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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文:十年后,我为什么要辞掉上海的大学教职?

示意图(图片来源:Adobe Stock)

原来以乔葭兰的名字发表的,发之后一天多就在中国形成现象级事件,快速上升到十几万的阅读量,第二天就被炸号,导致我的手机号、名字以及身份证,不能在各种平台注册发表,包括微博、博客,qq空间,甚至bilib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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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中一些事件,值得记录。

我博士毕业后来到上海某大学,工作了十年有余的时间,一月初终于走完离职手续,与这个人生中重要的阶段挥手作别,朋友得知,十分不解,纷纷私信询问个中原由。我相信,越了解我的朋友越是困惑,他们心里一定会想,你远未达到财务自由,何来的底气,何来的勇气,辞掉这份大多数人看来都是相当不错的工作呢?

确实,我的经济状态的确一般,三十多岁博士毕业,来到高校,拿死工资,毫无投资意识,一遇人对房市津津乐道就觉得无聊,四十岁才买自己人生第一套房。照理说,理性的人绝不能这么草率,然而,我还是走出这一步,而且是经过长年的思考而作出了决断,最终由数个偶然事件激发而递交辞呈,一气呵成。

以下就跟关心的朋友们分享其中原因,算是一种汇报,也是对自己的总结吧。大体来讲,就是客观大气候跟个人价值观共同决定了。我准备先捋一捋个人那点心思情节,对这部分个人经历,情短愁长不感兴趣的读者,可直接跳过此节个人心境的剖白,看一些本人辞职背后的制度环境观察和叙事,包括本人对当下高校言论把控、行政体制等一些个人角度的体验和观察。

个性使然

记得大约五年前,一位北大毕业的师弟来我们学院找工作,跟我询问学校的情况,索要院长的联系方式什么的,他特别关心学校职称评定方面的标准,我回答道这个真不知道,还没关心过,当时我能清楚地回忆起电话那头他的惊愕,显然我的这个回答让他愣住了,僵在那儿有个几秒后,他尴尬地反问我那师兄你不关心职称那你关心啥?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价值观这个东西,人与人的确不同。

我绝不敢说能免俗,但可能属于那种更愿意追求一些虚的东西,钱财职称课题啥的,相对倒不太强烈,这也是我不思进取的一面,甚至我带过的一位研究生,跟我混熟了之后,也不只一次直言劝说,老师您写写文章申申课题吧。旁人一听,仿佛他是我的研究生导师似的。

我心里也明白,他之所以这样说八成因为研究生同学之间也会攀比导师,有名的导师他们觉得虚荣心得到一部分满足,这也是我一直不愿意带研究生的原因,我又没有什么资源介绍工作机会,自己也想多享点清闲,何苦呢?

实际上,我哪有那么清高,如果能让我自主选择一些自己感兴趣的课题,那我何乐而不为呢。然而,人生就这么长,你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放在哪里,直接表现了你的价值观。刚才我提到的那位我指导的研究生,毕业后在某地法院当法官,结婚时我是证婚人,去年有了自己的孩子,年前他突然联系我询问有没有门路拿到一种特质奶粉,原来他孩子挺可怜的,得了一种罕见的枫糖尿病(maple
syrup urine
disease)。我没帮上多大忙,但心里面一直过意不去,更感慨人生无常,更想追问有限人生里追求什么才是最关键的。

在我们这个被叔本华谓之为“作为表象的世界”里,人类更倾向于把幸福建立在脆弱的基础上,如权如财如名声,这些来去不定,说没就没的东西上。拿我工作的法学院来讲,前院长是位女性,作风干练,学术上也广受认可,国家级的课题拿了不少,明显是位好强争胜的个性,然而,当了那么多年院长,竟在办公楼里与一位副院长卷入一场冲突,从口角发展到肢体冲撞,场面上甚为难看,校内求告无门,甚至还被莫名其妙免了职,咽不下这口气,离退休只剩两年了,竟然也要调动到上海另一所大学。冲突的另一方,也是一位女教授,能力能量也不逊,当时也是不甘,群发邮件,严正控诉,密集举报,火力也是凶猛。

在我看来,都挺好的人了,都是多年的教授了,落个两败俱伤,似乎想不通还有什么值得让场面这么难看的,着实让人唏嘘不已。然而,这事儿再跟下面学院近年发生的两起事件对比,就又真得不是个事儿了。

一个同事,刑法学博士,年龄跟我差不多,比我进院早两年,2019年春节日本旅游期间,突发心脏病,抢救后活了下来,但一直处于昏迷状态,转运到上海到现在还躺在病床上不省人事;早一年,另一位同事,德国海归,民法学博士,八零后,新婚燕尔,2018年寒假在海南旅游,溺水身亡。

在学院工作这十年,每遇这类事件,我都会回想自己的一些经历。

2004年我硕士毕业后在一所高校教书,二十多岁,还是想折腾,因为很崇拜一位著名学者,特想考北大博士,周围所有人都说省省吧,这工作不错了,北大那边又没啥关系,难度太大。后来,突发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想做的事儿一定要做,做了,失败,那也算试过,人生中有这次经历。

这事发生在2006年,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本科大学同学,刚与女朋友领了结婚证没几天,还没办婚礼,却因车祸意外在广东去世,这事对我触动挺大,当时接到同学姐姐的电话通知时正值课间休息,内心震惊但情绪尚稳,接着上课,不到五分钟,突然爆发,泣不成声,泪涕泉涌,把整个班的同学给吓住了,估计当时学生们见讲台上的老师情绪崩溃,似又极力克制的状态,其表情之扭曲骇人,也是终生难忘吧。

他中山大学研究生刚毕业,妻也是中大研究生,外语系,妻子到广州的高校工作,本来计划她负责顾家,而他到公司,负责挣钱,却在入职不久,因与客户谈业务至深夜,回程与一辆土方车相撞而遭遇不测。没有比参加同学的遗体告别仪式最让人受刺激了,你一时无法接受那那木盒子里就是曾经帅气阳光的同学,几年前的假期,在老家聚会至深夜,我们俩个还挤在一张床上,咳一声还能感受到对方胸腔的振动。

发生在人类身上的诸多悲苦,正确的对待的方式,不是宽慰自己,而是应像塞内加说的那样,相像所有你害怕的不幸,必定也会发生在你身上,这样想你才能够真正地宽心。世事如风,命运赐于你的,你最终会失去,帝国颠覆,顷刻之间,况人一时之兴乎,思虑及此,还有什么放不下的?

从广东回来之后,我就豁出去了,当时我所在单位的领导有意想提拔我,到他的行政口帮他工作,可我一意要专职教学,以挤出时间读书准备考博,把领导给得罪了,穿了半年的小鞋,甚至惊动校党委书记在党委会上让纪委组成调查组,调查我的消极怠工问题。挺魔幻的。尤其对我这个非党员,享受的待遇真不低,好在没有被“双规”,就谢天谢地了。不在乎,虽然当时被折磨得瘦了一圈,管他的,该干啥就干啥吧。

此事过了十六年了,没想到,在上海,我又一次要把自己豁出去了。

 

亲身经历的高校体制

我去年十一月提交辞职报告,写了几千字,是想跟老同事好好絮叨絮叨其中的缘由,坦承自己对学院的想法,毕竟自己与这所法学院有一定的感情,同事们关系处得还可以,走前说点真心话唠唠。然而,在中国高校的体制内,感情都是行政调料,行政机器运转起来加不加佐料,都不重要。

最后,作为启动离职程序的辞职报告,被要求由几千字压缩成二十一个字,“因个人原因,提出离职申请,解除劳合同,请领导批准”。还有一个细节,我在原本辞职报告中请求明年春天办手续,提前打报告是为了学院工作顺利交接,然而自从我表明离意,新来的书记就体现出了高效上进的工作态度,在本学期结束前完成了我的离职手续。

对于我而言,在大学里讲课,最大的快乐就在于与同学们交流,享受在讲台上陈述自己思考的感觉,然而近几年以来,这种感觉越来越少了,这份工作所能给我带来的愉悦越来越少。

 

所谓学术自由者

我辞职的消息传开,院里主管研究生教务的老师有点不敢相信,专门打电话来问,我确认了这个消息。这位老师直率幽默,颇坦承,他停了一会儿,说也好,也难为你了,这两年来告你状的越来越多。

这一点说来倒也奇怪,我带过那么多研究生和本科生论文,这三四年来突然冒出来好多研究生和本科生,甚至学院同事,反映我学生的法史法理的论文选题与我们学院论文选题的实践性原则宗旨不符,甚至有反映有政治问题闹到学院,一次两次就算了,然而年复一年这样纠缠,向同事解释,开导宽慰学生,不堪其烦,算了,不想再连累无辜的学生们了,离职了就不当这个研究生导师本科生导师了。

指导一篇本科论文,题目叫《从看孔飞力的中华帝国法制观》,被举报有政治思想问题,教务打电话责问,怎么能说中国是“中华帝国”呢?我心里奇怪,乾隆皇帝治下的中国为什么不能叫帝国?又被问“叫魂”到底叫的是什么魂?我当时发了脾气,在办公室接教务电话说“绝不改题目”后直接挂断电话,音量有点高,后来有点后悔,早就明知教务等行政部门什么的才不管事件原委,不管实质曲直是什么,只管太平不出篓子,没人告状就好。这事后来,学院派一位经济法专业的教授专门来调查,最终题目必须修改,不过我说了我不会改,让他们改好了,只要别难为学生毕业就行。

曾指导研究生毕业论文写一个有关民国宪法的题目,我的学生将开题答辩情况反馈给我,说有老师认为这个题目可能要承担风险。我说不用怕,正常规范的学术研究有什么可说的,可她却被吓得够呛,最后她严格自我审查,重新改了题目。

我的领域因多涉及外国公法,常让硕士研究生写个外国宪法案例研究的毕业论文,答辩时必定会遇一两位答辩老师的炮轰,“中国案例那么多,为什么研究美国案例?”,“这对中国法律有什么实践意义?”这些问题屡次把学生吓得够呛,怕毕不了业,我只能夹在中间,安慰学生,向学院反映,不管用,第二年又重复这样的闹剧。

后来,学院专门出了个院内的解释性文件,有一条专门为我而订,说明法律硕士专业有涉法理法史研究者可以不具有所谓“实践性”,然而,这个文件放在同事电子邮箱里,并不能阻止这几年答辩季里各答辩组给我的学生们造成的麻烦,所以这一两年我也不得不有所调整,偏经济贸易类的题目出一点。

作老师,最不想发生的事,就是有学生因为导师,而不能按期毕业,而我在教学和指导学生过程中杜绝向学生灌输任何一种价值观,凡事就事论事,中立客观有学术依据地做研究,然而,即使如此,大环境越来越让人无法忍受。简直是到了动辄得咎,临渊走刃的地步了。

 

所谓教学尺度者

第二个原因,那就是教学环境上的因素,中国内政这几年有目共睹,高校思政全方位攻城掠地,现在上课,巴不得千人一面,千课一讲,与我素来授课风格与内容,总相龃龉,坚持不逢迎倒也困难,不光是授课愉悦感成就感愈来愈少,反倒是心理压力日增,自知政治素质不过硬,且不如让贤。

我一直认为,高校工作最大的快乐来自学生们,他们聪明有见识,他们心胸开放,包容接受新事物。而且,大学老师何其幸运,仅多读了几本书,稍有些个性,显得有些思想,就容易圈粉到一些同学,我一直很感恩这一点,并珍惜这些同学的友谊。当然,也有一些粉,是为了“套磁”提提老师的印象分,现在的年轻人,精得很,不过,从他们问的问题和听课眼神就能分辨出。

然而,还是有几次感受到学生对你讲授内容的不满。有一次印象和特别深刻,课上讲一个题目,谈中国传统上不重视自由,一位平时表现很不错的女同学突然起立,义愤填膺,说我讲得没有根据,让我拿出证据,否则就是将个人感情好恶带进课堂,不负责任。我举出几个名字和当下我国合法出版物的名称,萧公权《中国政治思史》钱穆《中国文化史》,张君劢《中印欧文化十讲》等请大家课下查阅,并再三强调课堂引用不代表老师观点,只作争鸣广开思路,请大家斟酌思判。

给研究生开课也有这类情况,谈中国古典社会性质为封建社会定性可能并不准确,谈马克思社会发展阶段论仅是一家之言,或为苏俄学者篡改而传入我国的这类话题,在一次给研究生开课中也被研究生要求拿出证据,也让我哭笑不得。

这几年,这些事情发生的频率似乎越来越多。不过,相较于近几年异见领袖纷纷堕落成川粉,这类学生就显得招人喜欢多了,起码他们情感真挚朴素,他们爱中国文化,爱国的情怀,也是可贵的可爱的,而且课堂上跟你公开辩论的,大多也是认真听讲,喜欢思辨的同学。有些同学还在我微信好友里,仍是朋友。

大多数认真听课的同学,求知欲强,正义感很强,也很包容,分得清是非,只要老师不偏激,持中允温和态度,正反立场都提及,尊重不同观点,好像也不似网上流传的中国大学告密成风那般严重。

大家知道,近年高校思想控制更深入,每门课大纲和教案重改,必须加入三个以上思政知识点,让人反感,后来发展到为节课都要有思政内容,“课程思政”由前几年的个别老师申请项目拿经费,发展到百分之百覆盖,每位老师都要把自己的课跟思政联结。

去年有一次课间,突然后门进来一位教务督导老师落座来巡查听课,课下走到讲台与我交谈,问怎么没听到思想政治的内容,我马上糊弄说您来前刚刚讲过,当时我班上的前几排学生马上应和,帮我糊弄搭腔,心照不宣,相视而笑。

 

“工程师”还是“打工仔”?

再讲一下第三点,现行体制和社会大环境之下,什么样的学生让你感到沮丧,以致于让你觉得会消弱大学教师这份工作的吸引力?答:确实有两种学生有这个作用。

每年的硕士生答辩,你都必须得忍受一些垃圾论文,部分学生对学术不敬畏,那种轻漫混毕业的态度随处可见,这也是社会急功近利氛围的影响。

有一次,某同学在论文中多次引用某著名版本的经典书目第359,358页,恰巧我刚又重读了一遍这本书,同版同年同社的版次,明确知悉这本书一共才197页。另有一次,有答辩论文脚注直接引用外文文献(非转引),我让答辩者解释什么意思,其支吾不语,当然了,因为这是大家俱不通晓的德语著作。更有一次,通篇上下与某学者论文结构逻辑和相当多内容完全相似,但参考文献就是没有列出,我问她是否看过该文,仿佛被人揭穿后她先是惊愕迟疑,然后承认确实看过,我指出故意不列出主要依赖的文献,这是学术不端,某年轻的副院长马上理直气壮地说,能修改地绕过查重,这就是本事。

这种事情太多,这里只举三个例子,如果一一记录,这十年找三百个例子都是可以拿得出来的。前已提及,大学论文开题答辩对选题的“政治正确性”有过分严苛的一面,然而,在学生的学术态度上,又体现出一种特别宽宏随意的网开一面。

这类学生让人沮丧,让人感到你的知识不值钱的挫折感,还有下面一类学生,数量虽极个别,但仍能让你觉得大学老师的尊严也不值钱。

这十年,本科生研究生本专业外专业的学生,我大约一共教过应该超过两三千位同学,总会碰上极个别粗鄙不堪的学生,印象中遇到两起,一次是2012年研究生,因对老师强调出勤而当堂出言不逊,以为自己是英雄,下课在微博造谣中伤恶语。

另一次是三年后全校本科通识公选课上,一男生在我课上一直不停说话,多次警告不理不睬,让他出去也不坐着不动,下去拉他,他在一百多位同学的教室里高声骂出好多句脏话悻然离开,事后才知他根本不是正式选修的学生,只是陪他的女朋友来上课而已,对他而言,谈情说爱时被老师打扰,失了面子,须要加点梁上好汉的气势,才能补回颜面来。我要求学校调查,他给我写了道歉信,说他有两个梦想,一个是当船长,一个是跟那位同乡的女朋友结婚,请老师高抬贵手,不要使他的梦想破碎。

这两位同学都未受到学校的处分,连警告也没有,我这里不是因为他们未受处分而沮丧,而是感慨大学教师可能表面光鲜,而实质他们在大学体制内部的卑下,连一个擅入你课堂的学生当众指着鼻子高声骂你SB,这种事件也既未惊动学生处工作人员动主打个电话回访或问询,也未劳动这位莽撞的学生所在院系的辅导员大驾约见安慰或调查。

大学教师,很大程度上,你就是个为学校打工的,“课堂上,老师讲的课是商品,学生是顾客,是上帝”,后边引号里这句引自本校教务处处长开会时对出席教师们所讲的原话。

这一观念后来在本院第二专业上更清晰地印证了。外院学生选修我院第二专业,交学费,假期上课,老师课时费高点,一节课三百块,修够学分毕业时可以拿到法学双学位。对待他们我跟本院学生一样态度,该挂就挂,上了两年,学院某日本海归背景的副院长打电话给我,说挂得有点多,影响学院二专招生,影响学院收入。我说这是我的原则,总共就32节课有学生旷20节还让过说不通,对其他认真学习的同学不公平,要是影响学院收入,我以后二专不上就是了。之后,我再也没任二专的课。落个清闲,享受完整的假期,挺好,教研室主任多次邀请我担课,我都一概推掉,说跟副院长打过招呼的,况且,这课时费,一定有人愿意顶。

这点坚持,是因为传授知识,不是提供服务,这是原则,也涉尊严。

 

所谓大学教师尊严者

接着这个话题,我们来谈谈相对于大学行政领导,普通的大学教师的尊严问题,也涉及与其他行业的对比。这算是我这一部分的第四点吧。

还是刚才提到的那位认为“学术不端只要抓不到就是本事”的八零后年轻副院长,他本科研究生都是本院毕业生,听同事说最近有人举报他“一稿五投”。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与他同一个研究生入学面试组,当时有一位参加研究生入学面试的女生,场面上表现很好,应付自如,落落大方,回答问题也可。这位副院长同事却很厌恶,而且表现得很明显,原因仅是因为女孩29岁,年龄较大,郑州大学的自考,已婚,安家在上海。女生诚实,问啥答啥,这些个人信息都未隐瞒,但却招致很不利的事果,这位副院长马上直言自己的歧视和不信任,说“你将来入学后一定不会安心学习,不会从市区坐地铁能来上课吧,读研期间会生孩子吧?”女生向他解释,阐述自己求知的渴望,他却大怒,打断她,并指着她厉声呵斥让她立即离开。

我当时为这位女生说好话,他当场怼我,“这种学生谁想要谁要,反正我不要!”虽然答辩组里还有一位同为自考出身现在已经奋斗到教授的老师也很认可这位同学,但没人再接话茬儿了。

这就是我工作的大学的现实,我想也是中国其他大学的现实,只要毕业答辩组或录取面试组里有一位院系领导,那他一个人的意见就是全组的最后意见,所谓多数原则,一票否决什么的,摆设而已,只有他(她)的那一票才顶用,其他老师就是来衬绿叶的。

这事过后,很长时间我都很难过,她屈辱地退出一楼那间会议室的痛苦表情总是被我回忆起来,我后悔当时应该立刻回怼过去,“你要不带,那我带就我带了!”可惜当时没说出来,过了这么多年,那位女生三十多岁了,不知她后来实现了读研的愿望没有。

我与那位副院长没有任何私怨,只是就事论事,但这里反映的可能是中国高校的现实,也是中国的某种现实的反映。必须承认,高校教师在中国所有职业里算是最舒适自由了,但高校里的官本位仍然无处不在。

这里还有一个有趣的例子。我喜爱网球运动,在国外时我专门研究他们网球场的使用规则,即所谓“先来先占,如有人在旁等候,则使用场地一小时后必须要让给等候者”;在我工作的这所大学,有三片室内灯光网球场,学校会为教师每周定期开放,算是一种职工福利,然而,其不成文的使用原则是“先来先占,打过瘾为止,若有领导来打,或有领导熟人来打,则须让给领导及熟人打过瘾为止”。前者的原则是平等和尊重,后者,没有领导的情况下是丛林法则,领导一来也体现了平等和尊重,领导更平等,更值得尊重。

几年前,曾有一位副校长,行事干练,也爱运动,网球场教工开放时段,只要他要光临,必定由有眼力且能力强者提前张罗,预留出最好的场地候着,打球的教师们会自觉将自己定位为陪练,以技术等级从高到低排列候补,菜鸟休来碍事,让领导打得尽兴,是当晚网球场上下的核心要务。

还是网球场,后来,本校新任校,有复旦背景,他长常在晚上散步到场地上,只要他一出现,老师们都特自觉,停下比赛满脸堆笑围着领导听讲,只有我不懂这仪式,躲到最远的场地上一个人练发球。我心里也琢磨着,人家领导也就是晚饭后溜溜弯儿消消食儿,看看打球儿,被这么一哄,还让不让愉快地散步了。

学院一位留校的辅导员老师,八零后,十年前一起打网球,谦虚有礼,对专职教师同事尊敬有加;年轻有为的他,几年后提拔为院副书记,在一起打双打,遇我配合得不如意,场上直接怒吼,“你他妈怎么打的”。

再来略谈一下大学教师的收入情况,毕竟,谁也否认不了,收入的多少,直接跟这个职业的尊严感有关系,更决定了每位大学教师的内心评价。

我所在的这所上海的大学。十年前入职的时候,一年下来,拿到手里,平均一个月将近一万,这几年高了些,平均两万左右。我有不少硕士同学在上海各区任检察官法官,各区行政部门如质监局,新区管委会等,跟他们一起吃饭,你能真切地感受到,你的收入,在他们眼里,就是可怜的温饱而已。

所以,大学里,有本事的,都是把外边来钱的兼职当主业,留下高校的编制,或满足虚荣,或者干脆就是为了作为校外兼职的辅助。学院里有那么几位老师,外边干得很红活,挣得盆满钵满,院内各种活动,几乎都不参加,一年也见不到几次面。好多学生也崇拜这类老师,有老师也乐于在上课时指着教室门口自己停着的宝马SUV,自豪说这是哪个老总哪个局长送我的。

有人可能会说,作为教师,灵魂是高贵的,无涉物质。好吧,没毛病,也对,尤其是你开的车,相比你教的学生们停放于校园里车子,其价值刚够那些车上的沪牌的价位时,可不才更衬托出沪C牌车里你的灵魂儿比较贵吗。

写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儿。大约是2013年,暑假过后开院会,当时的老院长面露不满地说,某教研室主任打电话说她以后不会来了。我当时挺诧异,上学期结束前她还突然打电话让我帮她代半节课,说要提前回家。后来有同事告诉我,人家老公是上海港作引航工作,凡船舶进港都要对其求着供着,来钱快得很,估计有不少可能是灰色的,他们这一走大概率就是跑路了,人家上海的房子都能不要,这份工作算什么?

可不吗,这份工作算什么?如果这份工作都不算什么的话,干这活儿的人尊严值几何?

 

难以割舍的师生情谊

本科生

前天我在朋友圈宣布我已辞职这个消息,许多好友都万分不解,甚至有我教过的两位同学私信我时说都流泪了,这也让我非常感动,鼻子也是酸酸的,甚至有位远在英国留学的同学,与我既是师生,也是球友,经常在一起打网球,他说他看我离职的消息,忆及四年往事交情,眼泪哗哗地掉,那一刻真是感动,也是酸楚泪下,从心底觉得,这些同学的友情才真是我人生无价的财富呀。

那段时间,很多记忆涌上心头,一次在四楼院办,碰到一位叫不上名字的同学交材料,主动把她考上纽约大学的消息分享给我,并告诉我说我的课对她影响最大;也有多次,收到毕业多年的同学信息,说我的课对他们产生多么大的影响。遇到这些同学们我真得很感恩,因为我这十年任教的课程,大多是最不具有实用性的形上思辩,无数同学望而却步,避恐不及,在实用至上的浮躁世情之下,能遇到对我的课感兴趣的同学实属不易。

一位无资格选课只能旁听的同学,去年四月份乘座网约车被认定为与核酸阳性的司机密接,必须接受核酸检测并隔离而缺了两节课,约我在办公室给她补课重讲《理想国》,那个下午,师生论道,闲雅温文,无涉俗务,颇有雅典学园聚谈辩真之风,这段经历也是我人生绝无仅有的奇妙,在当今之重躯壳而利来利往之烦躁时代,愈发觉得这些同学的可爱,在熙熙攘攘之中发现内心的宁静,确为作老师的幸运。

想及齐邦媛先生说的那一段话,教书从来不只是一份工作,而是一种传递,老师将所读、所思、所想与听我说话的人份享,教室聚散之外,另有深意。

十一月提交辞呈前后几日,我连续几晚失眠,辗转反侧,思绪惆怅,十年有余的光阴,或悲或喜,或后悔或庆幸,持续地冲击那夜色的平静。得到了学院的答复并开始走程序之后的一个多月期间,天天都觉得内心无限空虚,已经习惯了大学里的生活,硕士三年,某高校教书又三年,在北京读博士四年,上海的这所大学法学院教学又十年余,一共超过二十年的时间,一旦要彻底抽离,仿佛丢了魂儿一样,那种无限空虚的感觉,真是难以形容。像是肉身已经出发下一站了,魂儿还没准备好,紧赶慢赶追不上。而且这期间一旦有学院就手续问题打电话给我,每次都让我觉得有刀子在慢慢捅我,现在想起真是哭笑不得。

还记得最后一天,院办主任打电话给我,让我登录平台作一个固定资产转移手续,将办公室的电脑交公,却发现我的工作平台登录权限已被取消,我发了句牢骚,“够快的。本来还想到平台看看自己的教务记录和指导的所有论文题目列表,纪念一下呢。”

那位老师很热心地专门打电话给信息办,临时给我开通一天的权限。我就人生中最后一次以教师身份登录这所大学的办公平台,浏览自己这十年的历程,看看我教过的所有课程,打开一页页选课名单,很多熟悉的名字映入眼帘,五味杂陈,心情难以形容。

突然我在教务记录里看到一项“教评结果”的栏目,以往教务发邮件通知查看每学期教评结果,我都是拒绝查看了,这可能是“刚愎自用”的个性,或者是因为我有颗易碎的“玻璃心”不敢去看也说不定。最后一天了,肯定要看看,遂点击进入,没曾想,自有系统记录以来的五六年时间里,我的教评记录全是A+或A,这一点我真是没有想到。

合上电脑,另一种奇怪的忧郁涌来,这些同学们真是太可爱的,对老师也太宽容了,我有太多的地方做得不好,尤其对那些被我挂科的同学,被我强制要求出勤的同学,我突然有种负疚的感觉。

法律硕士研究生

再谈谈高校中的研究生群体。前面提到,这十年有两次与一个学生发生摩擦,其中一次就是与研究生。运气不好,十年前我刚入职就碰到的那一届研究生是公认是学风最差的一届,以后学院一直在进步,同事和我都感到后来的研究生学风越来越好。实际上,那次我也有部分责任,第一年来这所大学,我读博之前在一所警官学院教书,一上课都是起立敬礼的那种,军事化管理学生都特听话,老经验带到新环境,没跟上变化,以为研究生了,更懂事应听话了吧,谁知并不是,差了点,弄得不开心。如果时光倒流,以为现在丰富的经验,肯定能不失原则下达到师生皆大欢喜,毕竟,与学生们相处,总是能带来太多快乐的时光。

我这十年多一点的时间,一共带出来近三十位硕士研究生,与他们交往多了,慢慢地也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这个群体,按理说考上研究生拥有更大自由度,可能拿到更高级学位,应该踌躇满志才对,然而,据我观察,他们是高校里最不快乐的一群人。

有一次在办公室,我用了两个小时的时间,一字一句地纠正某研究生交我审阅的毕业论文初稿,并指出其中的多处或结构或细节的不当,她不停的附合道谢,满脸堆笑,并表示一定认真阅读文献并修改。但我却从她的眼神中看出异样来,也不愿意再看她强颜欢笑强要面子,不敢说真话的状态,我当时突然停下来,话题一转,盯着她,慢慢地说“我不知你现在精神状态如何,我建议你若有什么压力,不要硬撑着,可以直截了当说心里话”。话刚说完,没想到这一句话直接击溃她的心理防线,她当时竟崩溃了,眼泪不停涌出,在老师面前再也抑制不住内心淤积的情绪。

原来,前一段她司法考试没过,找工作没有头绪,写论文没有章法,我要求的法律英文阅读能力她也不具备,加之公务员考试没有时间准备,最后一根稻草是交往多年的男朋友又要分手,这些都足以让这位研究生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挫折。

记得有一次我校保卫处处长在谈及前几年发生在我校图书馆的“泼酸刀杀前女友案”中,说本校突发事件中,涉及研究生的其占比明显要多于本科生,并明示本校研究生素质比不上本科生的素质。仔细一想,这话可能没有考虑到,研究生这一群体所面临的社会压力问题,因为年龄的原因,他们比本科生面临更重的就业压力和竞争压力,还有一点绝不能忽略,他们都进入成熟婚恋期,这一点使他们比之本科生更可能经受社会和家庭的巨大压力,以及内心感情的需求和困扰。

学生们的原生家庭的阶级差距,也使同学们幸福感差距十分明显,我带过这么多研究生,基本上从精神面貌和谈吐的自信程度上就能判断出其家境如何,那些家庭优渥,或有社会关系的,其在就业方面基本上不会给他们带来多大困扰。2020年,因疫情导致研究生面试首次网上进行,图像直观,竟然也可以给老师机会一窥他们家庭条件,有的住宅装修讲究,家居舒适,光线明快,有的却没有写字台没有书架,竟是搬了小板凳近乎于蹲床边面试,更奇特的是,有学生面试时村里突然停电,这在大城市生活的同学们可能从来没经历过。

贫富差距无法避免,阶层鸿沟难以弥平之下,他们毕业后的机会也相当不公平。在当下中国社会高强度竞争压力下,在急功近利的社会环境下,这些法律硕士研究生们大多内心浮躁无助,他们非常得不快乐,我也一直认为,中国这么多年,经济成长进步得太快,国力迅速增长的同时,应该适当缓下脚步,等一等可能掉队的人群,安慰扶助一些失意的人们,毕竟,人,不是工具,人,才是目的。

 

都奔五了,还折腾?

奔五咋了?如果我还有三四十年寿命,我现在更担心的倒是,地球的健康是否顶得住这三四十年。人类现在人类面临的环境危机都这般严重了,人们还不是瞎折腾,我作为一个个体,跟人类的盲目自大相比,却反映了出奇的理性了。

在回答上海某位任检察官的好友询问时,我随意地说,不辞职,到退休,挣到300万左右,这是一辈子;辞职,没了这300万,但会活出两辈子。

说得轻巧,辞职前一个月,心却在煎熬,我一直无数次地自问,“就你特殊?世界上哪有让人百分之百满意的工作?你难道不能再坚持坚持?毕竟高校教师的工作还是不错的,起码个人稻梁无忧”“傻呀!趁上海手里还有房票,赶紧再买一套,置换个双卫不香吗?如果丢了单位就没资格买限供房了”,我自答,“可以,坚持没问题,哪怕再坚持几年也行,别人可以我当然也可以。毕竟人到中年,事业变故,是颇难承受之轻”,但转念又自忖,“你真能坚持到底吗?你能继续坚持15年以上到六十多岁退休吗?”

每每想到这里,不禁头皮发麻。

加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的寓境,与高校教师的日常,最为契合,学生铁营流水,年年轮复,老师迎来送往,情境极似,我若再咬牙坚持十几年,到了退休,可能落得回忆单薄,索然无味,后悔自己安于依循这种晨钟暮鼓的格式化生存状态,与其这样,我就冒险挪一挪窝吧,这工作该舍一舍了,拼一个人生二次方好不好。

存在主义者说,人类的存在似乎没有意义,有时甚至觉得何其荒谬,这种状态下,只有通过选择而享受人所注定的自由,创造人生的意义。也许人生太过循规蹈矩,我有点厌了,这样下去,感觉找不到生活意义,得尝试作一些人生的改变,外边走一走,让光多透进来点,让消极幽暗的心理亮堂一点。

 

辞了以后到哪儿?

好多朋友同事同学问我以后哪里高就。说实话,真没有朋友们想像的“更高”的出路,如果有一个稳妥的下家儿接着,那前面我写的一大堆,不都是瞎扯装蒜摆姿态吗?

从提交辞呈至走完程序,我这一步,如果不是柏拉图洞穴退出逐影竞赛拾级而上者,就是抛弃原来大石去推另一巨石的西西弗斯。辞职后,摆在前面的,就是完全不同的人生经验,于我而言,绝对是一种冒险。

写到这儿,发现自己都聊心里话聊到超过一万两千多字了,或又有人说,不怕得罪人?应该谈不上,这里所述全是事实,经得起良心拷问,所涉每个人仅就事论事,没有主观评断,谈不上得罪,再说,在宏大体制叙事之下,每个人的所谓“毛病”也是通病,更与个人本性等无干。况且,我这十年可能是本院黄金的十年,现在的学院领导层全面换血,“人不能两次跨入同一条河流”,本文所指的法学院已是昔日的全然不同的另一个法学院了。

我在前面已交待了,大体上我离职有两个原因,个人性情和体制环境,还有一点,就是一些偶然事件的汇合,最终触发了我选择在这个时间上递交辞职信。想到这些偶发因素也是比较复杂,更有波折惊险的一面,遂再准备写一篇以详细记录这人生一页,记下这两年的苦辣辛酸,无奈与决绝,描述这些个人事件背后的社会语境,同时也展望自己将来的去向,看我所谓的“第二辈子”应该是个什么样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