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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多少中国人幽怨“没人管了”?

维舟|“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看到有人讲了件小事:他去附近的公园散步,门口的保安大姐一直低头看手机,问她要不要看码,她只说现在不强制看了。那啥时候能把围栏也都拆了?她倒是有些幽怨地说:“这不都是为你们好吗?”

这像我们社会生活的隐喻:那些自主自立的个体不想要的障碍,都曾是一种强加的保护,因而中国父母在为自己的干预辩护时,最常见的说辞就是“我都是为你好”。

虽然现在很多自我意识已萌生的年轻人相当反感这个说法,但它的吸引力绝对不可低估,无数人都对那种受保护的安全感恋恋不舍。近期各地逐渐放开后,有一句话到处刷屏:“国家保护了你三年,接下来要靠你自己了!”——不管你如何看待,这种社会心态是真实的,并且有着深厚的土壤。

并不是所有人都喜欢独立自主,因为那不仅意味着要独自承担风险,还需要脱离原有的亲密关系。菅志翔在对保安族的研究中发现,1950年代推行民族自治时,人们普遍都不理解“自治”是怎么回事,甚至理解为“公家不管我们了”,而即便是那些积极支持实行自治的人,也多半是出于响应上面社会动员,因而“自治不是出自主体的内在需要”。

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听到“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负责人”时,第一反应不是高兴,而是幽怨自己没人管了。在隐喻的意义上,这是第二次分娩:个体不情愿地脱离母体,摇摇晃晃地艰难独立,从此就得自己面对那个陌生的外部世界了,对他们来说,那是一次失乐园的精神创伤。

我这么说,无意嘲讽,实际上,正如米尔恰·伊利亚德早就指出的,几乎所有文明的神话无不都在述说一种对原乡的思念之情,那是“对最初一体性的怀念”,就像婴儿仍处在母胎温暖、安全的子宫里。

精神分析学家卡尔·荣格也说过,现代人其实也时常受到一种退行的诱惑,也就是“把意识层面的自我人格交托给无意识的控制作用”,沉浸在无意识的混沌之中,折射出一种隐秘的愿望,那就是“世界和幸福可以作为一种礼物(从母亲那里)获得”:

正如无意识通常会把它变成戏剧一样,如果把这种情境变成戏剧,那么,在你面前的心理学舞台上就会出现一个过着退行生活的人,他在寻找他的童年和他的母亲,从一个使他无法理解的残酷冰冷的世界中逃离。

通常会有一位母亲出现在他的旁边,她显然丝毫也不关心其幼小的儿子应该长大成人,但她却怀着不知疲倦的和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努力,对于任何有可能阻碍他长大成人和结婚的事情都一一过问。

不必对人们的软弱予以苛责,毕竟对任何人来说,要从自己的洞穴中爬出来,都绝非易事。试想想,就算是冬天从温暖的被窝里挣扎着起来,都很考验人的意志,那自我意识的锤炼就更别提了。

以往很多社会学家都注意到,注重自主、自立、自治的个人主义正在中国社会兴起,但很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这些年来的社会变迁在拆散原基性纽带的同时,外部风险变得更不可测,此时,退行的诱惑实际上是增加了,因为如果没有健全的制度保障个体的自立,那么自然会有越来越多的人情不自禁想要回头去寻求得到庇护。

在这一背景之下,“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可能会不期然带来深远的意义,因为不论你喜欢与否,都会发现退回去的道路已经断裂了,不得不向前走去。

转变到来得如此之快、力度如此之大,但人们看来相当平静地就接受了,很顺利地就完成了从“买菜等待封控”到“买药等待确诊”的迅速切换。微信群里聊起,有位群友对此不无震惊:

我那些亲戚们刚发完了某阳性密接的行程轨迹,就开始转发解释“新十条”,乐观地说自己备了点退烧药要锻炼身体,他们到底在想什么?他们想了什么吗?

为什么他们能这么快切换?我想恐怕是因为,对很多人来说,这同样是一种对待不确定风险的小心谨慎。这就像是物种的生存进化能力:他们不是去追问那些天灾是怎么发生的,而是调整自己的行为来适应,那是在无意识层面进行的。

有人揶揄说,国内社会已经进入“都已经解封了还提过去的事干嘛”这个阶段了。胡锡进都说了,不要纠缠过去的是非了,过好当下,放眼未来,俨然形势一变,他又继续正确,而那些曾经正确预感的人,如今反倒成了落伍的怨恨者。这种反应意味着,像他这样的人拒绝让问题进入意识层面。

要让人真正成为独立自主的现代个体,那就不仅需要这种近乎本能的适应能力,还得在意识层面清楚地重新认识一系列概念,重建自我意识。在这方面,疫情三年是对无数人的一次触及灵魂的历练,胜过任何知识分子的启蒙宣讲。

豆瓣用户“肖浑”日前说了一件事:他父亲一向是顺民,“让他怎样就怎样,绝不反抗”,前一天忽然因混检有阳被隔离了五天,回来后他就说,这回“算是明白了,人什么都可以失去,就是不能失去自由。‘自由’这个概念,第一次听到从他嘴里郑重其事说出来。”

这次不少人感叹,人都是利益有损之后才开始醒悟,这当然意在讽刺人们空谈容易,只有“私利”才是真的,所谓“我真的有一头牛”。不过,有必要指出的是,即便私利受损,也未必就能触动一些人。

一年多前,我有朋友去苏州出差,当时防疫严格,他直到凌晨3点才找到一家宾馆愿意收留。老板娘说,生意很惨淡,连付水电煤气都不够,即便如此,她仍然深信中国的防疫是最好的,“你看看国外都死多少人了”。

这里的问题在于,人们所说的“好”,究竟是依据什么标准判定的?生意不好,老板娘肯定知道;但她为什么仍然说好?因为她判定的标准是死于新冠的人少。也就是说,在她的观念里,自己的利益损失,相比起那个更大的东西,根本不重要。

和朋友聊起,他说:“用哲学的话语来说,他们觉得最重要的那种好,应该是先于个体而存在的、客观的、本质主义的秩序。所以这样我们多少能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对那种个体自由的叙事深恶痛绝:这削弱甚至瓦解了这种本质主义的深化,在他们看来,将本质归于个体之上可能就是一种秩序的崩塌了吧。”

确实,在中国人的价值观里,个人利益排序非常靠后,导致人们对此认知极为模糊,又或觉得无法公开声诉,必须让位于更大的价值存在。他们恐惧私利带来严重的纷争,乃至物欲横流、弱肉强食,而自身也无法托庇于一个公正、强大的权威。

从这一意义上说,因自身利益受损而有所触动,至少也是值得肯定的一步,因为在原先那种未分离的混沌状态中,是没有“私利”可言的,即便有也是遭到压抑的——“无私”和“无我”正是一体两面。

也许多年后来看,这在中国社会的个人权利意识方面是一个关键转折: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确意识到自身利益,作为一个自主的个体,尽可能地为自己负责。就像数亿年前离开海洋登陆的第一批鱼类,他们肯定面临着许多未知的挑战,但毕竟发现了一片辽阔的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