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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观评价习近平(上):驯服被惯坏的人民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AP – Andy Wong

网络文摘 作者:方舟与中国 

客观评价习近平 (上)

习近平和新中国

二零一二年,中国成为了举世瞩目的焦点;——中国共产党作为世界最大的一党制政权,在此年举行高层换届,而这必将影响到全球的政治风向。在无数目光聚焦之下,新任领袖习近平站在了人们面前;就如传统的政治戏码一样,这位领袖经“党内选举”和“不记名投票”成为国家元首;十八大会议宣布他就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并兼任军委主席。

外界对这位新晋领袖的信息很模糊,而中国人对他亦不甚了解。新当选的政治局常委在各国记者前亮相,最高领袖向媒体挥手致意,在按惯例宣讲了共产党对中国的积极意义后,习近平表示新的领导班子将承继历史,带领民族前进。他总结道:“中国需要更多地了解世界,而世界也需要更多地了解中国”。

此时大家都在猜想,这个人将把中国带往何处;许多人对习近平做了正面评价,认为他是一个平实的领导人。而民间亦对他寄予厚望;大家认为他是一个开明的君主,会带领中国走向变革,甚至走向民主;在这一点上知识分子尤其抱有殷切的期望。

不过回想起来,胡锦涛上台的时候,民间的反应也是如此;如果再往前回溯,会发现每一任领导上台时中国人都会做一场春梦,梦到:“明君降世,国之中兴”。然而不过几年,这份热情和期望便会破灭,人们又开始寄望于下一任明君。

这是个稀奇的现象,似乎中国人在基因中比基督徒更渴盼救世主;即便每个王朝最终都把民族带向深渊,但这份火种不曾熄灭;因为儒家早就预表过中国会迎来君天下的时代,炎黄子孙将生活于一片王道乐土。

人们于是把希望放在了习近平身上,指望他给中国带来焕然一新的气象;而作为国家的新舵手,他也颁布了全新的政治纲要,提出有别以往的思路;他认为中国屈居一隅,韬光养晦,已失去了民族的锋芒。所以他要让国家重新腾飞,博取更显耀的国际地位。他把这种构想称之为“中国梦”,并且和前任领袖一样,他提出要深化改革,消除贫困,让全民进入“小康社会”。

但往往人的见解越成熟,在政治上的幻想就越少;清醒的人不会指望独裁领袖行善,只会指望他不搞破坏。当人们还在幻想“中国梦”带领民族阔步前行时,新的领航人已然朝反方向转了舵。——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大概谁都不会想到将来有一个人比他走得更远。习近平开始宣扬基于红色意识形态的国家主义,强调思想作风建设,并提出要整顿社会风气。

这让全国上下的气氛变得阴冷起来,政府开始检视人们的言行,并禁止对敏感话题的讨论;媒体的声调逐渐改变,而许多网站也被清查。中国人曾经的精神乐园,——社交媒体,开始大批进驻网络警察和舆论引导员。中国的舆论空间被划出许多禁区,人们不得不在很多地方收回脚步,但却发现立足之地已变得异常狭窄。

与此同时,中国的监控数量呈几何数上涨,从城市到乡村都布满了政府的眼线。城市开始运行一种“网格化管理”的社区制度;同时民间的聚众,讨薪和上访等行为受到严密管控;而司法上也越来越多地出现因言论导致的“寻衅滋事”和“颠覆国家政权”等罪,甚至有人提出,“妄议中央”也可以成为一项罪名。

整个中国出现了远超薄熙来时代的不安情绪,因为习近平所带来的气氛有些反常;如果说薄是一个拿着话筒的红色吹鼓手,那么习就是拿着戒尺而来。人们从未感到红色专制的复辟如此接近,而此时媒体的论调也越发鲜明,那就是:新中国正走在习近平所领导的前进道路上

领袖的个人画像

外界一直都不怎么看得清习近平,因为他是个风格不明朗的人,而且所言所行常常背离。人们可以从他身上观察到很多特质,但都不足以定义他;同时他示之以人的,是一副超然的人格画像。这种超然带有政治上的理想主义,并带有某种偶像光辉;习近平打算站在一个比传统更高的立足点,以产生对世界的影响力。

他上台后的一个主要行动是打击贪腐,两年时间内,他打掉了数百位贪官,收缴了百亿赃款。媒体宣称他一改中国靡败的政治风气,而这也积累了他的政治资本;同时,这位领袖也不忘塑造一个亲切,可敬,及威严的政治形象;他频频视察军区,发表战略部署和指示,让军队提高思想觉悟和警惕;而在人民那一边,则展现了慈父一般的胸怀;媒体屡屡拍到他与民众握手及抱起孩子的画面,就像曾经的独裁领袖斯大林和萨达姆所作的那样。

其实按共产党领袖的传统标准来说,这已经算足够的交代;但习近平的期望显然不止于此,他要让自己和过往的领袖判然分明,而不是作一个循规蹈矩的继任者。他打算用更进取的方式去宣传自己。

在这种意愿下,习近平展开了一番颇具规模的形象计划,他把自己塑造为一个性格积极和富有技术性的领导人。他向媒体宣称自

己喜欢各类运动,诸如登山,网球,排球,武术,乃至冰雪项目;在访美期间,奥巴马与他谈及运动的话题,习立即表示自己喜欢游泳,且每天都会游一千米。

当然在习近平释放这种信号的同时,国内也在进行对应的宣传;媒体罗列出习近平的个人事迹来证明他的确热衷于运动;包括他年轻时被下放到农村,并在七年知青岁月中激励而奋勇地前进。

这些报道获得了领袖的青睐,让习近平显得意气风发。而为博得领袖的欢心,人们想出了更多方式去取悦他。有喉舌为突出他亲切的形象,给他起了个昵称为”习大大“;当他在一家包子店用餐后,立刻有人写了一首《包子铺》来赞美其亲民作风。

这些人都得到了相应的赞赏,而其他人也唯恐落于下风。习近平在 2016
年视察新华社后,该社编辑立刻写了一首诗:《总书记,您的背影我的目光》,以表达对领袖的深情缱绻;而一位学者仿照中国著名的训蒙作品《弟子规》,创作了一篇《习子规》,以赞颂习的深思见解;同时中国最权威的姓氏名谱《百家姓》,被民间作者改为以“习”为首的《新百家姓》;俄罗斯歌谣《要嫁就嫁普京这样的人》,被改编为《要嫁就嫁习大大这样的人》及姊妹篇《做人就做习大大这样的人》,甚至还有儿童版的:《我家有个习大大》。

实际上每次中国领袖上台,都必然引发文艺界的投机热潮。但习近平一开始就把宣传上限设得太高,以至于吹捧的调门越来越刺耳。——有人将习近平比作新的红色领袖,编写了歌曲:《跟着你就是跟着那太阳》;而一些人大胆寄调红歌,写出以《东方红》为底本的《东方又红》,及《习总书记的恩情永不忘》等。

但在毛泽东之后,为领导人编红歌被视为禁忌;而习近平此时已被推举到与毛并列的地位。不过政府对此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因为他们发现领袖并不反感,甚至还显得比较受用。而这也让宣传出现了脱缰之势,这股潮流开始从国内向国外溢出;并且在其中打头阵的人,正是习近平自己。

在上台的最初几年,习近平曾不止一次在媒体上放话说:“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并且号召大家:”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番话被媒体们会意,它们开始宣传习近平与书籍的渊源,还罗列了几份”领袖书单“。而“网民”们也应景地感叹道:“主席的博学让人钦佩”,“领袖的勤奋让人自愧不如”……。

这段时期的主流媒体,几乎都在颂扬习近平的读书故事。但中国有句老话:“饭不宜饱,话不宜多。”在一件事上见好就收,往往还能留一丝余韵。然而媒体的吹嘘却助长了习近平的胆量,让他走上了一条覆水难收的路。或许他看到此举成效显著,便忍不住把这个话题扩展到了外交场合;2014
年初,习近平出席俄国冬奥会时向采访者说:“读书已成了我的一种生活方式”,并列举了自己所读过的俄罗斯作家,有戈里,莱蒙托夫,普希金,克雷诺夫,奥斯特洛夫斯基等,并表示书中的许多精彩章节仍记得清楚。

而在同年 3 月,习近平参加中法建交 50
年大会,他拿出一张诡异的稿件,面对镜头开始逐条念出他所读过的法国名著,以及他赞赏的法国艺术。这和俄罗斯的场景如出一辙,只是名单换了法国人,有蒙田,拉封丹,司汤达,到福楼拜,大仲马,乃至于凡尔纳等;而艺术领域则包括莫奈,塞尚和罗丹等。

这场演讲的气氛有些异样,显然法国人对此感到不解;不过习近平此番演讲的效应还没有扩散,而这也让他一鼓作气;在 2015
的英国国事访问中,他在参加伦敦晚宴时习惯性地拿出稿件,如法炮制地开始念书单;这次的讲稿较长,整个讲话也几度间歇。他从古希腊名人念到了近代艺术家,当然也特别突出了英国。

此刻的习近平已如脱缰之马,只待拿下全世界的书名。在同年对美国的访问中,他也没有放过美国人,在演讲中将具有影响力的文人及著作一网打尽。在这几场跨国访问中,习近平生生地将演讲变为了报幕,他的稿件很长,念完一张撤走一张,而且要逐字逐句看清内容后才抬头发言。而且他的书单过于冗杂,从文史哲到经济政治,从先秦诸子到西方艺术,几乎像一部世界名著汇编

然而习近平可能没有注意到,当他几次三番的念稿之后,气氛开始变得微妙;外国听众对一个独裁领袖贩卖他们的文化感到错愕;而中国人则分外尴尬,很多国人为这一幕感到脸红,因为习近平此刻代表的是中国。这几份国际书单开始在世界网络中扩散,习大大借此闯出了名头;但同时也有人察觉到了灾难,其中就包括习近平的幕僚们。

论谋臣

对独裁领袖来说,臣子们通常会为他描摹一幅理想的个人画像,为的是不触犯其尊严;正好似朱元璋的宫廷画师们从不画他本来的面目一样。但独裁者又不能尽信臣子们的阿谀,否则会障蔽判断;就像习近平的幕僚团队那样,仿佛集体陷入了魔怔,以至于鬼使神差地相信念书单这种小聪明可以创造个人魅力;而最奇怪的是,习近平也鬼使神差地照做了;并且人民日报还一本正经地把这些稿件做成了“习大大的书单”。

可以说这是近代政坛上最荒诞的一场闹剧,一国领袖即便再无知也不至于如此失格;这的确有习近平幕僚的责任,他们缺乏常识,不做考察,没有考虑到习近平早年不可能看到这些书;但核心的问题还在于习近平自己失察,没有考虑到正常人不会动辄念书单。这几番读书演讲恰恰暴露了他的匮乏,让他遭到十足的嘲讽。如果说习近平的幕僚是个出馊主意的团队,那么他自己则表现出无知无畏的态度;而且最重要的是,他们明白得太晚,当反应过来时已难以挽回这一出败笔。

并且这番举动还有一个附带影响,就是让习近平自断了退路;因为不刻意提到读书,很多人还无法掂量他的深浅;但要扮演专家,就没法在学问上留有余地。而习近平又常常读别字,这就更加深了人们的疑惑。人们发现他时常口误,例如把颐指气使和金科玉律这类俗语念错;不过这还算无伤大雅的口误,而当他把“精湛”念作“精甚”,“赡养”念做“瞻仰”,且在发言中被镜头拍到“岿然不动”这个词竟然有注音时,人们就看出他识字不多,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念的是什么。

其实历史没有规定国家领袖必须博览群书,只是独裁者往往热衷于造神;尤其是中国的领袖不乏文人,这更让习近平生出了攀比之心。但他可能没注意到,读书人不会卖弄自己;例如毛泽东就遍读经史,但他从未标榜自己读过多少书;再比如江泽民涉猎过西方文化,他曾在接见法国总统时赞扬法国文化底蕴深厚,有名人如巴尔扎克等;就如此简单一句话,点到即止,显得落落大方。

这种文人风度很让习近平羡慕,因为这是他的痛点。很多人都知道他读书不多,如毛泽东的秘书李锐曾说:“没想到他(习近平)文化程度那么低”。这种评判会让习近平感觉难堪,让他无法与那些风雅的领袖们并列;因此他显得很急切,并在对外公布的履历上注明自己是博士;但这种强调让他显得自卑而短浅,因为每个人的环境和时代背景不同。拿前任领袖们来说,毛泽东生于民国后期,处于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氛围;邓小平早年在欧洲留学,同时做资本主义的功课;而江泽民则接受过正规的大学教育。

但习近平却在忽视背景的情况下,草率地冒充文人。这反映出他的整个团队都很鲁莽,他们只考虑修补主子的短板,以至于创造了一种脱离现实的形象。他们本想为习近平搞一出“诗书负笈”的戏码,却不料透露了领袖“文表而枲里”,让他成为了世界的笑柄。

究其根本,其实是习近平本身缺憾太多,因此产生了对个人魅力的执迷;这导致他的团队眉毛胡子一把抓,希望各方面都能占一头。比如在读书之余,他们还打造习近平爱运动的形象,让他在镜头前呼吁全民健身;对奥巴马说每天游一千米估计也是幕僚们的主意,因为游泳往往可以彰显膂力和积极性,就像毛泽东游长江曾被传颂一样。

但习近平的团队瞻前不顾后,他们把习塑造得博览群书,却没有考虑到他不怎么识字;把他打造为一个运动健将,却没有联想他大腹便便的身型。——打造形象多少需要外部特征的对应,例如普京要做硬汉,他就会骑上摩托和拿上猎枪;薄熙来提倡运动,好歹会给重庆修登山步道;而胡锦涛出国访问,也能和日本国手福原爱打一局乒乓球。

反观习近平的谋臣们,一味地罔顾现实,他们的宣传毫无铺垫,也不考虑是否存在抵触。在习近平登基后,政府按照惯例制作了一张领袖半身像。但这张像和习近平本人差异甚大,照片的美化让他成为历代领导人中最脱离现实的一个。

观察这些人设策略,其实可以看出习近平的团队中有人留过学,喜好从国际视角来创造亮点。人民日报曾经在外网发布了一个短视频“ Who
is Xi
Dada
”,在其中借洋人之口去宣传习近平,在对外国青年的采访中,大家都表示习近平“富有才干”,其中的女青年还认为他颇具男性吸引力。

这个视频是习近平访美前发布的,和念书单有异曲同工之效。这些受访者的奉承被外界强烈质疑,人们声称在其中嗅到了朝鲜的宣传气味。同时,为推行习近平的一代一路,媒体制作了一首童谣:“ The
Belt and Road is
how 
”,并聘用外国儿童进行演唱。但这首歌在网上遭遇恶评,许多国家的网友留言指责,其中有人说:

“这是让小孩对基建感兴趣?”

或者说:

“显而易见,一代一路始于童工。”

上述这些宣传,显示出一种洋墨水的成分,但这个墨水显然经过了封建色彩的过滤。习近平的团队希望在国际舆论中做出尝试,但他们没能把握国际文化的脉搏;人们认为这些宣传十分低俗,并对儿童作为政治工具感到反感;有人就此制作了一首反讽歌曲:“ This
is China Xi
 ”,同样以童谣的方式,揭露习近平在国家治理中的阴暗面。

皇帝和魅力型领袖

习近平的宣传不但在国际上遭遇了挫折,在国内也同样走得步履维艰;这源于他对政治形象存在过于迫切的需求;因为他在上台前是一个能见度不高的官员,整个政治履历平平,并无值得夸耀的政绩。他在一个复杂的政治环境下被选为中国领袖,而这种环境并不能给他以安全感。

这样的资历让他难以得到各阶层的认可,而他指望在上台后去弥补这一切;他明白人们对国家领袖的要求不同于一个地方官,因此不能继续保持平庸;他至少要有比肩前任领袖的政绩,才能证明他有资格执掌中国的权力。

虽然习近平在上台的两年内就打掉了大部分敌对势力,让权力前所未有地集中,但他一直陷于一种深刻的不安和自我缺失中;这种情绪在他登基的第三年,中国举办抗战 70 周年大阅兵时表现得尤其突出;这是习近平第一次阅兵,按惯例来说,正是展示领袖权威的重要场合。他坐上观礼车,巡视三军;但在整个过程中,习却没有展现出掌权者的从容,反而显得神情僵硬,意气消沉,似乎笼罩在一片焦虑中。

这是一种深层不自信的表现,是个人权威尚未稳固的状态;这在过往的领袖身上很少见,况且习近平年富力强,不过 60 出头;而回顾 1984
年的阅兵式,邓小平已 80 高龄,却依然显得精神矍铄,踌躇满志。

人们逐渐在习近平身上看出某种欠缺,大家很难说到底欠缺什么,因为他似乎拥有一切;但这种欠缺却十分致命,因为这是一种领袖人物的天赋和素质,这项天赋对掌权者来说十分重要,甚至比军权更重要,这就是领袖魅力

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把领袖魅力定义为:人格的某种特质,使某人显得与凡人不同,且被看作拥有超自然,超人或至少非凡能力或特性的人。凡人无法获得它们,而它们会被视为拥有神圣的源头,而拥有他们的人因此便被认定为领袖……魅力型权威则是:建基于领袖超凡的个人特质、神奇的洞见或成就,并吸引跟随者尽忠和服从之权力。

澳洲心理学家伦·奥克斯对此作了一层注解,他说:魅力型领袖精力旺盛,加上内心澄明,不会被常人的焦虑和内疚所困。

从历史上来看,这样的领袖通常是旧权威的挑战者,他们会与传统的权力嬗递发生冲突;但正是这种挑战者的意志,能创造一种内在信念,让他建立属于自己的权威。而这种超凡特质会被普罗大众视为神授的印记,让人民萌生追随的意愿。

所以天赋魅力会为领袖带来君权神授的意味,即便是唯物主义者和民主世界,也会为这种魅力着迷;而对领导者来说,这项特质能造就他的“自我本位性”,这种“自我本位”便是独立人格的锚点,它是个体的自我印证,标示着他在芸芸众生中的独一和稀缺。

历史中的伟大人物必然是魅力型领袖,而政治开创者也往往是魅力型领袖;政治家们通常都渴望这种魅力,因为它能赋予法律之外的合法性和号召力;然而这种天赋却无法世袭,即便这个继任者是一个皇帝。因为皇权无法赋予个人杰出的品质和让人倾倒的风采;皇帝可以居高临下,但魅力型领袖却是一位学习者,友人,和导师;他们富有学识,并能传递深邃的思想。

——而这正是习近平所无法跨越的鸿沟,他和魅力型领袖的任何一条特质都无法匹配。曾有记者采访他在梁家河当知青时的邻居,他评价习为“一个不爱交流,也不爱说笑的人“。记者在香港采访了一位习近平当地方官时与他接触过的人,他评价习道:“很乏味,没人会记得他”。

习近平的团队在他登基后试图补救这一切,他们搜罗了一切魅力特质往习身上堆砌,并试图通过宣传强加于全世界。而且为了符合魅力型领袖的思想家特质,他们还亟需为习近平打造一个思想体系。

然而中国的政治路线基本已被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所涵盖,自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开始,价值体系已经沦为一种概念拼凑,显然中国领袖的思想魅力在褪色。但习近平心有不甘,他不愿像江泽民和胡锦涛那样成为一个过渡型领袖,这让他强烈地想要表现一种思想见地。

习的幕僚殚精竭虑,终于为他想出了一个颇有气局的概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口号旨在把习近平塑造为一个旷世英主,具有民族救星的地位。它显示出习近平强烈的好胜心,但却傲慢地把前任领袖们排挤到次要地位。因为它表示中国此前都处于蛰伏和衰微的状态,才需要某个伟人来一改颓势。

而反过来,这个口号也没有给习以自信;他仍然在前任们身上寻找可资借鉴之处,以至于身上时常出现其他领导人的痕迹。他在对内政策上仿效薄熙来的唱红打黑,在树立权威上仿效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外交上仿效江泽民的文化气质;但他并没有内化这些特质,因此显得格格不入。

习近平始终不明白,领袖素质是一种灵魂上的深度,是历史进程刻画在政治人物内心的烙印;它是个人的阅历,素养,以及后天磨砺所促成的自我本位的觉醒;无论作为一个宗教家,独裁者,还是民主斗士,必定要树立这种自我信念的笃定,才能将自己的意志贯彻至终。因为本固才能叶茂,唯有发自于内的认知才具有生命力。这就是为什么习近平一念书单就让人看出是在作假,因为他丝毫没有散发出内在的真实。

虽然习近平上台后取消了任期,以让自己具备长期执政的条件;但其实任期制并不是问题,问题是他不具备服众的特质。他创造了很多概念,但一直没能找到一个可依附的内核;他时常说出自我标榜的话,但具有浓烈的假大空色彩。在历任领导人中,他是言辞最空洞的一个。在
2016
年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习近平说要给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指明方向,这种言论就毫无意义。他传达给世界的印象和他本人大相径庭,但他却相信这些手段能赋予自己魅力,以至于不可自拔地投入到一种自我编织的幻想中。

负重前行之路

纵观习近平执政十年,会发现他性格比较强势,在政策上也比较激进。但从人格上来说,他却是一个被动者。从头至尾,他都很少坦然地自我表达,而更像被人推动一般,显得亦步亦趋;并且在幕僚们粗暴的推波助澜下,还一路走得跌跌撞撞。这些因素都在积累他的不自信,也让他表现得越发拘谨。——在
2021 年 7
月的世界政党峰会上,习近平按照惯例读稿,但在近尾声时,却重复念了之前的稿件;有人从旁将后续稿件递过来,习近平浑浑噩噩地问了句:“我这说完了吗?”——这显示出他的精神状态很不稳定,且注意力不足。

此外在俄罗斯的圣彼得堡经济论坛上,采访女记者向习近平问及中美贸易战,说川普是个精明的谈判者,中国打算如何应对?他思索一阵后,翻看了一下手上的册子回道:”我看看我准备的这个本本上有没有这个内容“(本本大概是幕僚为其准备的发言稿)。

这是一个很尴尬的场面,人们发现习近平离开稿件就异常困窘,他无法自如地回应预设范围之外的问题。而面对这一幕,国内的喉舌只能没话找话,辩解说是习主席在刻意展现幽默;但实际上任何人都能看出这是一个困顿的局面,习近平的反应让人联想到邓所批评的本本主义,让人感到他十分教条化。在这上面人们不免联想到邓或江这些领袖,他们在外事场合中矫健的谈锋和此刻的习近平形成了鲜明对比。而此时在台下随行的王毅杨洁篪都一脸茫然,两人既感到关切又感到失落;他们可能付出了很多努力,但最后却产生了一种无力感。

为避免更多的挫折,习近平只能尽少地表现自己,他的工作和生活都被刻意地低调处理。这自然能让他少出岔子,但另一方面也让他的政治形象越发苍白。人们看出习近平在治国上缺乏建设性,而这种负面印象不可避免地会延伸到政权本身。习近平对此感到紧张,因为这意味着他的执政基础在削弱,会让他遭受更多的质疑。

这刺激到了习近平对权力的执念,为稳固权威,他让幕僚们为其编写了《习近平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在 19
大时将其写入党章,又在次年的 13
届全国人大会议上将其写入宪法;与此同时,全国把习思想纳入学校的教育课本,同时也将其开发成移动应用,以让公务员们定期学习。

这些举措是为了让习近平的声音对国家进行全方位覆盖,并在一种强迫的意味下表明他的执政合理性。同时为了稳住局势,他大力营造宣传气氛,让媒体和喉舌去粉饰自己;多年前人们曾因薄熙来滥用网评员而批评他,但没有料到习近平对此的狂热尤有过之,他让舆论引导制度蔚然成风;无论学校,机关,公司,还是社区,都遍布着舆论维稳员,以维护领袖的伟岸形象;政府打算把赞美领袖作为政纲,要求全民都具有政治自觉性。

然而这种舆论滥用正体现了习近平内在的匮乏,暴露出他执政力不足的困境;他扩大宣传是担忧自己的形象在对比其他领导人时落于下风,尤其是那些能力杰出的近代领袖,如江泽民和薄熙来等;他一度羡慕他们举止从容,能言善道,可以在国际社会中如鱼得水;江泽民曾在华尔街敲钟,也曾在哈佛演讲;薄熙来不是总书记,却得到了各国领袖的赞誉。他们身上总有发掘不尽的素材,而习近平却不得不借助于媒体和网评员的鼓噪,去制造一种成就卓著的幻象。

习近平当政这十年,是网络水军最汹涌的时期。因为他执政的缺漏太多,只能依靠这种偏方来弥补。但舆论煽动终究是无本之木,没有任何政治家能依靠它维持地位永固。同时伪装民意显得过于猥琐和下作,网评员无论在国际还是国内都臭名昭著,其引导舆论的边际效益也在递减。而且当一群乌合之众献媚表功的时候,往往不知节制;例如有人尝试编辑“习主席语录”这种新一代红宝书,也有人把习近平的画像和毛泽东并列,就像华国锋当年的待遇。此外在“大国崛起”的论调下,喉舌们掀起了“厉害了我的国”宣传活动,以夸耀习近平带领中国步入强国之列。还有大学研究员发表了《中国国力全面超美》的文章,并罗织数据来证明这个论点。

这类文章在国内引发了批评,人们认为这会带动新一轮的浮夸风,即便是官媒也不得不叫停这种做法。显然习近平身边有人发现,这种风气夹杂着捧杀的风险;有人在暗中使力,试图把习推向一个极端;而“低级红高级黑”这个词也在此时被提出来,官方指责各种夸诞吹捧看似帮忙却实则拆台。在习近平上台这些年,整个外宣就处于这种摸爬滚打和左右冲突中。而习近平自己也有所警觉,他在一篇讲话中说:”不良文风蔓延开来,不仅损害讲话者、为文者自身形象,也降低党的威信……”。

这是个矛盾的现象,因为习近平的团队就是过度宣传的始作俑者,而他们又要对此进行降温。作为一个领导人,习不会不明白过火的吹捧是危险的,但他对个人崇拜的热衷造就了这个投机市场;他有时候也很难判断哪些宣传是合宜的,因为他拿不准这些人是否真心在帮他。——在人大会议中时常出现一些情绪激昂,饱含泪光的人大代表,对着镜头感叹习近平的伟大,并希望他执政终身。这些矫揉造作的奉承一方面让他感到不安,一方面又让他感到宽慰。习近平虽然要杜绝不良文风,但又需要它们来召唤忠诚。

因此各路媒体挖空心思地往他身上贴金,试图为领袖打造一座偶像金身。但习近平的个人特质太薄弱,以至于这些金箔一贴上去就剥落下来。各种赞誉在他身上总像雁过无痕,无法驻留。而这也是中国媒体的困境,他们在习近平身上感到很吃力,比任何一个领导人都吃力;他的形象早已千疮百孔,即便最会搬弄辞藻的人也感到力有不逮。但凡他身上能流露一星半点的闪光,媒体都像如获至宝,立刻集体躁动。

不过大家都明白,这些用宣传所挥舞出的流光溢彩总会消散,剩下的将是显而易见的简陋和破败。而习近平的压力比媒体们也不遑多让,他用空前的力量来做政治宣传,但始终无法获得牢固的拥护;他的执政就像逆水行舟,需要马不停蹄地造势,一旦在炒作上有所松懈,形象就会迅速褪色。双方就在这种情形下勉力加持,但无奈朽木难支,付出再多努力也还是看到对方一点点垮下去。

大国内政 1:重塑权威

习近平原本希望以扩大宣传的方式,来激发人们对他的好感;但他又欠缺自我支撑的优势,因此难以留住人们的拥护。这导致人们对习的态度很矛盾,大家一方面感到他的表现差强人意,是个不合格的领袖;但一方面又看到他手握重兵,因此不得不在表面上虚与委蛇。

而这也让习近平政治思路经历了一场转变,在一开始,他并没有打算把个人崇拜搞得太隆重;他虽然宣扬红色思想,但和薄熙来的唱红是基于同样理由,就是处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民主自由化后遗症;这是共产党的集体决策,而并非他们的个人意见。反而习近平在登台之初就试图展现一个先进的形象,希望以此招来大众自发的拥戴;不过这种尝试遭遇了挫败,他发现越是搞政治秀,自己的弱点暴露越多,而这也为他招致了批评和嘲讽。

这让习近平萌生了一种逆反情绪,他认为人民在改革开放下被过于纵容,以至于失去了对领袖的尊重。——他放弃了打造国际形象的努力,而开始强化内政。他把自己的困境上升到整个政党的层面,认为势必要钳制人们的言论和禁锢他们的思想,否则他们就会对政权生出异心。

这个局面实际已经越过了政党内部所认可的界限,高层打算遏制右倾和民主意识,但并不意味着要走向个人崇拜。但习近平却借此加强个人集权,并在执政作风上转为偏激。他相信一切改革都可以退转,自由思想也可以被抹杀,比如伊朗和柬埔寨就是成功的案例;——这两个国家都曾经历过民主改革,也获得了短暂的社会解放,但经过独裁者们的努力,最终还是把国家拉回了专制。

这种由民主向专制的逆转型,给了习近平启发;他要一改中国人思想上的放任局面,让他们重新学会敬畏。他修改了党史,把包括文革在内的一系列错误,都重新定义为一种探索。他要人们把不良认知剔除,并将共产党定义为毫无瑕疵的政党。他在党史学习大会上强调说:“一些错误倾向要引起警惕,有的夸大党史上的失误和曲折,肆意抹黑歪曲党的历史,攻击党的领导。”

而为了为重塑专政的权威;习近平的政策也显得越发凌厉,并在宣传上有意无意地制造恐吓气氛;他时不时地颁布一两条严苛的法令,以此来给社会做压力测试;如果民众反应强烈,就把法案稍作调整;如果没有抵抗,就不妨加重力道。

在中南海的一条条政令下,大家看到违背主流意识的媒体在网络中消失,网信办封禁了“影响青年人意识形态”的
APP,并发布了《互联网信息服务算法推荐管理规定》,要求算法推荐的互联网内容符合主流价值。此外文旅部加强了娱乐场所的管理,规定 KTV
传唱的歌曲不得存在危害国家统一等九项内容。

习近平就是以这种温吞而隐晦的方式,给社会管控层层加码,并收紧人民的权利。在他看来,只要实施政治高压,人们挺直的脊梁自然会弯下去;就像塔利班可以重新掌管阿富汗,伊朗可以从代议制退回到政教一体,缅甸军政府可以推翻昂山素季的民主改革一样。

同时,为了让领袖的意志绝对化,习近平打算彻底净化中国;他认为国家要坚决清除那些影响政权的外道势力。在这些势力中,习尤其憎恶宗教;他认为社会主义容忍宗教是一种妥协,是政治路线的错误;宗教宣扬精神救赎,让人们不向世俗权力臣服,这本身就与一党制权威相对立。

早在胡锦涛时期,中国就形成了打压宗教的风气;而到了习近平这里,更是认为下手宜重不宜轻;自 2014
年开始,政府以”三改一拆”的名义开始拆除各地的基督教堂和十字架;这场活动自浙江福建开始,逐渐推进到北方和内陆。仅浙江两年间就拆除了上千个十字架,而安徽半年间拆除了九百个十字架。并且为了防范宗教活动回潮,政府将大部分宗教集会定义为非法活动,并在教堂内安装了监控。

拆除宗教标志被上升为国策,除基督教外,习近平也掀起了新一轮的灭佛运动和去伊斯兰运动;——山西仙堂山的世界最大坐佛像,河北皇安寺 60
米的观音像,辽宁庄河市的千佛洞佛像等,都在习近平任内以各种理由炸毁或拆除。在云南巍山县,政府对伊斯兰教展开了系统性打击,官方以非法宗教场所为由,派出警察去突袭清真寺;而其实这些清真寺早已有所警觉,他们在此前给寺庙挂上了国旗,只是这未能成为宗教的保命符。

此外,政府同步地在文化领域内去除宗教痕迹;一些小学开始排查和清除有关”宗教,反动和境外“书籍,这个政策很快蔓延到中学,大学,甚至图书馆;管理员按名排查,以至于荒诞到尼采的《敌基督者》和舍尔巴茨基的《佛教逻辑》这类非宗教著作也被下架。

在习近平的去宗教化大业中,基督教遭患尤重,但他发现打压教会反而激励了信徒的热忱;在一些被拆除的教堂前,信徒们屡屡聚集在废墟上向十字架祈祷。这种执着让中国这个无信仰社会感到难以理解,也更加让习近平认为宗教是政权的威胁;他对此表态说:“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并且:“中国的宗教必须中国化。”

习近平下定决心,要扭转业已执行了六十年的宗教统战策略,从这片大地革除神权的影响;同时,他还要建立一个文化上统一的中国,在打击宗教之余,他也开始对少数民族进行同化,尤其是那些具有本土宗教的民族。习近平认为这些民族的独立信仰在滋养一种内生性的抵抗,因而分化了中央的权威。他改变了以往的怀柔政策,责令少数民族学校用汉语教学,并在各个方面取缔其文化特权。这些政策尤其针对西藏,内蒙和新疆这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地区。

大国内政 2:君威与法制

当年薄熙来在重庆唱红打黑,人们曾诟病他对法制的漠视。但在今日,人们肯定会对他表示宽容。因为相较于习近平,他的手段早已相形见绌。

其实无论是信仰自由,还是少数民族的文化权利,都被列入宪法保护。但这些明文对习近平毫不构成约束,他在践踏法治方面,几乎可以说任由一己之欲。

正如拆除宗教建筑可以采用一些任性的理由,对信徒的打压也可以采用地痞流氓般的手段;习近平旨在用领导批示,行政命令,和军警镇压来取代法制。这不仅针对宗教人士,亦针对普通人;政府对一切群体都采取着高压的姿态,例如在习近平任期内发生的深圳工人维权事件,和妇女反对歧视的抗议等,都被政府以雷霆手段镇压和抓捕。

但习近平发现,无论宗教拒拆还是民间抗议,后面总有一群支援他们的力量,就是中国的维权律师;这些律师通过法律途径为大众争取权利,并指责政府的非法作为。——这再次触碰了习近平的权威,认为法制给了人们过多的话语权,尤其是给了律师对抗政府的资本。若说薄熙来当年对抓捕律师的质问还需要闪烁其词,那么习近平则显得目空一切。——既然维权是法制系统和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他就要亲手去拆除它。

2015 年 7
月,政府发动了著名的“ 709 维权律师大抓捕”,当局在
23
个省份系统行动,对上百位律师,维权人士和公民记者进行了传唤逮捕。这次事件中一些律师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入罪,一些人被失踪。政府在媒体上宣称律师是社会事件的幕后推手,和访民与犯罪团伙相勾连,炒作敏感事件,扰乱社会秩序。

而且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发现很多人权律师同时也是基督徒,这足见宗教会在无形中传达普世价值;而当这些普世价值唤起大众的良知和正义时,就会引发人们对专制的抵触。

习近平很忌惮这一点,他把抓捕异议人士定为了国策。而且他有一个根本的看法,就是中国的人权抗争实际来自于于西方的自由思想,这种思想正是资本主义刻意给中共制造的威胁。早在抓捕律师前,西方就点燃过其中一个导火索,就是在
2013
年,彭博社一年间数次报道包括习近平在内的中国高官的海外财产,并列举了详细数据和资料来源。

这个消息让政府异常紧张,并立刻用防火墙进行了屏蔽;这种言论自由的风气让习近平很恼怒,因为他们总在揭露各个国家的政治暗箱,尤其是揭露中国的官僚财富和少数民族问题;并且在习近平抓捕了律师和维权者之后,也是这些新闻媒体在国际上进行救助和声援。

这种人权监督和自由价值的传递,显然在策反群众,给政府制造阶级敌人;习近平认为形势已发展到需要从源头上切割的地步;在之前彭博社发布报道后,政府就拒发了该社和《纽约时报》等记者的签证;而恰好美国认定五家中国官媒为“外国使团”,并非自由媒体;习近平也立刻回击,吊销了外媒的记者证,并同时驱逐了美国三大报业的记者。

而一旦赶走外国媒体,政府打击维权的行为就会更少受到关注,让习近平可以肆无忌惮;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调查,中国 2020
年连续成为世界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仅在这一年就抓捕了 117 名记者,尤其是疫情期间前往武汉的记者。

在打击人权上,习制造了创举,他抓捕维权人士的数字超越了江胡两届领袖之和。他相信律师总有抓完的一天,记者总有噤声的一天,少数民族也总有屈服的一天。中国可以接受低人权的状态,而这最终能消除大众的叛逆之心;如果全民都在歌颂领袖,那么这种歌颂就会变为真正的拥护;就像朝鲜人民那样,没有办法去分清现实中的真伪。

即时新闻 | 今日时事:客观评价习近平(上):驯服被惯坏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