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日，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在西宁落下帷幕。15年来，影展受到更大范围的关注，也在接受更多目光的考量与评判。
今年5月末，FIRST在北京东三环的一家酒店举办了发布会。连续第八次担任策展人的段炼，提起一个重要变化——年轻创作者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活、家庭，关注如何与自己相处，对集体性的公共议题选择性地忽视了。
FIRST策展人段炼在首场FIRST返场谈上和青年导演交流探讨
正如FIRST这个名字，它的最大特色在于发现青年导演的处女作。而讲述自己，是这些“在胆战心惊的创作当中摇摆不定”的年轻人相对熟悉的、成本更低的实现电影梦的方式。
影展期间展映的剧情片，不少都使用了方言，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年轻导演们讲述的是更为乡土、边缘的故事。这些故事，有些指向个人成长、有些指向两代人的矛盾，一些作品中弥漫着对童年逝去的哀伤，一些作品试图在处理个人困境时努力表现幽默……你能够感受到他们表达的欲望，通过视听语言试图架构起的情绪，但，似乎还缺了点什么。
坏猴子CEO王易冰今年第一次来到FIRST，他是电影市场的终审评审。在8月1日的媒体见面会上，当有人问到他FIRST与其他影展的区别，王易冰坦陈，他原本抱着很高的期待，但“没有看到真正像之前预设的很生猛的创作”。他用“略有遗憾”表达自己的心情。
另一位电影市场终审评委马英力说，很多人混淆了“我的亲身经历”和“我要表达出来的东西”。“你经历的不代表是你可以表达出来的结果，也不是每个人要表达的、阐述的故事都是自己要亲身经历的”。重要的是，“你内心的表达，你想说什么，你胃里面有什么东西在蠕动”。
FIRST是野生的、撒野的、由“想象与热爱堆起”的乌托邦，行业对它抱有更多的包容和热爱。哪怕身为制片人，王易冰在遗憾过后又说，希望创作者的第一部长片能够更加纯粹地表达自己，“市场的问题可以交给电影公司、制片人去思考。”
近些年，年轻创作者对现实题材思辨精神的缺失令人遗憾。用段炼的话说，如同一个六边形变成五边形，再变成四边形……直到变成文献，不再鲜活。
以下是段炼的口述。
1
今年是我在FIRST工作的第八个年头，有个现象很有趣：在当下的环境中，年轻导演是更“向内”的，更关注自己的生活、家庭，关注如何与自己相处，对集体性的公共议题选择性忽视。
我们已经来到现实主义精神特别匮乏的时期了。现在，虽然还能看到一些现实题材的作品，比如脱贫、计划生育、乡村支教，但似乎就是这些题材本身——我们很久没有看到那种批判但不是批评，思辨但不是抗辩的现实主义精神作品了。似乎这个精神在当下年轻创作者的创作中被悬置了，这是非常遗憾的。公共记忆当然值得被诉说，非常紧迫的社会议题一定是年轻创作者更应该去关注的东西。
当然，中国不只有FIRST一个影展，FIRST本身的性格也造成了这一现象。尤其是电影行业对FIRST有着越来越大的期许，观众希望在这里看到非常生猛的、甚至在审查上有难度的电影，我很真实地告诉大家，我们对那类题材的关注，似乎已经变成一种下意识的逃避。
几十年前，很多导演的处女作基本也都是在讲自己，讲童年，讲一段不长的时间里的生命经历。但区别在于，你用什么样的方式观察自己，以及关于自己的部分是更小的还是更大的。
我们今年创投会收到541个有效项目，从它们标注的第一类型来看，家庭类型的有117个，数量最多。大家可能更关注的是以自己为圆心、半径很小的人际关系圈层。当然，拍家庭有时也能拍出社会图景，但似乎在我们近些年看到的样本里，导演们关注的是更私密、更个人的情感，主角跟父母的关系，原生家庭的问题等。
父权是个一直在被过度书写的话题，你能看到力透纸背的东西很少。有时我们会尝试提炼一些玩笑式的共性。比如现在“找爸爸”的电影太多了；又比如去年，王小鲁老师说FIRST的电影暮气都很重，老是殡棺、喜丧——去年我们有个片子叫《清明》，大型迁坟现场。
我们做过统计，看一年创造会的项目里“死”了多少人，意外怀孕多少次，堕胎多少次——结果好吓人。我们还提炼出剧本当中涉及边缘人群、特殊人群的，发现以下这些人出现频次很高：刑满释放人员、留守人员、精神病人、癌症患者、网瘾患者、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单亲家庭、殡葬人员、自闭症患者、流动人员、黑社会、临终关怀、鬼火少年、近亲结婚，PTSD、抑郁症……大部分东西脱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你说100个人里头，能有1个人经历过绑架、经历过凶杀吗？这个概率应该很小，但是创作者就要这么写。
这跟我说的现实主义题材的缺失并不矛盾。你会发现很多平平无奇的文艺片，看上去还挺个人情感的，也会动辄死一两个人。更大范围来看，在中国市场谈论有可能挣钱的商业类型片时，一定会出现罪案，一定会出现警匪。这种东西离大家的日常生活很远，题材在审查上又有很大压力，但为什么还有这么多人往那儿去呢？
我个人觉得，根本问题是大家的感受力在下降。对我来讲，一个人老去的重要标准就是感受力的下降，你对身边的生活感知力没那么强，共情的能力也没那么强，所以就想写点奇情的，写点刺激的。
2
关于这种（当代年轻人更关注自身）现象是如何造成的，我也说不清楚。这个东西太宏大了，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人，很难提炼出当下的节奏，给出一个论调。所谓时代精神其实是后置的，只有后人才能提炼出来。
外部原因必然是存在的，我们不要逃避它。但它肯定不是唯一原因。我们现在聊很多事情，常常聊到最后都是基于基本国情的问题。但从本质上说，你生活在环境当中，要从环境的土壤里吸取养分，反哺创作，这是一个双边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但我们确实没有办法忽略它对作者自觉不自觉、自知不自知的影响。这个影响有时是很显性的——我偶尔开玩笑说，这两年可能连床戏都很少能看到了。
我有时会担忧，这个东西不会失传了吧，以后不会没有人这么拍了吧？那些东西如果最后只能写在历史教材上，变成文献，不再鲜活，还是挺遗憾的。因为你会看到有些东西逐渐缺失，最开始它可能是个六边形，第二年变成五边形，第三年变成四边形……
我希望电影创作可以再多元一点，希望大家都能发声，都有渠道被听到，哪怕有的项目人多，有的项目人少。人少的部分，大家就大声喧哗，人多的部分，大家就窃窃私语，尽可能维持和谐。我不希望人多的地方永远是乌泱乌泱的，压得剩下的那些小声说话的人一点都不被听到。
做影展这件事，往小了说，是这个行业链条的组成部分，应该做到承接上下游的功能。往大了说，是在做电影这件事本身。如果我们在感性上、智识上没有责任感，那么大可以选择对一些东西视而不见、作壁上观。但问题是我们做不到。
3
FIRST选片阶段，每项流程我都从头跟到尾，会看得更全面一些。我是那个守门员，是最后一道防线，是一个天平两端的砝码。
这个天平在不同的场景里对应不同的内容。有时一边是资本，一边是项目；一边是买家，一边是作者；一边是有话语权的人，一边是没有话语权的人；一边是用直觉判断的人，一边是用理论或经验判断的人。我工作的核心之一，是要学会给我不喜欢的东西作出客观评判，再说直白一点，就是要给一些我讨厌的电影打高分。因为我要为影展交出的那份答卷负责，它一定不能是个人意志、个人趣味的东西。
我这几年明白一个道理：人要承认自己的局限。
我是一个从来不给电影打分的人，那是我完全不认同的逻辑——我只会把电影分成喜欢的和没那么喜欢的。在现有的环境中，豆瓣分数似乎拥有了过大权重，它可能直接影响一部片子的交易、发行，甚至可能直接决定很多人是否还能在这个行当中生存。同时你会发现，很多人打分时是不聊电影的，他可能会因为导演普通话不标准减一星，会把很多跟电影无关的东西带入到里面。
FIRST多部影片豆瓣开分并不理想，映前备受期待的《老郑飞到天上去了》仅有5.4分
我可以举这次FIRST影片中两部我喜欢的电影为例。一部叫《病人十一区》，它没有在展映序列里，但是入围了，另外一部叫《雨打芭蕉》。这两部影片代表着我的两端，我要学习兼容的部分。
很多看过《病人十一区》的人会觉得这是电视专题片的视听。但我觉得那不重要，那是手段。更重要的是作品呈现出来的厚度，呈现出来的拍摄者和被摄者之间关系的思辨。
《雨打芭蕉》则属于那种处处装逼、处处矫情的电影。但是它装住了，装得非常完整。具体到电影创作中，这是个技术问题。也许一个人说的话、写的文字、为人处事的方式会让大多数人认为矫情，是故作姿态。但如果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是一体的、自洽的，就没有问题。或者你从头到尾都是“矫情”的，这也没问题。满足“自洽”或者“如一”这两个条件之一，它就一定是成立的。
剧情长片《雨打芭蕉》讲述了一个广州家庭的故事，荣获第15届FIRST青年电影展最佳电影文本
《雨打芭蕉》不描写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它描写特殊环境里的特殊人物。它是一部少见的谈论都市题材的电影，谈论真正意义上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这是很难得的。我觉得它甚至用特殊环境里的特殊群像，带出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华语电影一直缺席的关于中产阶级的思考。
4
年轻导演对视听语言的追求是世界范围的趋势。三大国际影展，要的就是更电影、更视听的东西，它们在引领这件事。就像淘宝推给你的那些爆款，其实流行趋势都是最顶部的品牌决定的。说具体一点，蒂耶里·福茂（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选片委员会主席）自己都说了，喜欢性感的东西。什么叫性感？他很喜欢尼古拉斯·温丁·雷弗恩，后者的东西就是非常视听化的，很风格化、很当代美学的东西。
风和格其实是两件不同的事。格是人格。风是氛围，是它拂过，好像没留下什么，但你又分明感觉到了。天赋和后天训练缺一不可。有些东西是先天带来的、不可逆的。同时，创作者要通过训练，把一个不自觉的变成自觉的，把灵感的东西训练成可以掌握的东西。
先天的东西很奢侈。大家可以很坦诚地承认，有天赋的人其实很少，而且是可遇不可求的。年轻导演中，毕赣当然是有天赋的，魏书钧也是有天赋的。
魏书钧特别自信，那个自信不是装出来的。从他的电影镜头里可以看出，一点都不露怯，他很清楚自己在干嘛。这是件内行看门道的事。有时候看电影，你知道那某镜头如果再持续一秒，导演的焦虑都会再翻一倍。而且这是两道程序，一道是现场，一道是剪辑的取舍。两道程序他都是这样选择的，就证明这个人非常坚定，非常清楚自己要达到的意图，哪怕为此损失其他东西，他也会这么做。
青年导演魏书钧执导的剧情片《永安镇故事集》入围第74届戛纳电影节导演双周单元
虚假的自信与之相反，是徒有其表。比如装逼，这个风险挺大的，一下没装住，哪怕你剩下99下都装住了，那也是废的。这个问题在拍纪录片时更容易显现。比如我现在把你放到大型医院的重症监护区，你会看到很多人，一会儿看这个人觉得好惨，一会儿看那个人觉得也好有意思，然后就啥都拍，你就不会有重点。这个东西关乎创作者的定力，定力是很重要的。
有天赋的人很少，碰到的时候当然会很惊喜。但我对惊喜的要求可能是个动态变化的过程。过去，我会希望它整体都好，现在，看到一个桥段、一场戏或者几秒钟特别精彩，我就会觉得做这个事特别值。可能是我的标准提高了，也可能是我固化了——我因此一直要求“冒犯自己”，也要允许被别人冒犯，否则可能会漏过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但无论怎样，对我来说，被打动已经成为一件越来越奢侈的事。
天钧 | 今日时事新闻：网瘾、堕胎、抑郁症，为什么他们都爱拍这些？
“当你考试紧张的时候，想着考前赵老师穿着这个旗袍……心中会有些平静，面带微笑，嘴角上扬，自信地去考试。祝愿大家旗开得胜！” 近日，安阳一男老师穿大红色的旗袍为高考前的学生们加油打气的视频在网上走红，网友纷纷为其点赞：“花式应援，这个老师太可爱了。”6月9日，记…
了解 即时新闻 的更多信息
订阅后即可通过电子邮件收到最新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