早地交卷回去睡觉。

在云南的山间,付云飞自小生活的村子,他的爷爷在山边开辟了个药园子,种了很多基础的草药,山腰处,家里原来被拆掉的房子那块,爷爷种了一棵树,现在树长到了两三层楼那么高。

付云飞说,这棵树,是用来做棺材的,人死了,就把树砍下,这是爷爷为自己准备的。小学附近的板栗树,到了秋天,板栗成熟时,付云飞和同学们踢一脚树,板栗就下来了,事情都是那么随着岁月、季节自然而然。

但来到了北京读书,一切就不一样了,这里充满着竞争,人和人之间有一种生疏和防备。在北京做家教那段时间,付云飞发现本地的学生,从小出国玩,见那么多,又是各种夏令营各种活动,“但是他们也不知道上大学要干嘛,他们也是跟风,他们很焦虑,什么都想学,都想去竞争,一直被家长压着干。”

同学大一发了sci论文,他做家教的孩子住着两百多平的房子,但就像付云飞自己说的,他的自我调节能力很强,“有什么可比性?我真不自卑。”

今年,付云飞就大三了,明年就要毕业,正在走往人生的又一个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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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7月,在镇雄县,他告诉我,未来的打算是先考研,考虑中医方向,还准备去考个教资,他想着,以后混不下去了,当老师也挺好。他不打算考公务员,我说北大很多学生都在考公,付云飞说,即使99%都在考公,我就不能是那1%吗?

但现在,走在北医的校园里,他的意思是考研是不可能考研了。他做了近视眼手术,打算报名当兵,当两年,可以延缓就业的压力,还能返还所有学费,加上退伍的津贴。当兵之后,还有机会保研,退一步,还能考公,报那些针对退伍军人的专岗,付云飞想,加上自己北大本科的身份,这就是“顶配”。

不管是在老家还是北京,面对难题,付云飞都倾向以最实际的方式主动出击,面临毕业的选择时,他也尽可能地先履行家庭责任,他还有两个妹妹,他的父母都只是普通的劳动者。

《金榜题名之后》把家庭背景优势不足的学生分为迷失无从者和价值归顺者,名校中的寒门学子容易感到孤独和被拒斥,他们仿佛被“移植”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很容易因缺乏信息、道听途说和相互冲突的信念而迷失职业目标,导致在毕业关头成为处境被动的“迷失无从者”。但同样的情况也可能产生不同的选择,郑雅君在访谈中也观察到,来自内陆地区的农民/劳工家庭的学生在毕业时多倾向于先履行家庭责任,选择能减轻家庭经济负担的工作,比如进入主流的体制内工作。

付云飞在选择的路口有了自己的方向,而李天然才上了两年的大学,更远一点,他还懒得去看。

到了大二,李天然已经很少翘课了,在室友的拽领下,他还去了故宫、颐和园等进京游客必去的打卡点。他对未来还没想清楚,他总是说,找一份让自己能活下去的工作就行。

回到我和李天然一起听课的那天晚上,下课后,李天然领着我逛了半圈校园,当晚的北京空气质量是轻度污染,但比起李天然第一次来北京时好多了。

2018年,城南中学组织成绩优异的学生来北京游学,游学那七天,李天然感受到的只是空气太差了,人也累,故宫、颐和园、清北,每天跟着走、走、走。

很多时候,他的状态就是,跟着。高中,李天然就有点自卑了,同学们有智能手机、iPad,他都没有,进了北大,他觉得自己分数也不高,更没有钱,自卑也在延续。

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路要走,他看了一些书,列夫托尔斯泰,也找到了专业上的兴趣,很难说那种落差感是从什么时候消失了,他有了一些自己的想法,就不太在意别人是怎么样的了。

他还没走到迷宫的出口,现在李天然要做的,是走回寝室,回去躺着,打游戏。他对我说,再见了。

◦付云飞、李天然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