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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贸易战降温 特朗普“后手”仍留巨大隐患(图)

北京时间12月15日,中国国务院税则委员会宣布,原计划自12月15日起对原产于美国的部分进口商品的加征关税措施暂不实施。美国白宫方面也宣布,推迟对中国加征关税,并表示可能会在2020年1月部长级会议上签署正式协议,相关关税削减将在之后的30天生效。

至此,旷日持久的中美贸易战终于随着12月13日两国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有所降温。但中美贸易战的缓和并不意味着不确定性风险的消退。从12月10日开始,世界贸易组织(WTO)上诉机构就已经停摆,就目前情况看,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机构能正常运作。短期内,上诉机构停摆未对世界贸易造成影响,但长期看这将给中美经贸甚至是世界贸易“埋雷”。

中美贸易战降温 特朗普“后手”仍留巨大隐患(图)

中美贸易战对两国进出口结构产生了深远影响,双方都增加了与其他国家贸易的力度。(新华社)

在WTO的运行规则中,两国之间发生贸易争议时,可由专家组进行裁定,如果双方对裁定结果不满意,则可以进行申诉以获得最终裁决。这一机制被看做世界贸易争端的“最高法院”。

之前,上诉机构仅剩三名成员在任,而12月10日,来自美国和印度的两名法官届满卸任,只剩下一名中国籍法官,因为无法满足最低三人的议事和审查人数,上诉机构于12月11日停摆。

两年来,由于美国不断从中阻挠,行使否决权阻止任命新的法官,上诉机构法官不断到期卸任。美国政府认为,WTO上诉机构存在越权裁决、超期审理和法官任期超时等诸多问题。

除了阻碍新法官人选,特朗普(Donald
Trump)政府还在世贸组织预算问题上施压。在2019年12月初步批准的预算中,大幅减少2020年预算案,尤其是上诉机构的运营费用限制,只有此前的5%,为上诉机构的运转雪上加霜。

上诉机构的前首席法官、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楚斯(James
Bacchus)在接受英国广播公司(BBC)采访时表示,只要特朗普在任,想要达成一种让上诉机构保持独立和不偏不倚的解决方案,可能性极小。

事实上,上诉机构停摆是各种矛盾集中爆发的结果。早在WTO前身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时期,二十世纪八年代,自愿出口限制(Voluntary Export
Restraints,VERs)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国家间经贸往来中,尤其在汽车、半导体等领域,美国过度使用自愿出口限制以应对日本和其他出口大国给国内行业带来的压力。这也导致很多发展中国家无法通过出口贸易发展本国产业。

其次,GATT和WTO协议框架下,缺乏可靠的解决贸易争端的机制。任何可能被裁决存在错误行为的当事国家,都可能阻挠裁决和调查进程,使裁决结果无法在规定的90天内完成。这也是美国阻挠新法官就任的原因之一。而美国的一意孤行又让成员国看到了现有规则的另一问题——作为规则的制定者,既得利益国家滥用现有权力,阻扰争议解决机制运转,并试图通过无限期拖延的战术阻止其他国家获得话语权。

第三,由于美国自身产业结构调整,其出口利益已经大量转移至服务业,包括金融服务业和知识产权密集型的行业,比如娱乐、制药行业。但无论GATT还是WTO对于这些行业的保护规则落后于产业发展速度,几乎对于此类争端无能为力。

从1995年开始,贸易伙伴就美国使用关税、反倾销调查等贸易保护工具提起了诸多裁决案,而很多裁决结果也没有得到美国期望的结果。从上述分析也可以看出,特朗普政府认为WTO现有的机制没有达到保护本国产业的目的。

数据显示,自1995年以来,各国向WTO提起的诉讼有592起,其中第一大原告美国提起的诉讼有124起;上诉机构已发布120项裁决,涉及162起诉讼。大多数的诉讼被撤销或在WTO程序外得到解决。从所有的仲裁结果来看,往往是“富国受气,穷国得利”。美国和欧盟的申诉败诉率超过八成。这也是WTO规则效应的体现,欧美国家作为发达国家,理应承担更多的责任和义务。

WTO总干事阿泽维多(Roberto
Azevedo)表示,需要花费几个月的时间修复WTO的上诉机构运作,争端解决机制需要重大改革,密集的协商将立即开始。

就中美经贸而言,争议解决机制停摆解开了对美国的束缚。赋予美国政府更多“贸易武器”。特朗普可以绕过WTO,直接以反倾销的名义向中国加征关税。同时,上诉机构停摆让世界范围内更多企业和国家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这无疑给世界经贸格局留下巨大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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