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文|AI财经社 荆文静

编|梁夜

“‘打’不过他们。”

刚从深圳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小马感慨，他本来想开启一项为客户装机的创业项目，装一台可以赚50元钱。“他们”指的是在深圳华强北地区装机的打工仔，来自农村，初中学历。

小马本也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1993年，22岁的小马研发设计了“股票行情分析系统”。在当年，该系统卖出了5万元的高价。小马最受人瞩目的成绩是，27岁的时候，他创立了互联网巨头腾讯帝国，目前市值达3万亿港元。2018年，腾讯与谷歌苹果、亚马逊、微软等跻身全球十大最有价值。

小马实为马化腾。在1993年的深圳乃至全国，像马化腾这样的人物也不免对华强北里的人刮目相看。彼时，华强北开发也才不过10来年。1988年，赛格电子开业，为日后华强北成为“中国电子第一街”埋下根基。繁盛时，”华强北走出50多位亿万富翁”“一米柜台月租几十万”的报道并不鲜见。走在不足一公里的长街上，华强北里的生意人走出了在全球电子产品制造中心漫步的气势。

然而今天，对于华强北来说，曾经“华强北感冒，全国电子市场打喷嚏”的自信似乎少了些底气。 山寨机衰落、电商发展、国产手机崛起、制造业加速升级等冲击让华强北不复当年，空置率曾被曝达到40%。

山寨

“山寨”是华强北撕不掉的标签。“山寨之都”、电子界的“莆田系”是华强北给人的印象。不足一公里的商业街上，华强北汇集了电子、电器、通讯、钟表配套等行业。随着寻呼机、个人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的迭代普及，华强北的山寨业务也与时俱进。

1988年3月28日，1400平方米的赛格电子配套市场开业，这仅仅是赛格工业发展大厦一楼的部分区域。随后，随着生意的火爆，不到两年，整栋大厦八层楼面全部被电子配套市场占据。

最终，华强北靠着手机扬名。1998年，诺基亚推出了国内首款“诺基亚6150”，这是国内第一款支持中文短信输入的手机。1999年，Nokia 3210上市，全球销量1.6亿台，开创了直板手机内置天线的时代。

根据钛媒体的报道，2000年以前，基于国外品牌的手机销售，形成了国内的贸易分销体系，国包(－区包)－省包－地包－零售商。其中国包商为一个品牌在一个国家的总代理，一般只有一个，然后到各个大区，形成金字塔结构。在这个销售体系中，国包商风险最高，省包竞争最为激烈，地包和零售商获得较高的单体利润空间。2008年，深圳国包商超过2000家。

当时做手机零售，只能找华强北的批发商。根据澎湃新闻报道，繁盛时，华强北的“一天”是这样度过的：从早上9点开始，卖场9：30一开门，全国各地口音的零售商随即挤得马路水泄不通。有人对澎湃新闻反映，那时批发商甚至可以控制某一款手机的价格。

最终，助力华强北走向辉煌的是山寨机市场。2003年，台湾公司联发科突破了诺基亚、摩托罗拉等公司垄断的芯片技术，推出了第一款单芯片手机解决方案。华强北凭借成熟的电子元器件产业链，迅速独占鳌头。有当事者回忆，2003年-2008年，是华强北的辉煌时代。摩托罗拉、诺基亚、三星、西门子、爱立信的名气让华强北的山寨手机成为抢手货。一夜暴富不再是神话，华强北挤满了淘金者。华强北一度“一铺难求”，甚至传出被炒到一个柜台租金几十万。

在诺基亚、摩托罗拉辉煌的时刻，华强北的山寨机也走出国门。2009年，iSuppli公布报告称，2008年中国山寨手机的出货量为1.01亿部，到了2009年，预计达到1.45亿部之多。在印度、俄罗斯、巴西等新兴市场，山寨手机尤其盛行。由于是“灰色市场”，山寨机的具体数量始终难以估量。

2018年，在一次访谈中，家电行业巨头创维集团创始人黄宏生提到，自己曾经考虑做手机，但去了趟华强北，就放弃了。“华强北路十个人的公司，就能够为非洲一个国家提供一款手机。芯片都进口的，软件也都是拿来主义，做手机的门槛太低了。”

黄宏生也“打”不过他们。

政策严打山寨

一个企业摆脱“山寨”标签比一个地区要难很多。曾经孕育出腾讯、创维、大族激光的华强北一直在摆脱山寨道路上止步不前。

2008年的经济危机，结束了华强北的辉煌时代。2011年的政策变化，给了华强北新的冲击。

2011年开始，深圳有关部门对华强北有了新的希冀：“品质华强北”、“诚信华强北”。

福田区政府有关负责人曾将华强北在前期扮演的角色解释为：“任何品牌在创造之初的模仿和学习的过程，在这之后才有自己的品牌出现。”他表示，“但是如果自身没有知识产权的概念，不遵守国际市场的规则，必然对我国品牌的发展有弊无利。”

2011年，根据深圳商报报道，为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营造良好市场形象，有关部门对华强北山寨市场展开严打。澎湃新闻报道，彼时，在华强北路，遭遇警方突袭打假，藏身居民楼中的山寨手机商纷纷销毁证物。上千部山寨苹果、诺基亚手机从18层的居民楼上被扔了下来。

政府的坚定信念引发了华强北首次“倒铺潮”，约三分之一的商户撤柜。从此，华强北的山寨市场出现了动荡。

     

   

国产手机的冲击

除了政策，市场对山寨产品也开始出现不同的声音。

2010年，伴随着苹果手机的兴起，国内智能手机市场出现井喷式的增长。2011年，小米横空出世。定位高端品牌的苹果提升了国民对于品牌的重视。而小米、OV、华为等国产手机品牌的蜂拥而起，凭借高性价比迅速收获了众多市场。

群雄逐鹿的形势下，价格战一触即发。根据雷科技的报道，2013年在小米性价比模式成功后，荣耀从华为中独立，中兴成立子品牌努比亚，小米则祭出红米千元机产品线。

与苹果、三星策略不同的是，国产手机对中低端消费者的重视，让山寨手机唯一的价格优势逐渐消失。

“衰退是整个山寨市场的衰退，”ChinaBBB国际采购平台运营总监谢玉芬曾向深圳商报表示，“原本靠山寨起家的华强北厂商进入不了3G市场，所以正面临着被淘汰的危机。”

除此之外，曾经流向不发达国家的电子产品也出现了困境。印度、孟加拉国、阿联酋等国家逐步加强市场规范，此举对以出口贸易为主的华强北厂商更是致命一击。

国产手机逼退的不止山寨机销售。杂牌山寨机生产的上游——手机代工厂也出现了危机。山寨机没有了市场，以杂牌山寨手机为主要代工客户的代工厂家也危机渐显。

 “愿赌服输,我输了。”2015年1月3日，东莞市兆信通讯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高民自杀，临走留下了一封绝笔信，字里行间流露出代工厂生产的不易。

乌云笼罩着的区域并非只有华强北。以东莞、深圳等地为代表的珠三角制造业，特别是以中低端为主的中小手机代工产业都在生死线挣扎。

此时的华强北，面临的更多的是手机行业洗牌带来的危机。紧随其后的制造业加速升级、产业升级带来的危机，此时还未显现。

     

     

电商给华强北致命一击

放在整个时代背景下，称华强北是“成也山寨机，败也山寨机”似乎还不够准确。

2007年，淘宝网成为亚洲最大的网络零售商圈。这一年，淘宝网全年成交额突破400亿，成中国第二大综合卖场。

电商的崛起为实体店带来了危机。房租、生活成本等压力让华强北的店铺出租率不断下降，曾经一毕业就想要到华强北掘金的年轻人也少了许多。“许多年轻人也不愿意再到实体店学习传统的经营经验。”

2013年，华强北街开始了长达近4年的封路改造，规划发展成以区域性的电子专业市场为代表的国际物流中心、多元混合的市级商业中心、高新技术研发中心等多功能的综合性片区。2017年初，华强北正式重新开街。商区整洁一新，新格局释放超过2万平方米的地下商业空间。

但4年的封街让华强北变得有些迟钝，电商的迅速发展又让华强北措手不及。根据商务部统计，2012年到2016年，我国网络购物用户人数从2.42亿人增长至4.67亿人，增长近一倍。电子商务交易额从8.1万亿元增长至26.1万亿元，年均增长34%。其中，网络零售交易额从1.31万亿元增长至5.16万亿元，年均增长40%，对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加值的贡献率从17%增长至30%。

2015年，时任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福田分局华强北所所长的林伟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华强北所辖范围的商场最近几年出租率都在下降，最低的只有30%，没有一个商场的出租率是100%。

2017年，澎湃新闻曾报道，称阿里给了华强北致命一击。

     

   

靠创新实现蜕变

一段时间内，从华强北发家的腾讯似乎和华强北站在了一起，双方有了共同的敌人。

多年前，腾讯上线拍拍网时，马云认为腾讯的拍拍网是抄淘宝网，“现在腾讯拍拍网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创新，所有的东西都是抄来的”。

但腾讯并没有受到此影响。“最聪明的方法肯定是学习最佳案例，然后再超越。”腾讯不断通过“超越”立足。

电子产品不断更新换代。从手机、电子手环再到无人机等，华强北似乎还有机会。紧跟潮流的华强北还一度卖过矿机，追随虚拟货币步伐。

对于华强北来说，“如果不转型升级，不创新品牌，我们就永远跟在别人后面，也就无法与世界竞争。”福田区政府有关负责人曾这样阐释目前的状况。

华强北正在试图蜕变。2015年7月12日，华强与腾讯联合举办“双百亿创客”发布会。发布会上，华强与腾讯宣布分别投入100亿资源，在未来的三年内，打造出100家市值过亿的新型创业公司。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与腾讯创业基地、福田投资、前海国际资本管理学院、青番茄、深圳湾、IC咖啡、青铜剑工业4.0孵化器等机构共同组成了深圳创客联盟。

如今三年已经过去，成就无从得知。根据深圳特区报报道，100多个国际创客团队先后来到华强北，把他们的创意变成产品，然后在美国、欧洲、东亚的融资平台进行融资，之后再回到深圳进行工业化生产。然而，根据投资家最新发布的一则报告，2018年上半年募资比去年同比下降56%。投资环境略显严峻。

2016年，华强北国际创客中心落户河北石家庄。2017年，河北雄安新区成为投资新热点。

对于如今的华强北来说，转型升级之路并非易事。