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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运动”的根源、目的、后果及其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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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新冠状病毒再增死亡病例 网民冒险爆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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疯狂的反右运动(图片来源:维基百科)

今年是“反右运动”六十周年,笔者作为这场运动的目击者(笔者当年作为一名十七岁的高中学生尚无资格参与这一运动),鉴于这场声势浩大的运动给我们的国家和民族(仅指中国大陆)造成的影响深远而巨大灾难,以及当下中国大陆的中青年人对这场运动都知之甚少,笔者深感有必要让当代的中青年人了解一下这一段历史的真像,并希望更多的比我年纪更大的亲历者站出来揭开这场“反右运动”的真像和它造成的罪恶。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以下简称“毛”)在中国大陆实现了他自幼以来的帝王梦,当上了中国大陆名符其实的、挂着共产主义招牌的土皇帝(党中央主席、军委主席、国家主席)之后,其野心并未得到完全满足。因1953年3月5日对前苏联民众(包括各级党政军官员在内)犯下滔天罪行的前苏联共产极权魔头斯大林遽然去世之后,毛环顾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自感无论是在资历、心狠手辣、为达目的不择手段还是在玩弄权术的能力方面,在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已无人能出其右。一种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伟大领袖”舍我其谁的霸气就在毛的内心滋长、膨胀起来。

要充当世界共产革命的领袖就必须首先把中国大陆变成世界共产革命的大本营和基地,要这样必须先采取措施稳住自己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基础,必须把进行世界共产革命、赤化全球成为全国所有民众的唯一的共同思想,要做到这一点对于一贯擅长愚弄、蛊惑、欺骗民众的毛来说,对广大没有文化知识的普通民众,毛要做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事,但对于有逻辑思维能力,又有自己判别是非的价值标准的知识份子,毛知道要做到这一点是十分困难的,特别是1956年6月发生的波兹南事件,和10月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几乎使全世界的共产党、工人党,不论是共产极权阵营内的还是西方国家的,都从这两次事件中看到了苏式共产极权政治模式和经济模式内在的弊端,都在对此进行反思。

唯独毛泽东和中共从中吸取的教训与众不同。波兹南、匈牙利事件后毛泽东在分析事件暴发的原因时,居然毫无人性、恬不知耻地声称这是因为“东欧国家的反革命杀得太少,还有那么多反革命没有杀掉,结果一有风次草动,就会兴风作浪”。其言外之意就是:你看!我毛泽东刚一“解放”就通过“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一下子就杀掉了五百多万反革命和阶级敌人,没杀的还有一千几百万也被戴上“地富反坏”的帽子,他们不能也不敢乱说乱动。所以我们就没有发生过什么大的动乱。

毛还公开说:“匈牙利事件是出了好,还是不出好?既然有问题,出了反而好,有脓包总要出脓”。在这里毛无意之中道出了今后要“引蛇出洞”的原因。此外毛还认为苏共二十大赫鲁晓夫“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也是诱发波匈事件的根源,对中国也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毛认为:“(苏共)二十大刮了一阵台风,不仅发生了波匈事件,在中国的‘一些蚂蚁’也出洞了”。毛泽东还从波兹南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中敏锐地看到知识份子特别是大学生们在这两次事件中所起的巨大作用,他因此把中国大陆知识份子和大学生视为毛氏封建共产极政权机体上潜在的脓包,随时都有可能引发毛氏封建共产极权政权机体全身性的炎症,危及其政权的安全。

尽管毛“解放”后通过“土改”、“镇反”、“肃反”……等运动残杀了五百多万“反革命”和各式各样的“阶级敌人”(其中包括许多知识份子)生性冷漠、残暴的毛认为自己做得还不够。他认为中年以上的知识份子“解放”后被他通过各种运动杀的杀、关的关、整的整已经被他整得基本上不敢乱说乱动,但他心里明白这些中老年知识份子内心还是不服的,而以大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份子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不是打击和整肃的主要对象,他们在历次运动中所受的冲击较小,而这些人都是在民国时代完成的中小学教育,他们都经受过程度不一的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毛泽东认为这些青年知识份子对他潜在的威胁比那些被他整服、整怕了的中老年知识份子更大(毛和中共就是利用知识份子,特别是以学生为主的青年知识份子追求民主自由、希望在中国实现民主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独裁的愿望获得他们的支持,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

此外以中老年知识精英为主的各民主党派,自恃在协助毛和中共夺取中国大陆政权的过程中劳苦功高,不满于毛和中共“解放”后比国民党有过之无不及的一人一党独裁的做法,不时流露出不甘充当花瓶,要与中共分享政权的意向,这也令毛和中共不能容忍,决心要教训教训这些昔日的盟友,让他们老老实实充当毛和中共民主橱窗里的花瓶。

所有这些都被毛和中共视为中共共产极权体制机体上威胁其生命的潜在的大大小小的脓包。为消除这些隐患,毛决心施展一场规模巨大的“阳谋”给这些脓包引流,让脓包里面的脓汁流出来加以去除,以消除这些“脓包”对以毛为首的中共共产极权政权潜在的威胁。这就是毛要施展“阳谋”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一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运动”的最主要的原因。

此外毛发动“反右运动”的另一不可示人的原因就是毛早年作为一个半吊子知识份子(毛除了对中国历史和中国古典文学方面有较为丰富的知识外,其他方面知识是十分贫乏的,毛虽然干1914年至1917年在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就读了三年,除文史课外其他学科大都不及格,甚至交白卷,所以连该校的毕业证也没有得到)。他于1918年8月至1919年3月浪迹北京时,原想随赴法勤工俭学人员一起赴法留学或去苏俄留学,无奈其外语基础和学习外语的能力实在太差,无论他怎样努力,他都无法准确地念出那些法语和俄语单词,他不得不放弃赴法国和苏俄留学的打算。

囊中羞涩的毛,在北京衣食无着,经他在湖南省第一师范的老师杨昌济介绍给北大图书馆馆长李大钊,在北大图书馆当了一名月薪8块大洋的图书管理员,总算解决了衣食问题。

毛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这段时间,一心想结交北大的那些学富五车的名人学者,却遭到这些名人学者们的冷遇。毛泽东1936年在延安的窑洞里,向美国记者斯诺谈起他在北大图书馆工作的这一段经历时,还心怀怨恨地说道;“由于我的职位低下,人们都不愿同我往来。我的职责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他们大多不把我当人看待。在那些来看报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导者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我曾经试图同他们交谈政治和文化问题,可是他们都是些大忙人,没有时间听一个图书馆助理员讲南方土话。”

在北大图书馆的这一段屈辱的经历,深深地制伤了毛的自尊心,这就是为什么毛在中国大陆当上土皇帝之后,尽管毛有在北大图书馆工作、从事“共产革命”话动的一段经历,“功成名就”之后旧地重游本是人之常情;而“解放”后北大校长马寅初又再三邀请毛到北大视察、演讲,毛始终找借口拒绝重返北大这个昔日令他伤心之地的重要原因;还有在毛怀抱实现自己帝王梦的目的投身共产革命的早期,那时的中共党内高层领导大都为高级知识份子和留苏、留法回国的知识份子诸如陈独秀、李大钊、李达、张申府、李立三、张闻天、王明、秦邦宪、张国焘、周恩来、陈毅(周、陈二人后被毛所慑服)……他们大多不把毛这个从偏僻的韶山冲走出来,操一口难懂的湘谭土话的半吊子知识份子当一回事,毛当时受尽了他们的蔑视、排斥、打击。

毛是一个自视甚高,自尊心又极强的人,所有这些都在毛的内心深处种下了仇视知识份子的种子,而毛又是一个心胸狭隘、睚眦必报的小人,因此报复、打击曾经蔑视、排斥、打击过自己、曾经不把自己当人看待的知识份子,成了毛追求的人生目标之一。所以毛决定利用防止波匈事件在中国发生为借口,在中国大陆发动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以彻底击垮知识份子的自尊心,使中国大陆的知识份子成为被打倒、跪倒和拜倒在自己脚下的奴才。他们要么被打成、被丑化成斯文扫地、自尊心全无的全社会不可接触的、衣食无着的贱民;要么抛弃自己的人格尊严,沦为毛和中共的御用工具,为毛和中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摇旗呐喊。

为了“引蛇出洞”以便找到对知识份子进行彻底打击的借口和把柄,毛从1956年波匈事件之后,便进行了精心的策划,毛在1956年11月召开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东欧一些国家不断在政治上(出现)混乱,基本问题是领导层没有阶级斗争观念,是阶级斗争没有搞好,那么多新老反革命没有搞掉,这方面我们要引以为戒。”

1957年2月毛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上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提出:“革命时期大规模疾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并没有完全结束……(阶级)斗争要几经反复,还要持续五十年、一百年。”毛在讲话中还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所谓“双百方针”引诱知识份子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里已显示出毛已决心要“引蛇出洞”打着“阶级斗争”的幌子来对知识份子进行整肃。这年4月10日《人民日报》按照毛的旨意发表《继续放手,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1957年4月11日毛对负责文化、宣传的领导人说:“我赞成放,放得尽些,才能让各阶级都出来表现。不放,怎样来辩论?放半年,不够,放一年。左派要有准备。”毛在这里促使文宣部门配合“引蛇出洞”。

这年4月27日毛通过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一场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的整风运动,这场运动其名为发动全国为行各业、各阶层民众帮助共产党整顿工作作风的运动,其实是毛诱使广大民众,特别是知识份子发表自己的意见以授毛和中共把柄,对民众(主要是知识份子)进行打击、惩处的有预谋的“引蛇出洞”计划。

五月上旬毛和中共以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型式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帮助党的整风运动,在此期间,中共在全国各地召开了大大小小的呜放会近三万次,民众(大多是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响应毛和党的号召向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干部提出了三十七万余条改进工作作风的各种批评、建议(其中绝大多数即使按中共当局自己的标准来衡量都是善意的)。

此时毛和中共见引蛇出洞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毛和中共立即翻脸。毛在《情况通报》上批示:“一放,各阶级就会表现出来,原形毕露。共产党执政还不到八年,就有三十多万条意见、错误、罪状,那共产党是不是该下台?那我姓毛的不是要重返井岗山!”

五月十五日毛强词夺理、歪曲事实写了《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文中毛写道:“我党有大批知识份子新党员,其中有一部份确实具有相当严重的修正主义思想。他们跟社会上的右翼知识份子互相呼应,联成一起,亲如弟兄……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观得最坚决最猖狂。……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毛在这里歪曲事实,事实上以知识份子和青年学生干部为主的民众真诚帮助共产党整顿工作作风的事情并没有发生变化,发生变化的是毛和中共的手腕,已由原来的“引蛇出洞”变化为“聚而歼之”,要把大批自己浮到水面上来的“鱼”一网打尽。

六月六日毛和中共中央终于图穷匕首见,发出了《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份子进攻的指示》,从此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右运动”,运动一直持续到一九五八年年中。

实际上“反右运动”是毛和中共为巩固其统治而精心策划的以打击、整肃、丑化知识份子为目的巨大政治阴谋。毛通过他精心策化的这场阴谋不仅达到了使知识份子成为被打倒、跪倒、拜倒在自己脚下的奴才;并成功消除了知识份子对毛氏封建共产极权政权的威胁,毛通过这场“反右运动”还充分发泄了他内心深处郁积了多年的对知识份子的刻骨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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