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不能比 刘鹤属于 “大器晚成”的学术官僚

庞麦郎已从精神病院出院 经纪人:随时可以复出

5 月 21 日报道近日,庞麦郎经纪人白晓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庞麦郎已经出院,随时可以复出。今年 3 月,白晓发布视频透露庞麦郎因为患有严重的精神分裂症,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 白晓表示,庞麦郎出院后靠家里生活。作为经纪人,白晓与庞麦郎妈妈几乎没有过一次有效的沟…

习近平不能比 刘鹤属于 “大器晚成”的学术官僚

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

我们本专栏上周刊发和播出的两篇文章《习近平的两个核心智囊王沪宁和刘鹤谁左谁右?》和《刘鹤与习近平莫须有的“同窗之谊”》先后向读者和听众们介绍了,事实上刘鹤和王沪宁一样,到辅佐习近平为止,都已经是“三朝国师”……;当年初中学籍被从八一学校转到二十五中的习近平,与当时就读一零一中学的刘鹤既不相识,更没有过半天的“同窗之谊”。

有“”的网友在笔者文章后面留言,调侃习近平说,“小学都没念完的主怎么读中学?”,有点不尊重事实了。事实上,习近平在1965年小学毕业这一史实已有他的小学老师的回忆,更有聂卫平的回忆从时间上佐证。所以笔者多年前即有文章替习近平鸣不平,一再提醒外界,习近平不但是受过六年时间的正规小学教育,而且还在“文革”开始前读过不到一年的中学,然后就去二十五中挥着《毛主席语录》打“派仗”玩儿了。

这里需要强调一句,当年的北京一零一中、北京四中、北师大附中、北师大女附中等名校,都有许多中共高干子女和社会贤达后代就读。不过,这些名校与中共政权的“干部子弟学校”八一学校的最重要区别就是,名校生都是凭学习成绩进入的。所以,为了编造习近平与刘鹤之间有“发小之谊”的故事,就硬是把习近平说成是北京一零一中学毕业生,实在是抬举了习近平。

而与习近平一样,也是一九六九年下乡插队的刘鹤当年是1964年小学毕业,所以生平中所接受的正规基础教育时间比习近平多一年。当然更重要的是,刘鹤的大学本科教育和硕士研究生教育都是在校全日制完成的,是有正经学士和硕士学位的。在所有中共在位领导人中,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都是在正规大学在校全日制完成的,只有刘鹤一人。换句话说就是,在所有中共在位领导人里,大学本科和研究生学历都没有水分的,只有刘鹤一人。

先不要说习近平和王歧山那样,因为是“大学普通班学历”而没有资格获得学士学位者,就是胡春华、李克强这样的,虽然有着过硬的北京大学学士学位,但研究生都是“在职攻读”的。

当然,单论真实学历的话,习近平所更不能比的是,刘鹤不但有三年全日制的中国人民大学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并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而且还有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国际金融和贸易专业的公共管理硕士学位,另外还有美国西东大学工商学院为期一年的访问学者资历。

也需要指出的是,刘鹤在美国哈佛大学拿到了一纸硕士文凭是确有其事,不过当时他所就读的是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梅森学者项目的“特殊班”。这是一个专门为发展中国家培养高层管理人员的项目,就读者大都是各发展中国家的在位政府官员,学制一年。

另外,在外界关注刘鹤的介绍文章里,只要是提及他的大学学历,几乎都是说他是“文革后中国首批大学生”,因为他本人在二零一八年的一篇文章中曾回忆说,“30年前,我们以惊喜的心情迈进大学,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但事实上,“文革”后邓小平恩准恢复高考后的首届(首批)大学生是所谓“七七级”,也可以说成是“八一届”。但刘鹤是一九七九年夏参加高考的,结果被中国人民大学第二分校录取,进入工业经济系工业经济管理专业学习四年。取得经济学学士学位后,因为在校期间成绩优异,刘鹤一九八三年本科毕业后即被分配到中国人大本校的工业经济系任助教。但当年,他就又考了该系的硕士研究生。

习近平不能比 刘鹤属于 “大器晚成”的学术官僚

2019年11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习近平和刘鹤出席2019年“创新经济论坛”。(路透社)

经历过那个年代的“老三届”们都知道,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年并不是全国统一高考,而是各省市自己出题。各省市所出的高考卷难易不同,而且当时的北京考卷相对简单。而一九七八年,也就是恢复高考后的首次全国统考,至少对北京地区来说,考卷的难度大大难于七七年,七九年就更是如此。

而对当时的刘鹤来讲,更难的七九年是高考面对“老三届”招生的最后一年,这一年录取的考生已经是以应届高中毕业生为主的。这就是为什么刘鹤说自己“赶上了时代的末班车”,因为如果他这一年仍然没有参与高考,那么他日后的命运就同如今排名在他之前的那个韩正副总理一样,去混一张“四大生”文凭了。

中国大陆自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之后,夜大学、广播电视大学、职工大学、函授大学应运而生。如上四类“大学”的生源,都有“在职”和“非在职”两类,统称为“四大生”。在这四种所谓的“大学”里,“不脱产学习”拿到的学历即所谓“在职大学”学历。中共官方媒体都承认,“四大生”被社会歧视性的称为“黑四类”,其中的非在职生毕业之后仍然会面临找不到工作的囧境。不少单位的招聘公告上都赫然注明,“四大生除外”。上述“四大生”加上“文革”中产生的“工农兵大学生”一共五类,鄙视他们的称他们为“黑五类”。他们自己面对恢复高考后的历届正规大学毕业生也自觉矮人一等,故戏谑自己是“五大郎”学历。

现如今的这届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常委里,学历上属于“黑五类”,即具备所谓“五大郎学历
”的有六个,包括习近平、栗战书、汪洋、王沪宁、赵乐际和韩正。

当然,他们这六个人里王沪宁是特例。此公虽然也是文革时期的工农兵学员,但“文革”结束后,他直接考取了复旦大学正规的在校研究生,完成三年全日制研究生教育后取得硕士学位。此后的王沪宁则是长时间担任复旦大学副教授和教授。所以这个王沪宁和刘鹤一样,确实称得上是中共政坛内的学者型官员。而且此二人的政坛履历也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中共政坛内除外交官员之外的,唯二的没有地方政坛工作经历者。

一篇标题为《最重要的经济智囊》的文章,详细介绍了刘鹤在习近平登基之前的工作和学术成就。说他1987年离开学校,进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在此期间,就开始站在国家的高度,主笔撰写《中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报告,受到当时的国务院负责人的高度重视,于1988年被调到国家计委(2003年改称国家发改委)从事产业政策工作。期间,他曾担任国家计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长期规划和产业政策司副司长,共在国家计委工作了10年,主持制定了11部国家产业政策,其中5部由国务院正式对外颁布。

1979年二十七岁时才参加高考,1987年才进入国家机关成为“普通干部”的刘鹤与同龄人相比,真真称得上是大器晚成!

进入国家计委后,刘鹤每年都有研究成果发表。他在1998年发表的《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动力源何在》一文中谈到,今后 20
年城市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很可能是小城市为吸纳更多的人口进城,而实现城市规模经济的调整和竞争过程,10 万—20
万人口的上千个小城市会逐步形成气候,与大中城市形成互补的城市网络,这必然将派生出来巨额的投资需求并相应对农业、工业、服务业三大产业构成发生影响。他的观点引起学界共鸣。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公布。学者认为,其中的建立城市群发展协调机制、增强中小城市辐射带动功能、加快发展中小城市、有重点地发展小城镇等内容,与刘鹤当年的观点是一致的。

2003年3月,也就是温家宝国务院总理的第一个任期开始,刘鹤就出任中财办副主任,开启了在中财办的职业生涯。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下设的中财办,是负责经济工作的最高议事机构,是一个正部级机构。近20年来,中财办主任都同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任。

2008年9月17日,即全球知名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宣布破产两天后,金融海啸即将横扫世界。时任总理温家宝派刘鹤到美国与哈佛大学的一组专家会面,商谈对策。该校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管理学院东亚研究中心主任托尼·赛奇教授回忆说,刘鹤的使命,就是向温家宝传达美国陷入金融危机的深度。两个月后,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出台。这项计划现在受到质疑,但很多人认为,在当时,这样部署是正确的。

习近平不能比 刘鹤属于 “大器晚成”的学术官僚

中国全国人大会议表决通过胡春华(左起)、韩正、孙春兰、及习近平的经济智囊刘鹤,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图为宣誓场景。(美联社)

如上记述清楚表明了刘鹤当年在温家宝任内的重要性,是等同于当时的王沪宁之于胡锦涛的。

二零一七年底,中共新华社发表了《亮眼!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说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12月18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会议首次提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成为各界关注的焦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从时间和空间大角度审视我国发展,2014年5月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新常态’这一概念。同年12月,习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做出‘我国进入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重要论断……。”

而崔之元教授在他的《中西方经济“新常态”的比较与互动》一文中,则介绍说:中国在深度参与“全球化”时,不仅中国经济运行本身,而且关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话语也“国际化”了。我们常提的“供给侧”和“新常态”都是翻译来的,中西方在宏观经济思想和政策方面是相互作用和影响的。

如果我们仔细查文献的话,可能最早是刘鹤去年11月份,在广东省一个调研里提出“供给侧改革”这个概念。而“新常态”这个词,最早也是从英文
“New Normal” 翻译过来的。

原美国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在奥巴马总统2008年第一任的时候,被邀请担任白宫里的经济顾问。他当时曾说过,“长期停滞”很有可能就是“新常态”(“might
prove to be the new normal”)。

中国大陆另外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张卓元在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时说:“刘鹤所讲的我国战略机遇期内涵的变化,即指危机过后,我国呈现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与后来中央提到的‘新常态’的含义是一致的,刘鹤的观点有其预见性。”

也就是说,从中共十九大之后正式出台的所谓“习近平谓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中的核心内容,都是从中国内地媒体也赞誉为“中国经济计划和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的刘鹤的经济理论中凝练出来的。

如今到百度上搜索一下就不难发现,刘鹤本人已经成为专业人士的研究对象,“刘鹤经济理论”或“刘鹤经济发展思想”之类,都已经是一些经济专业人士的研究课题。问题是,“中国经济计划(经济改革)总设计师”这顶帽子可能已经令刘鹤受用不起。

我们在过去的节目中已经介绍过,《华尔街日报》的“北京正考虑更换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代表,由中国国务院副总理胡春华取代原本的贸易代表刘鹤”的报道内容,在其出笼不到一天后即遭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否认。但几天后的英国《金融时报》即又发出关于刘鹤的“最新报道”,指证他的儿子刘天然虽已按中共规定,辞任其创办的投资公司“天壹紫腾”的主席,但仍秘密进行交易,大手投资科企巨头腾讯及京东等。

一时间,我们自由亚洲电台相关内容的报道被外界中文媒体纷纷以“刘鹤出事”、“幕后权斗被搬到前台”等耸动标题转述。

此动向是否真的意味着习近平将要抛弃刘鹤,甚至与所谓“二十大人事布局”有直接或者间接的关系,都将是我们本专栏下篇文章的内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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