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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会炫耀几句英文的独裁者的正常死亡”

余杰

江泽民从来没有将中国带往民主自由之路的想法。(美联社)

每一个独裁者的死亡,都是我的节日。

西奥斯古死掉了,金正日死掉了,海珊死掉了,格达费死掉了,卡斯楚死掉了;邓小平死掉了,李鹏死掉了,江泽民也死掉了。有的人是非正常死亡(被民变或战争推翻并处决),有的人是正常死亡(寿终正寝),我当然更乐意看到前者的发生,但中国独裁者的终局大都是后者——因为中国是一片为奴之地,中国人身上没有足够的反抗意志和不服从的勇气。

用肯定江泽民来否定习近平

江泽民死掉之后,海内外出现一股怀念和颂扬的浪潮。据香港“独立媒体”报道,有从中国来港读书的博士生表示,江泽民个性鲜明且有强大魅力,自小受其影响,故特意跟随江攻读工程学:“是我一直以来很喜欢的领导人……我内心只有江主席。”他更不禁潸然泪下,一度摘下眼镜拭泪。还有香港本地居民、八零后郑先生携同七岁儿子到中联办弔唁,他表示,回想九七回归在家看电视直播,最记得江泽民出现的一刻。他讚赏江带领中国由“一穷二白”发展至当前经济盛况,又指香港已回归多年,期望香港继续好下去。但这类自发悼念之人是少数,更有人揭发,是香港的中资机构安排员工献花,安排了统一的白菊花,清一色的白口罩,更安排了旅游巴“贴心”接送,献花过程必须自拍交差,“这只不过是一群弄虚作假的戏子悼念另一个戏子!”

很多中国民众怀念江泽民,只是一种策略式的表态:用肯定江泽民来否定习近平,这样做相对比较安全。甚至还有人建议,用悼念江泽民来掩护方兴正艾的白纸抗议。但我无法认同这种升级版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如同一个被贩卖多次的奴隶,在被新主人毒打一百鞭时,怀念曾毒打他五十鞭的旧主人。奴隶与奴隶主之间的关係,原本是对抗性的,如今却变成“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正如心理学家弗洛姆所说,人们选择服从的原因在于:服从行为能使人成为受膜拜力量的一分子,于是服从者也变得强大起来。“我不会出错,因为这个权势替我作了主。我不会孤独,因为这个权势高高在上地庇护著我。”权势宣扬不服从是一种罪恶,服从是一种美德,一旦这种观念广而告之、深入人心,多数人便欣然接受服从性而鄙视不服从性,因为这是趋利避害,而且他们不必再为自己不作为的懦弱自责。

很多中国民众怀念江泽民,只是一种策略式的表态:用肯定江泽民来否定习近平,这样做相对比较安全。(美联社)

与其前任邓小平及后任胡锦涛、习近平相比,江泽民身上确实具有某种戏子特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他特别喜欢在公共场合秀英文。一九八九年,江泽民在与游行示威的学生争辩时,曾大段背诵美国《独立宣言》,以显示他也认同自由民主。一九九八年,江泽民在会见辜振甫时,使用了多种语言,英文、俄文、德文、义大利文,全都卖弄了一手,并且即席唱抗战时期流行的林念儿毕业歌、日本童谣,以及京剧。此外,还引用鲁迅的诗和苏东坡的词来形容两岸关係,天南海北,东拉西扯,以炫耀其博学。二零零零年,江泽民在接受美国电视节目《六十分钟》的支持人华莱士採访时,滔滔不绝地以英文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的开篇部分——那是他在学生时代在上海交通大学求学时候学习到的知识,那是一个教育相对自由的时代。江泽民的这种表演颇有迷惑性,宾夕法尼亚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学者马瑞欣在江泽民死后转发了一段其接受华莱士採访的片段,评价说:“一个很複杂的人,非常複杂的政治遗产。但有一件事至少是肯定的:过去一百年裡没有任何一个中国重要领导人愿意降下身段、接受这样的採访,更不会在这样的场合下表现得如此出色。”

说几句上海腔英文的独裁者

江泽民的英文秀最出风头的时刻,是二零零零年十月二十七日,在他与董建华等人一起出席的记者会上。香港有线电视女记者张宝华询问其是否“钦点”董建华两年后连任特首,引发江泽民发飙,认为“钦点”一词使用不当,强调自己只是“支持”董建华连任。他猛然起身,走到这名女记者生前,先是炫耀自己去过西方列国、见过世面,与华莱士这样的名记者“谈笑风生”,然后“以长辈的身份”手舞足蹈地厉声训斥说:“Too
young,too simple!sometimes
naive!”(太年轻、太肤浅,甚至无知)此段视频广为传播,被众人引以为笑料。江泽民在这一段即兴发挥的讲话中,说出了江时代最大的特色——“闷声发大财”。后来,我在香港接受张宝华採访,这位“太年轻、太肤浅”的、身材娇小女记者告诉我,当时身材魁梧如熊的江泽民突然窜到她面前,如泰山压顶般,让她颇为惊吓,却也让她“一战成名”。不过,此后再也没有中国最高领导人像江这样在公共场合如此“真情流露”了。

这一幕清晰地显示,会说几句上海腔英文的独裁者,仍然是独裁者。就如同倪匡所说,会用刀叉吃人肉的食人族,跟直接用手吃人肉的食人族,都是食人族,有了刀叉、有了雪白的桌布和餐巾,其本质并无改变,离“文明”并没有进一步。

《纽约时报》发表了资深驻华记者储百亮撰写的长篇报道《中共前最高领导人江泽民去世,享年九十六岁》。我在北京时,储百亮曾多次访问我,还为我写过专访报道,然而,他的这篇关于江泽民的文章,我完全无法苟同。这篇文章虽提及江泽民镇压法轮功以及跟西方就人权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但对其褒多于贬。文章写道:“江泽民领导了邓小平时代开启的资本主义转型,这可以说是他的标志性成就之一。”这句关键性的评价,离事实相差十万八千里远。作者在这裡用错了“资本主义”这个概念——江泽民时代兴起的不是西方意义上以自由市场、自由竞争为核心的“资本主义”,而是太子党垄断国家经济命脉、然后少数代理人(管家)及部分中产阶级分润的“权贵资本主义”或赵紫阳晚年在幽禁中所说的“裙带资本主义”。这种概念的错置,会造成对江泽民错误的历史定位和评价,也会造成对共产党政权本质的错误解读。西方主流媒体屡犯这种低级错误,比如将中共领导人称为“总统”,乃是“名不正言不顺”——直到川普时代,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才正式在国务院的官方文书中将这个错误纠正过来,将冷战时代对苏联领导人的称呼沿用到如今的中国领导人身上:不是总统,而是共产党的“总书记”。若连敌人的身份是什么也搞不清楚,又怎么可能打败敌人呢?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採纳了诸多美国政府前官员、智库人士及前媒体记者对江泽民的正面评价。江泽民时代曾任美国驻华大使的芮效俭说:“有种观念认为他就是一个小丑……但我始终觉得很荒唐。他很清楚如何在中国高层的政治丛林中穿行,这绝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曾随同柯林顿访华的记者奥维尔·谢尔(现为纽约亚洲协会美中关係中心主任)说:“你可以看到,他不想被认为是一个陈腐的列宁主义领导人,谨慎地去照本宣科。他希望中国从封闭孤立中走出来。”前中央情报局分析师强生说:“将民营企业家纳入党的决定是一件大事,他为此承受了巨大非议。江泽民认为,他们是一个蓬勃发展的阶层,可以把他们请到帐篷裡,也可以看著他们在帐篷外闹事。”

需经过“翻译”才能发掘背后的真相

另外,美国之音报道,前中国美中商会主席詹姆斯·齐默尔曼在推特写道:“江泽民是有著複杂政治遗产的複杂人物。但他鼓励了许多中国大陆人拥抱世界——去世界旅行,从中学习,对其尊重。习近平不是江泽民。”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郝福满评论说:“江泽民主持了一段经济改革的黄金时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三个代表、(进入)世贸组织。有人认为那些是因为天安门(学生抗议)而做出的回应,但我想江泽民和朱鎔基仅仅是出于相信中国能为它的人民做得更好。”

这些人为什么如此褒扬江泽民?正如《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所说:“江泽民向外国投资者示好,在其领导人居住地中南海接待了跨国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们。他鼓励建立大型中外合资企业,从而帮助将中国变成了制药、电脑、汽车等领域的全球主要生产基地。他向中国东海岸城市做出了数以十亿美元计的巨额国家投资,特别是他的政治权力基地上海,创造了一个第一世界大都会,给来访者留下深刻印象。”

会说几句上海腔英文的独裁者,仍然是独裁者。(美联社)

在我看来,此类如同中共官方宣传稿的文字,是需要经过“翻译”才能发掘出背后的真相:江泽民时代,是中共寡头、太子党与西方跨国资本联手“闷声发大财”的时代,数千万国企工人失业后被扫地出门、沦为赤贫市民,上亿农民工充当支撑“中国模式”的奴隶劳工,官场腐败肆虐,环境遭到毁灭性破坏,道德伦理更是跌倒历史上的最低点。经济发展付出的代价远远大于经济发展本身。这一切是谁之过?

《纽约时报》的报道中还写到,当柯林顿总统在一九九八年访华时,“江主席放弃了一贯的谨慎小心,在中国电视上直播了联合新闻发布会”。当时我正在北大读书,柯林顿在北大的演讲也在电视台直播,但我更知道,现场的北大学生,每一个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学生党员。这篇报道没有提及同时发生的另一件大事:柯林顿访华前后,中国国内民主人士发起组建“中国民主党”,是六四后中国民主运动的重要事件。组党人士在一年之内共有三百多人被抓捕、判刑,刑期加起来达到两千年——此一事件表明,江泽民并不是不咬人的猛兽。

江泽民时代,确实是很多人的“黄金时代”,他们过得风生水起、威风八面。国安部高级特工及房地产大亨郭文贵在北京圈地盖豪宅,经营顶级会所,富可敌国;中央党校教授蔡霞风尘僕僕地到全国各地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宣讲江泽民的重要理论“三个代表”,连封疆大吏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马云、马化腾等人更是掘到了第一桶金,开始在“虚空的虚空”的网络世界点石成金,同时帮助中共打造数位极权主义的囚笼。与此同时,刘晓波等异议人士受到的迫害一点都不温柔,数千万女性被强制堕胎、绝育,就连几名大学生组织“新青年读书会”也被判处重刑。我本人所遭遇的残酷迫害即始于江泽民时代:二零零零年,我从北大硕士一毕业就失业,中国现代文学馆撕毁与我的工作合同,江泽民宠幸的中宣部部长丁关根下令,中国任何的媒体和学术机构都不得为我提供工作机会,而我那时并未在海外媒体发表“反共、反华言论”,只是在国内媒体上发表了一点“打擦边球”的杂文而已。如果说江泽民对外交往没有习近平那么强硬、对内的镇压也没有习近平那么残酷,那并非因为江泽民比习近平仁慈,其原因若用动物世界的比喻来形容就是:以黄鼠狼的实力而论,它的目标就是偷鸡吃;而黄鼠狼一旦蜕变成狮子老虎,它要吃的可就是野牛和羚羊这样更大的猎物了。

 

江泽民从没有将中国带往民主自由之路的想法

习近平时代之前,西方跨国公司、政客、学者到中国享受“超级国民待遇”,跟中国太子党一起吃香喝辣、亲炙环肥燕瘦,他们当然怀念江泽民。当然,西方为了将这一共谋关係合理化,炮制出一个看似合情合理的“现代化理论”——一旦专制国家的经济发展起来之后,就会出现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这个中产阶级会推动民主化,共产党官员也会蜕变为资本家,逐步放弃一党专政和马克思主义,接受西方的“那一套”。于是,西方的“和平演变”就能“不战而胜”。这套说辞将他们到中国淘金合理化了。等到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上赤裸裸地提出“中国式现代化”的概念之后,西方这才意识到该理论已完全破产——有钱的共产党仍是共产党,它不会将到手的财富和权力拿出来给老百姓分享,它只会继续将长肥的韭菜统统割下,所谓“马无夜草不肥”。对此,在江泽民和朱鎔基政府时期开始记者生涯、现任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副教授的吴木銮在推特上写道:“如今看来,我们当时以为政权会走向开放、透明、民主,有些『太单纯,太天真』了。”

江泽民从来没有将中国带往民主自由之路的想法。美国政治经济学家戴伦·艾塞默鲁和詹姆斯·罗宾森在《自由的窄廊》一书中指出,过去两千五百年来,中国走在专制之路上,远离自由窄廊,如今不可能快速走到“历史终结的尽头”。中国不可能按照西方一厢情愿的“现代化理论”走向民主化,也不可能在根据专制路线安排的经济体系中实现强而有力的创新。中国与此前的苏俄可以在某些领域以举国之力实现的技术上的赶超和突破,但都是为瞭解决狭窄领域中的特定问题,而且还得益于对西方技术的转移或偷窃。这两位学者继而分析说,专制国家可以提供巨量资源,命令个人努力工作,却不能命令众人生出创意。创新的土壤是自由,没有自由,就不可能有创新,而“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其实毫无自由”。

这就是江泽民所留下的有毒的遗产。在欧威尔的《动物农庄》中,用两条腿走路的猪,仍然是猪,不是人;在江泽民及其继承者统治的中国,即便人人都像江泽民那样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他们仍然不是享有基本人权的现代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