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多年前，有次听一位长沙官场上的老同学无意中说，有位年轻水稻科研人员被袁隆平打压，不但经费批不下来，甚至东躲西藏弄块试验田都搞不成。当时，袁隆平是神一般人物，我对此并未往心里去。
后来有两件事让我对袁隆平感兴趣，一个是2007年12月福建农科院研究员谢华安当选中科院院士，再一个，是网上有人实名举报打着袁隆平招牌的隆平高科涉嫌腐败（袁本人并未被指控牵涉其中）。回头找老同学帮我介绍采访对象，自然是百般推脱。
隆平高科被举报的上市时的腐败事项，随着时间推移，已极难查证，后来我们报道袁隆平时，发现它即便当年有圈钱嫌疑，也没太大的报道价值，而当年的举报者，有的去世，有的则兴致了了。
值得一说的是谢华安。当年谢刚当选中科院院士，就有人向方舟子的新语丝举报，谢华安论文涉嫌抄袭。新语丝虽然让谢华安丢尽颜面，但对我来说，扒谢华安的老底，却有为其恢复荣誉的意味。因为我这才知道，中国除了有个“杂交水稻之父”，还有个“杂交水稻之母”，“杂交水稻之母”不是别人，正是这位谢华安。
以前，我只是从媒体报道中得知，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让中国水稻亩产提高了20%，多养活了7000万人，这次才知道，袁隆平当年培养的杂交水稻，刚推广没多久，就因大面积爆发稻瘟导致颗粒无收，这时，谢华安培育的杂交水稻“汕优63”及时救场，谢的“汕优63”，在播种面积上，连续16年位居第一。
谢华安当选院士变成丑闻，不免被闲话和翻出各种旧账：袁隆平、谢华安在学术理论上的建树远不够申报中科院院士，更适合工程院院士，而谢华安屡屡落选工程院院士，不免让人猜测是因为袁隆平在工程院的缘故。
我当时的工作经验，对中国媒体之不靠谱早有深切体会，尤其是官媒，但我从没怀疑过袁隆平头上的那些神圣光环是不是被严重夸大。
2012年初，因为袁隆平团队和谢华安团队先后创造超级稻纪录，总算有系统梳理一下杂交水稻与袁隆平话题的机会，我记得为写这个稿子，《凤凰周刊》记者杨桐花了近一个月时间采访，在今天能见到的相关报道里，它应该是梳理得最翔实准确的。
因为文章不上网，但这组报道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不过，我并没有因为一万三千多字的报道，就对此话题丧失兴趣。当时虽有方玄昌等擅长科技报道的同行帮助，那组报道依然留有遗憾之处，很多东西并没真正梳理清楚。
关于袁隆平，今天讨论和争议最多的，是袁隆平是否是杂交水稻之父，当年我们记者报道的重点之一，就是挖掘出在杂交水稻上一大批公众并不知晓的专家。以我今天的看法，袁隆平到底是不是真正的“杂交水稻之父”，不值得作为重点，因为这件事，很可能并没你想的那么重要。
谁让我们不饿肚子
我们之所以觉得袁隆平是否是杂交水稻之父，很大程度上在于，我们对这样一个说法有深刻印象，即中国人民吃饱饭主要靠两平：一个是代表政策的邓小平，一个是代表技术的袁隆平，也就是说，包产到户+杂交水稻让中国人不再饿肚子。
包产到户对农业的影响，在那段历史转折年代生活在农村的人，应该会有深刻的记忆。而且，家庭联产承包制其实到1982年的一号文件开始，才正式在全国范围内被允许的，所以，在1978-1982年期间，留下了大量政策对比案例，它足以证明制度激励的作用，这个以后有机会可单独再说。
那技术上的那一半呢？
中国粮食单产的提高，主要贡献是育种技术和化肥施用。我们先不提育种，如果只看化肥的话，半个世纪来，中国化肥施用量与粮食产量的关系，会让你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的粮食增产，就是靠化肥堆出来的。
有人甚至将1978年以后中国粮食产量高增长直接归结为1973年代初，中国决定向西方国家大规模进口成套设备的“四三方案”（它得名于引进的设备技术总价为43亿美元），因为该方案引进的大型成套设备提高了中国的化肥产量。
用“化肥论”看上面的表格，你确实会觉得数字相当完美，其他因素可以认为完全无足轻重。但是，这种完美的化肥论，很可能只是一种巧合。
如果化肥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那么就无法解释苏联的现象：1970年代末苏联化肥产量就超过了美国，但苏联的粮食缺口反而不断增大，苏联解体后，化肥产量下降，粮食反而开始出口了。
“四三方案”其实有多么的不靠谱以后再说，但你也许会注意到，1984年后，中国的粮食增长速度迅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而化肥则始终高速增长——化肥的施用增长速度一直远超过粮食产量增长速度，化肥的边际效益逐渐降低。
1984年后出现的这种奇怪的波动，用化肥产量是完全无法解释的，但它和粮食政策却能找到某种对应关系——1985年，国家不再下达指令性收购计划，而是以“合同定购”方式来收购国家需要的粮食。
另外，杂交水稻最先推广的洞庭湖地区，并非一直是低产稻种。两湖及苏浙地区，曾遍植一种叫农垦58的稻种，有些人在回忆中称，它比今天的泰国米、东北米还好，这并非毫无根据的妄言，农垦58是农垦部长王震1950年代初访日时引进的优秀稻种。
在苏浙地区试种四年才大面积推广，大饥荒结束后的1962年的统计数据应该是比较可信的，农垦58的亩产是370公斤（千亩试种）。但农垦58在退出历史舞台前的整个六七十年代，从没有真正发挥过它的高产潜力。
农民普遍不喜欢这种上面压下来的稻种。除了口感不习惯外，主要理由，仔细梳理一下其实都是偷懒的理由：农垦系列收割、脱粒时，比较费事，它是一种对肥很敏感的稻种，只要一偷懒产量就往下掉。
前面这七百字简单概括就是：激励制度、化肥和育种技术对提高单产都很重要，都有效用的边界，但在当时，育种技术相对是不那么重要的。
在讲杂交水稻对中国吃饱饭的贡献时，我们容易不自觉地默认：粮食=水稻，因为中国是口粮中稻米比例高于小麦的少数国家。但是，粮食主要分玉米、水稻、小麦、薯类、豆类这五大类。
而1980年以来，中国粮食结构的变化，是曾为中国人不至于饿死做出巨大贡献的薯类甚至南瓜之类，迅速从主食序列中退出，谷物成为绝对主力。谷物当中，今天产量最高的是玉米，其次是水稻，再次为小麦。
最近十年来的变化趋势是，玉米、小麦的产量逐渐上升，稻米的比重相对下降，在谷物的比重，基本在略超过三分之一的位置。
所以，今天谈粮食基本上可以只谈谷物。
杂交水稻提高单产20%，多养活了7000万人这个说法，会让人产生一个错觉，其他谷物不曾像水稻一样，因为育种技术进步而大幅提高单产。
玉米和小麦，是否有过育种技术带来单产的大幅提高？
当然有。
先说玉米。
1950年代初，中国的玉米亩产大约是在70公斤左右，到了1960年代中后期，亩产提高到了115公斤左右。接下来，从19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玉米育种上经历过六个阶段的技术进步，玉米亩产量稳步上升（文中所有亩产都是指单产）。
今天，中国玉米单产约在360公斤（2016年），为1950年代初的70公斤的5倍。
那幺小麦呢？
小麦因为品种改良，单产提升同样惊人，见下表
小麦的单产成绩最让人惊异的地方在于，美国是农业生产技术最先进的国家，它的小麦单产，平均每亩174公斤，大大落后于中国。即使考虑到中国农产品的数字都需要打折扣，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
中国大部分地方的谷物种植，都是靠劳动力高投入的精耕细作来提高产量，人工再加上土地成本，即使中国劳动力便宜，并且小麦单产大大高于美国，小麦成本依然高于美国。中国小麦每公顷的生产成本为13710元，而美国小麦每公顷的生产成本只有4770元。
写到这里，其实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事实：
中国粮食总量和人均消费量的增长，是所有谷物单产大幅提高的结果，而不只是推广杂交水稻的结果。在这三种作物中，按单产的提高幅度看，水稻反而是贡献最小的。
现在，我们该谈水稻了。
水稻分粳米和籼米，是两个不同的亚种。如果你无法记住两者的区别，可以简单地记为，粳米就是日本米，籼米就是难吃的普通南方大米。前者主要是在东北地区栽培，后者主要是在长江流域和东南沿海地区。
粳米和籼米是两种不同的稻米，我们经常听到的杂交水稻，指的是用杂交稻育种这种特定技术培育的品种，它大都是属于籼型的**。**另外，今天中国单产最高的水稻，其实是主要在东北种植的粳稻，而不是淮河以南水稻种植区的籼稻。
也就是说，中国水稻单产的提升，同样并不全是杂交水稻的贡献。
虽然我们一直能听到高产水稻的新闻，但实际上，自1990年代末以来，中国水稻单产几乎就陷入停滞状态，虽然单位水田施用的化肥和农药依然在稳步增长。单产始终保持稳步增长的，反而是一直不被关注的玉米和小麦。
水稻单产停滞的原因有二。
其一：中国农业效率极低，劳动力转入效率更高的行业是长期趋势，所以增产主要依赖水、肥、农药的投入，一般来说，水稻单产400公斤以下追加投入是核算的，要往500公斤靠近，就得不偿失。
其二：注重单产的杂交水稻，一直存在口感和品质问题，高产杂交水稻远没有品质和产量更均衡的稻种受欢迎。另外，杂交水稻单产进入瓶颈时，常规水稻随着育种技术进步，单产一直在缓缓上升，有些品种与杂交水稻的单产已没有明显区别。
其三、大量使用化肥以替代田间管理投入时间，导致地力不断下降，进而导致单产下降，不断迭代的新品种的增产潜力，很大程度上只是弥补了这个降幅。
另外，虽然官方宣传杂交稻产量普遍比常规稻单产高20%，但实际上它只是在满足各项理想条件下，杂交稻和常规稻之间存在一种微妙的平衡：在施肥较少的同等条件下，常规稻产量要约高于杂交稻。同样施肥较多的情形下，杂交稻则产量更高。
水稻不同于玉米、小麦，它在中国经历过几千年的栽培历史，各地的常规稻种，往往是数百年来选育出来，最能兼顾产量和品质，同时又适应当地气候条件。所以，常规稻也可以大面积高产，在气候不好尤其是病虫害多的年份，常规稻反而可能有优势。
因为杂交稻追求高产，需要高肥、密植、大群体，形成不易透风和高营养的环境，过去政府大面积推广杂交稻，在气候环境适应性和抗病抗灾能力上，非常容易出现适应性的问题。当年给总理上书的农村基层官员李昌平，就曾在公开信中对强行推广杂交水稻表示异议。
不过，官方机构组织天然有杂交水稻的推广冲动，因**为杂交水稻不同于常规稻种，农民不能自己留种，只能从种子销售渠道购买**，这和小麦、玉米也不一样。中国没有任何一种作物的品种，在舆论上获得杂交水稻这样的支持。
顺便说一句，今天还把养活多少人、粮食安全挂在嘴边，本质上是故意无视今天粮食生产早已经出现了剩余。世界粮农组织统计，1996年全球粮食产量足够提供人均2700卡的食物，这个数字大大超过一般人的需求。
另外，工业化程度的加深不断缩减人们的食物需求。印度一项研究发现，过去25年来，印度的人均食物热量消耗明显下降，城市居民大部分低于2100卡，农村居民大部分低于2400卡——这被认为是体力劳动者最基本的热量需求。
原因很简单，技术的持续进步，导致我们日常所有活动的体力消耗都在减小，而且劳动时间也在减少，劳动人民节约出来的时间，越来越多地用在不消耗体力的看电视和闲聊发呆上，他们变得不像以前那么容易饿了。
是的，洗衣机、自行车、燃气灶、各种家用小马达，以及让我们像土豆一样做在沙发上的电视机，让我们低着头不愿东张西望的手机，都对我们远离饥饿的威胁做出了巨大贡献。谁知道呢，也许张一鸣有一天该颁他一个节约粮食奖。
水稻育种的三个台阶
你应该注意到，小麦、玉米的育种技术进步，都有过多个不同阶段，单产水平是像台阶一样逐级提高的，典型如玉米，不同阶段的技术进步，是由全国各地不同的研究机构取得，而水稻却是例外，像是袁隆平取得一个决定性突破后，单产才大幅增长的。
事实上，这是媒体报道形成的一种错觉。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同样经过多个阶段的技术进步，并非只有“杂交水稻”这一个巨大而笼统的台阶。中国水稻育种技术对提高水稻单产，具有革命性的进步有三次。
也就是说，中国的水稻单产，从1950年代的150公斤，上升到今天的450公斤，育种技术上经过三个大台阶，不断迭代进步，而不只是一次飞跃。
第一次是矮杆革命。1941年7月，广西容县华侨甘利南从马来西亚回到稻种，当地人根据特性称之为“矮仔占”。1956年夏，广东潮阳人洪春利发现水稻自然变异矮杆样本，与洪春英合作培育出“矮脚南特”。这两个稻种，为黄耀祥等育种专家开发的矮杆稻种，提供了最重要的遗传资源。
第二次是我们熟悉的袁隆平领军开发出来的杂交水稻，其实严格的说法，应该叫三系法杂交水稻。第三次则是两系法杂交水稻，它在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时，袁隆平的名字被排在第一位，但这更像是对袁隆平在组织领导以及江湖地位的致敬。
两系法杂交对中国水稻影响远不如前两次。因为此时水稻种植已经出现了很难改变的长期趋势：1、北方粳稻的播种面积不断增加；2、杂交水稻播种面积一直缓慢下降；3、常规稻种缓慢增长。有人认为，最终将各占三分之一。
好吧，就算中国粮食增产并不只是水稻，杂交稻的贡献被严重高估。但是，毕竟中国是水稻的故乡，水稻凝聚了中国在农业技术上的骄傲。甚至说它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技术突破是打破了洋人的教条，虽然不好吃，但产量高却是没问题的。
媒体报道不会忘记提到这一点，改革开放初期，中国还向美国人传授了袁隆平的杂交水稻，还有美国学者说，中国的杂交水稻研究将世界各国远远留在身后，甚至领先美国20多年。如果有心，你也会看到印度、菲律宾等水稻种植大国，在水稻单产上与中国存在巨大落差的报道。
那么，单从高产来说，中国水稻处于世界最顶尖位置吗？从中国这里偷师的美国，他们的水稻单产水平如何？
美国水稻种植分布
美国不是传统水稻种植国家，不但面积少——只是中部和西部偏南几个洲有水稻种植，总面积约为2000万亩，以至于人们以为美国是不种水稻的。美国水稻很少用于本国口粮，完全是为海外市场出口，所以多为口感更具竞争力的粳稻。
比起中国的精细耕作，美国人种水稻时显得相当粗放缺乏耐心：水稻种植根本不存在插秧这回事，而是以狂野的直接播种的方式，美国水稻播种，一部分是用播种机，另一部分，干脆就是飞机空中洒播种子。
但是，美国这个缺乏水稻文化的国家，最近几年水稻单产一直稳定在550公斤的水平，比中国的水稻单产高出近四分之一。是的，中国水稻单产远非世界顶尖，甚至美国也不是单产最高的，而是澳大利亚这个同样不以水稻出名的国家。
看到这里，你大概也会这样认为，袁隆平是不是“杂交水稻之父”也许没那么重要，因为杂交水稻对粮食增产的实际贡献，至少和我们以往形成的印象有极大落差。它不是巨大的功勋是否被袁隆平一人独揽的问题，而是这个功勋是被大大拔高了。
即使袁隆平是百分之百杂交水稻之父，又能怎样？中国玉米、小麦对中国粮食增产的贡献，不低于水稻，它们的育种成就，不低于水稻——唯一的区别在于，我们从没听说过玉米之父或小麦之父——这是最值得细细思量的地方，它绝不是一种正常现象。
编注：本文于2018年8月发表于公众号“黄章晋”，发布后不久即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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